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東方2007年2月4日華盛頓報導)圍繞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禁止章詒和的《伶人往事》等八本書的風波並沒有停息。這一事件除了在海外媒體引起抗議風潮之以外，在中國大陸內部，目前引發越來越多的學者和一些共產黨老幹部對章詒和等表示聲援。
*禁令不形於文字 怕秋後算帳？*
據香港明報報導，前新華社副社長、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現年89歲的李普發表聲明說：
“ 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通過所謂通氣會，再次口吐蓮花，一口氣又查禁8本書，而不是用發文件或其他文字形式表達行政意願，是一種心虛表現，是怕日後形勢變了被秋後算帳。做法與胡錦濤強調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針鋒相對，更與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馳。”
香港明報援引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賈西津的話說:“在此我願簽下自己的姓名，表達支持章詒和依憲維護自己的權利，呼籲有關部門確立公開、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規範，拒絕非公開、非法律、人為性思想審查的潛規則！”
*出版署否認*
在海內外的巨大壓力下，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官員通過海外媒體新加坡《聯合早報》對禁書的風波進行了解釋。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負責人在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表示：“不存在查禁的問題，這次我們一本書都沒有查禁。”
聯合早報援引該負責人的話說：“沒有所謂『八本禁書』的事情，但是確有五本書在會上被點名批評，包括《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因為有讀者投訴該書美化了侵華日軍。湖南文藝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在這次會議上也受到了批評。”
*央視強調出書多*
中國問題觀察家還注意到，中央電視台在禁書風波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之際，在1月30日晚的《新聞聯播》特意播放一則新聞，說中國出版事業在2006年蓬勃發展，發行了大量的新書。有中國問題觀察家把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解讀為變相對新聞出版總署正名。
聯合早報分析說，官方謹慎的回應方式顯示，當局相當重視外界對事件的看法，試圖釐清事實和說明立場，同時希望平息輿論因這起事件而認為中共正縮緊言論空間的疑慮；可是事件估計並不會因此而告一段落。
*胡平：官員理虧心虛但依然嚴控*
總部設在紐約的刊物“北京之春”總編輯胡平認為，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收回禁令，是海內外壓力的結果，但是，他認為這並不能解讀為中共願意實行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
“我想當然和海外的壓力有關係。章詒和作出了非常強硬的反應，另外，包括國內的學者，作家，海外輿論，都有很強烈的呼應。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這次點名點姓提到鄔書林，過去這種事情，當這個問題這麼鮮明的提出來，而且落實到個人的頭上，這就對當事人本人形成很大的壓力。使得他顯得很不光彩。
“現在的中國畢竟和四人幫和毛澤東時代不一樣了。中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完全是混亂的。一方面，要堅持一黨專政；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世界潮流是甚麼。不像過去的共產黨官員，他們真心實意地相信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相對抗。所以他們做這樣的事情，總是理虧心虛。但是實際上，他們不會因此而放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
“所以最高領導人講的話總是含糊其辭，既要給你一種比較開明的印象，同時又不是真正要兌現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作者抗議*
據香港明報報導，顯然這個事件並沒有完結。章詒和斥責新聞出版總署的回應是“睜眼說瞎話”。章詒和的律師也表示出版總署的解釋“自相矛盾”，強調當局的查禁行為是違反憲法的。
另一本被查禁的書《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的作者，中央電視台編輯朱凌表示，她將在自己的博客中連載禁書內容，以示不滿。
《人民日報》前資深編輯、被禁書《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的作者袁鷹在沉默多日後也公開說話。香港明報援引他的話說：”出版署有他的權力，我有我的自由。”
*出版社證實*
針對新聞出版署負責人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獨家採訪的時候聲稱一本書都沒有禁，一些海外媒體分別向禁書事件的多間中國大陸出版社查證，他們都證實有查禁的消息，有的出版社甚至遭到扣減書號的嚴厲處份。
出版禁書《滄桑》的上海文藝出版社負責人對明報記者表示，他們接到的命令是要把出版的《滄桑》全部回收銷毀。 出版《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的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負責人稱，已經在全體員工大會上宣佈了有關處份，領導和責任編輯寫檢討，獎金被扣發，今年的書號也要被扣去百分之二十幾。出版章詒和《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藝出版社負責人對明報坦言，《伶人往事》雖然沒有被強行下令回收，但上邊已發話“不能再版”。
*書在賣≠未查禁*
有聽眾寫信說，目前，章詒和的《伶人往事》仍然可以通過郵購買到。一些海外媒體駐京記者在北京的西單圖書城和王府井書店仍然見到有庫存的《伶人往事》待售。章詒和的律師浦志強表示，書本繼續在賣和書本被查禁是兩回事，《伶人往事》禁止再版，就是一種查禁行為。
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說，這一事件的發展超乎原來的預想，到目前為止，反映出中國官方試圖同民間輿論互動的一種謹慎嚐試。
聯合早報認為，無論是訴諸法律或是通過說理，官民在過程中的對話和碰撞都是學習和經驗的累積，而言論空間必然要在這個拉據中切割出更大的天地來。世界對北京奧運和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各類想像，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觀察政府如何應對問題。妥善處理禁書事件對於官方而言，意義恐怕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