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6日訊】
中共不知道政改是自己的命門
中共是否會政改？何時會政改？會怎樣政改？這是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最大的政治懸念。人們普遍認為，政治改革是一個充滿了機遇與創新的高度不確定的領域，將會比經濟改革具有更多的變數、呈現更加豐富多彩的可能性。這些變數與可能性一旦展開，必將為中國的未來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選擇餘地。人們也普遍認為，如果中共始終推搪永不政改，這將是所有選擇中最壞的選擇。因為每拖延政改一天，中共的劣質官僚系統就將在墮落、腐朽、糜爛的糞坑裡更深陷一天；而那些極端主義的、破壞性的政治勢力–如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地方分離主義、軍人政客集團、血統主義的「太子黨」等等–就將獲得更多一天的政治滋養，中國的前景也就將更加風險莫測、陰鬱黯淡。
在權貴主導的經濟改革逐漸失去社會支持的情形下，正是對政治改革的想象和預期，構成了中共政權繼續存在下去的主要民意基礎。如果人們預感到中共的政治改革將永遠也不會到來，或者，如果人們瞭解到中共的主動政改將完全不可能滿足民眾的想象和預期，那麼，絕大多數中國人將會逐漸撤銷對中共政權的期待與支持。以此而論，政治改革實乃中共的命門，但中共當局似乎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應該說，中共政改的基本前提是早就具備了的。這個前提就是：中國需要政改，民眾盼望政改，時代呼喚政改。而且，幾乎所有的人–包括中共權貴自己–都知道：不政改是死路一條。在這個已經嚴重分化的社會裡，左與右、富與貧、朝與野，不管他們在其他問題上有多麼大的分歧，但大家有著一個共同的認知，那就是：中共專制政體絕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它非改不可，非大改不可。即使是中共高層裡那一小撮最顢頇、最頑固的人，恐怕也不至於真就愚蠢到了相信中共政體無需重大改革便足以長治久安的地步。
玩弄詞藻，空談民主
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從「六四風波」和「蘇東波」中逐漸緩過神來的中共高級領導人，不再羞羞答答、吞吞吐吐地談論政改了。他們對曾經神經過敏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議題不再諱莫如深–比如，不再給人權貼階級標簽，也不否認「民主是個好東西」。他們還學會了一本正經、一臉無辜地談論普世價值，輕鬆熟練地玩弄漂亮詞藻–尤其是在面對外國政要和公眾傳媒的時候。在十七大的報告中，胡錦濤六十一次提到了「民主」。這說明，雖然深居高牆大內，他們也並不是一群完全不識好歹的死硬頑固分子。套用漢娜．阿倫特評價「二十世紀初期的職業革命家」的一句話來說：「他們也許是歷史的傻瓜，但他們本人肯定不是傻瓜。」
然而迄今為止，我們仍然看不到中共有啟動實質性政改的任何跡象。不僅如此，中共當局對政改的態度反而越來越投機取巧、虛應其事，其關於政改的一切理論論述、政治表態，要麼陳詞濫調、強詞奪理，要麼花言巧語、廢話連篇。如什麼「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什麼「擴大民主與黨管幹部的有機統一」，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昏話，不折不扣的胡言亂語。至於近些年來所謂「基層民主」、「黨內民主」的改革試點，也通通不成體統，令人哭笑不得。
中共最關心的是怎樣不改
中共的政改誠意一直令人生疑。我們發現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從鄧小平開始，每當中共當局剛剛表白其政改決心，他們接下來所做的事情卻並不是制定方案、展開行動，而是急急忙忙地佈防設卡、添堵立禁。政治改革還八字沒一撇，鄧小平就急不可待地拋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和「絕不搞三權分立」。很明顯，他最關心的事情不是「改什麼」和「怎麼改」，而是「不改什麼」和「怎麼不改」。尚未鋪路先設卡，尚未成行先立限，這是一個改革家應有的心態嗎？這就是中共的政改誠意嗎？當「六四」學潮從體制外給中共輸送去政治改革的巨大推力，鄧的選擇卻不是順天應人、借風行船，而是逆流而動、大開殺戒，既犯下了瀰天大罪，也將中國的政改事業阻擋了二十年。鄧之後，他的兩位繼承人在政改上毫無「與時俱進」之處，甚至比鄧更少了一些務實和坦白。近十多年來，他們越來越敏於言而訥於行，總是抽象地贊成政改而具體地反對政改，言詞上聲稱政改而行動上阻撓政改，其一切花言巧語和高談闊論，無不以百般刁難、嚴防死守來跟進、來落實。
