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菊:揭開畫皮 (七)

吳菊 彭功延 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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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5日訊】
八、階級、國家、革命

階級、國家、革命與剝削的概念相聯繫,是馬克思主義鼓吹鬥爭的號角,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精魂。

1、階級

階級是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反覆使用的一個概念,並貫穿他們全部著作的始終。什麼叫階級?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事實上,人們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不同,並不必然導致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並不必然形成經濟剝削。由於根本不存在什麼經濟利益根本對立的社會集團,因此也就不存在經濟關係上涇渭分明的階級。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社會,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中的分佈總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絕不是以「有」和「無」兩種狀態截然分開的,而是基本上呈正態分佈狀態。在這種分佈中,擁有財富量占社會平均水平的人口居多,處在兩極的居少。因此以「有」和「無」兩種狀態劃分社會集團,實際上是把絕大多數人排斥在被考察的對象之外,從而使得這樣的考察變得毫無意義。另外,無論社會成員的經濟狀態如何,他們相互之間不可避免地要開展全方位的經濟交往,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個經濟關係中處於對方的地位。因此,人們在經濟往來中有可能形成共識,達成默契,並按照互利的原則進行交往。正如在買賣關係中,我們既不能說買者剝削了賣者,也不能說賣者剝削了買者。同樣,在勞資關係中,我們既不能說資本家養活了工人,也不能說工人活養了資本家,他們本來就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的關係。

儘管如此,在人類社會中,剝削和階級的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但它主要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而形成的,而是由於政治上不完善的結果。

「剝削」,的確首先表現為經濟上的「佔有」。這種佔有,實為強佔。所謂剝削,就是具有不良意識的人,依據自身力量上的強大,以暴力相威脅或採取暴力措施征服他人,踐踏公平、自由的原則,踐踏公理和法律,強行攫取他人經濟利益的行為。顯然,財富是「剝削」的客體而非主體。儘管財富可誘使人去強取豪奪,殺人越貨,但我們仍不必詛咒什麼「資本從出生那天起,就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等等。

產生剝削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政權喪失了它的基本功能──保護、發展公平自由的政治環境。剝削的根源有兩種:第一,豪強惡勢的剝削。在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土匪惡霸必然盛行,他們存在的目的總是掠奪。第二,官僚強權的剝削,直至強權者以國家的名義動用國家機器對廣大人民實行權利剝削。而前者的存在恰恰以後者的存在為環境條件。在一個社會中最經常存在的階級矛盾就是平民階級與官僚階級的矛盾。

剝削者通過掠奪,不僅使他們擁有了財富,反過來又改善了他們掠奪他人的手段,擴大了掠奪者的隊伍,同時也加深了他們與人民大眾的對立。由於掠奪和被掠奪的關係是單向的、強制性的,不是平等的、交互的,因此,這種對立才真的是不可調和的。

在一個存在剝削的社會中,被剝削的不一定是窮人,搞剝削的也不一定是富豪。掠奪者中不乏流氓無賴式的窮鬼,被掠奪者中首當其衝的是富豪。這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如此。

關於貧富的成因,說來比較明顯。導致貧窮的原因有:一、懶惰或無能,二、被他人掠奪。與此相應,致富的情況也有:一、勤儉有為,二、掠奪他人。如果把貧富的原因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歸結於他人而不考慮自身的因素,那是為實施掠奪尋找借口。

針對貧富的兩種成因,我們不難理解:由於人的品質不同,能力各異,貧富差別永遠不可能消滅;我們所要消滅的對象是強力掠奪和強權剝削。

馬克思主義者不計貧富之成因,一律視財富為罪惡。特別是在中共建國之初,只要誰有財富,誰就同時擁有了罪惡,其財富或者被沒收,或者被改造,財富所有人或者被鎮壓,或者被管制。整個國家公然成了強取豪奪的瘋子。

2、國家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所獨佔的暴力工具,它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工具組成。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並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猶如狂人的囈語,幾乎與任何一個思維正常人的理念相去甚遠。它顯然是想以令人不知所云的怪論達到混淆視聽、喧嘩取寵的目的。

我們認為,國家是人們以相同的觀念、相同的理性為紐帶而結成的具有統一人格的一種範圍最廣泛的社會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是全體國民。但在現實生活中,由於這個組織太大,人口太多,而且人的流動性強,以及因生老病死所引起的成員不斷更替,國家概念中人的因素反被忽視。同時由於國家的領土範圍比較穩定,國家的變化也常以領土的變化為突出特徵,因此,領土成了國家概念的關鍵詞。但這是非本質的。實際上,國民永遠都是構成國家的主體,領土是國家這個組織的活動場所,當然也是這個組織最重要的財產。因為人的生存必須以一定的空間環境為必要條件,它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源泉。離開了生存空間,人就不能生存;生存空間越大,人們的生存條件就越優裕和有保障。這也是國家之間常為領土而激烈爭戰的原因所在。

