【大紀元5月25日訊】在多年迴避之後，中共官員今年重新在公開場合拾起民主改革的話題，似乎時光和謊言已經堆積出足夠的屏障，可以保證他們的聽眾不至於再把「民主」這個字眼和八九年的運動聯繫在一起，他們也不必再面對自己曾依賴「六四」血腥鎮壓維持統治的尷尬史實。
但是，像王維林那樣獨立長街的個體公民，以及八九年千千萬萬和平示威者與正規軍機槍坦克的對峙，將會在歷史上留下永久的巨大問號：當時支撐這些人與暴力專制工具相對抗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治信念？「一時衝動」之類的說辭，絕對無法解釋那些曾經震驚世界的歷史景象。自八九年至今，我始終相信，這是一場追求民主的群眾運動。
參政議政的動員潛力
從民眾的參與方式和動員方式看，八九年時大多數民眾白天上街遊行，都會打出工作單位的旗號，似乎這樣能讓人們感覺更加理直氣壯，反映出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參加者希望集中表達的政治意願，是在增加「參與」的機會，而不是推翻現政權。注意到這方面，才能更準確地理解持續一個多月的運動，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的自律品格，而且當時的自律並非出於對官方「秋後算賬」的恐懼，毋寧說是帶有極強烈的自豪和對官方強迫治理方式的挑戰意識。其核心精神正是民主所依賴的廣泛參與。
而一到晚間，人們就更多地以個人身份走上街頭，更為暢所欲言，也更加頻繁地與官方代表發生正面衝突。這種日夜兩面的參與方式，到運動後期逐漸溶合，越來越向拋棄單位面具的方向發展，既提醒我們當初「四二七大遊行」時那種鋪天蓋地、完全不借助於「工作單位」的民眾參與，也說明，即使學生曾試圖以喚起「同情」為主要手段，當時真正有效的動員機制卻遠遠超出同情和聲援。「同情」只是表象，無論是「四二七」，是戒嚴令，還是六三夜間開槍，最大規模的參與，總是發生在直接反對政府強硬措施的時候。不妨說，八九民運和今天的維權很相像：被粗暴否決的公民權利，總是能最有效地實現對民眾的最大動員。動員的真正基礎，則是對民主參政的嚮往和要求。
絕大多數六四死難者，都是以普通公民的個人身份，因為不能接受當局對公民權利施暴，而在致命時刻出現在致命的地點。紀念「六四」和要求「還政於民」，從來難以分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他們是為追求民主而流血犧牲。
「如果學生成功了」
不願正視或有意掩蓋八九年民主內涵的人，總是迴避運動當時的全民性質，只看著學生，並經常根據各種細節，振振有詞地質問：如果學生上台，不是會比共產黨更獨裁嗎？這完全是無中生有。
八九年不但民眾追求民主參政，學生也決不僅僅是在博取同情，更談不上要挾政府、妄圖取當局而代之的問題。儘管由於長期鉗制而缺乏建立組織的實踐經驗，八十年代畢竟有其開放反思的社會背景，尤其是方勵之等人關於民主改革的言論廣泛流傳，自治和公開的原則逐漸得到重視。胡耀邦逝世不到一周，經由悼念活動開始的學生運動已經形成很多自治組織的萌芽。一旦個別活躍分子（劉剛）牽頭，跟上來的就不光是匿名的隊伍，而且各校都有以真名實姓站出來的學生代表，這是與以往學運的最大不同之處。
以學生證為證明，用真實姓名參加運動的學生，首先面臨的是自己言行的責任，其中包括與本校學生群體的關係。當時高度壓縮的時間空間以及巨大的政治壓力，為學生組織民主程序化帶來重重障礙和阻力，使這種關係常常停留在經不起檢驗的虛擬狀態。即使如此，一直到運動後期，甚至到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最後時刻，廣場指揮部的封從德等人仍然以公開「投票」的方式決策，就說明當時學運內部對民主授權方式的高度依賴。
再看一直為人詬病的學生「排斥民眾」，如果以學生組織為當時全民運動的自覺領導者，這自然是非常錯誤的傾向。可是如果是看學生對授權來源的自覺，這又正表現出基於民主原則上的不肯越權。其實，以「文革」歷史驗證，學生運動被「摘桃派」劫持的真正危險，恐怕來自知識精英並有實權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不是站在抗議前列的學生組織。根據八九年的認知和實踐水平，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假若那時政府在民眾抗議面前垮下來，接踵而至的，決不會是學生組織的獨裁和專制。學生組織將會第一個要求各界通過選舉授權來分擔學生已不堪負擔的過重的社會責任。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最有可能成為承擔下一步民主進程的代理機構。
民主這個好東西
關於民主的言說層出不窮，尤其是在今日中國，頗有越說越糊塗的趨勢。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模糊民主的基本含義和功能，使其陷入相對主義的不知所云。在簡要說明這個問題之前，我想也許有必要先釐清「共和」和「民主」的基本差別。我以為，所謂「共和」（republic），強調的是參與者的自願結合與起始授權；而「民主」（democracy）則側重於結合後的政治操作程序。中國早已廢除君主制，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承認「共和」在前，才能實現「民主」於後；只有實現「民主」，才能保障「共和」的原始精神。二者並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證互補，同樣強調社會成員相互之間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參與權利。
例如，八九年絕食學生內部就類似於一個小共和團體。但如果他們以各校一般代表的名義發言，就會在「共和」和「民主」的意義上同時發生越權危機。這是當時已經意識到的。至於說「民主」，雖然實踐中有很多重大問題，可那時學生和民眾已經有共識，相信民主的基本功能就在於選舉和決策，在於保證不同主張的人都有機會充分說明立場，供參與者選擇。這應當就是對民主最簡要的認識了。
以此衡量，則國內政治現狀距離實際民主相差甚遠。這正是新的社會衝突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中共當局持續反腐敗，為什麼收效甚微？就是因為幹部選拔制度已經退到比皇朝科考舉士還靠不住的「政績」考核。一方面無法控制任命體制下傳統調任和迴避制度的節節退縮，退到只有省市高級領導能被「空降」的孤家寡人地步，一方面又拒絕民主選舉和監督，難怪腐敗網絡乘隙孳孽。同時，地方決策權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擴大，官員利益地方化掌控下的決策機制，不斷激化民眾和地方官員之間的衝突，達到不勝防堵的程度。中共當局一天不開放民主決策的渠道，一般民眾與地方和中央特殊利益集團之間的突發性衝突，就永無消減的可能。
民主這個好東西–八九年的學生曾直覺地珍視他們尚不完善的民主實踐；八九年的民眾曾勇敢地以熱血和生命捍衛他們追求的公民權利。在紀念八九「六四」十八周年之際，我期待著當年的精神再次弘揚，讓中華各民族的每一位公民早日實行自己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的權利。
二○○七年五月七日於美國洛杉磯
（作者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現為自由撰稿人）
──轉自《動向》07年5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