是不能也，亦不為也
對於中共言行乖張的政改表現，人們有很多種解釋。有人說：「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話頗有幾分道理。至少，在鄧小平生前，如果他執意進行政治改革，他是有能力也有辦法做到令出必行，而不必太擔心群僚抵制後院起火的。但是，鄧小平並非真正的政改派，他只知道中共政體不可持續，卻不知道未來的政體該如何抉擇、如何構築。簡言之，他根本就不具備政體創新所必需的遠見卓識–他比先後與他分道揚鑣的胡耀邦、趙紫陽要遜色多了。鄧視多元民主、三權分立為中共的大敵，對輿論自由、司法獨立也充滿了惡意，所以，儘管他有能力、有權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政改，但他絕不是設計和實施政改的適當人選。
至於鄧所欽定的江澤民、胡錦濤及其高層班子，我們則不能高估他們的個人權威和政治能力。他們擺不平、搞不掂的事情太多，非止政改一項。對他們而言，政改是不能，還是不為？是無膽，還是無識？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得過且過、苟且偷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與其擅闖高度不確定的領域，不如在狹隘的既得利益裡知足常樂，江、胡便是這樣的人物。世人既看不到他們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政治遠見，即便以實力、謀略、雄心、膽氣與魄力而論，他們也只能徒羨毛鄧、辱沒胡（耀邦）趙（紫陽），實在不堪擔當中共政改的天降大任。
政治改革不可能是一場皆大歡喜的嘉年華、一幕大團圓的輕喜劇，它必然要觸及權貴與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和未來收益，必將造成權力與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翻轉。那些當慣了體制寄生蟲，在現行政體下享足了特權、佔夠了便宜還希望封妻蔭子、世代相傳的中共權貴，他們內心裡並不樂意政治改革。他們人數雖少，卻身居權力要津、佔領體制重地，擁有阻止政改的條件和能力。這大概就是江胡們的政改困局：對他們來說，做特權利益的守護者比做政治改革家要輕鬆得多、容易得多、順當得多。他們的執政能力與政治權威可大可小，因為共產黨的權力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怪物，拿去謀私作惡，其權無邊，用來立功行善，其權難用。既要守護特權又要敷衍民意，他們也就只好說一套做一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了。政改之於此輩，是不能也，亦不為也；因不為而不能也，因不能更不為也。一旦他們認准了拖延政改的「維持主義」之道，那麼，政治改革的條件永遠不會成熟，時機永遠不會到來，風險永遠不敢承擔，代價永遠不可支付。
越腐敗越害怕政改
李慎之先生八年前曾說：「政治改革的條件已經爛熟」。若以蘇東巨變、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大氣候和中國十三億人口的小氣候來看，此論絕對正確。但若僅以中共特權利益階層的「小小氣候」來看，政改的條件反而越來越夾生半熟了。這不是因為這個階層的社會主義信念越來越堅定、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純潔，而是因為他們踐踏了越來越多的良知和正義，貪佔了越來越多的不義之財，欠下了越來越多的無頭爛帳。腐敗已經成為特權利益階層固定的聯繫結構和唯一的生存方式，而越腐敗，便越不情願政改，腐敗得越厲害，便越害怕政改。
中共還有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嗎？目前還看不到。中共權貴一日放不下特權利益，也就一日不可能開啟實質性政改之門。發動政改的領袖迄今尚未產生，而期待政改的民意正在加速流失。當然，總會有那麼一天，到了權貴階層生死存亡之際，中共當局終將痛改前非、立即政改，就如武昌起義後的滿清政府一樣。不過，真要到了那一天，曾經奇貨可居的政治改革，也就多此一舉、一錢不值了。
轉自《爭鳴》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