國家建立之後,當然離不開國家政權以及行使國家政權的國家機關。但在以往的國家觀念中,由於錯誤地理解國家的本質和國家政權的淵源,使得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專制傾向十分嚴重和普遍。專制導致政治的異化,使統治者墮落成剝削階級,廣大人民百姓成為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自覺不自覺地代表著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會是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代表什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統治階級中確實不乏大地主大資本家,但這在相當程度上是他們對人民實施權力剝削的結果,剝削的對象除了窮苦的百姓,更有手中有錢的富豪。完全可以這樣說,在專制的國家裏,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並不是當然的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通過盤剝和掠奪當然地加入了地主階級或資本家階級的隊伍。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專制制度源遠流長,但專制的國家形態並沒有隨著時間的進步而進步,它仍是國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的一種特殊狀態,這也使國家的形象一直帶有幾分恐怖色彩。只有隨著專制制度的剷除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國家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國家保護平等、保護自由的職能才能得到有效體現。國家作為保護平等和自由的必要組織形式,它不僅不會消亡,而且將永遠存在下去,國家的軍隊、法庭和監獄也將永遠存在下去。

3、革命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它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

其實,這種革命觀符合一切專制主義者的思維邏輯,他們所謂的革命,其目的是攫取國家政權。因為在他們看來,國家政權是可以搶來的,是從槍桿子裡面出來的。誰取得了國家政權,誰就取得了實施專制的特權,誰就可以以天下奉一人,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私慾。

專制對當權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這也造成了革命具有反覆性。從這點上講,也可以說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更是毫不例外地是用血與火寫就的。

通常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是從夏啟開始的。夏啟之前,堯、舜、禹之間實行的是帝位「禪讓制」。由於「禪讓」重德,故與德政背道而馳的專制應是不可能存在的。禹也指定了繼承人伯益。禹死後,禹子啟殺死了伯益,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夏王朝,從此開始了「家天下」,也從而固化了一個社會階層,使中國社會開始分化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並開始了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史。

由於統治者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擴大自己的權利,逃避自己的義務,並將它們轉價到平民階級頭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劇了這兩個階級的對立。由於掠奪是一切專制者的天性,反掠奪也就成了廣大人民的天性。

專制發展的最初表現是腐敗。越到後來,統治者的掠奪愈加瘋狂,人民的生活極度艱難,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已破滅;而統治者愈加窮奢極慾,揮霍無度,玩物喪志,財政入不敷出,國家機構喪失組織性和戰鬥力,國家政權開始搖搖慾墜。這時候,一場大的社會革命就會接踵而至,舊的專制政權在革命風暴中灰飛煙滅了。

新的政權建立之初,由於新的當權者來自民間,他們往往還能體察民情,認識專制的反動性,還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開國之君往往比較開明,能聞過而喜,從諫如流,全國也在清貧中呈現出一派政治清明、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新氣象。

但當天下既定,硝煙已遠,統治者便開始陶醉在成功的漩渦裡,以天之驕子、萬民父母自居,放心大膽地發揮自己的權威,喪失了原有的自覺性和警惕,最終又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以至最後又被推翻。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此反覆不已,似乎進入了一種不可逃脫的朝代、政權更迭的循環圈。

專制者犧牲了人民,最終以犧牲自己為代價,有多少亡國之君發出了「永世無生帝王家」的悲歎。可惜的是,無論是革命者還是被革命者都沒有找到悲劇的根源,革命偏離了它應去的方向,使革命成為以一個專制代替另一個專制的跳板。但只要是專制,不論其是否改頭換面,最後仍要被推翻。消滅悲劇的根本途徑只有消滅專制,消滅帝王,實行民主,實行共和。

無論社會發展到哪個階段,社會矛盾都客觀存在,而且形態多樣。官民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它決定著社會其他矛盾能否順利解決。但不管是怎樣的社會矛盾,我們都主張儘量通過「政治途徑」予以解決,而應儘量避免社會革命。因為革命特別是社會革命總是殘酷的,它不僅給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同時還伴隨著無數的人頭落地,它是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被動調整。

儘管如此,實現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變,社會革命往往不可避免。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我們希望一切當權者都應當警覺,不要執迷不悟,不要堅持專制,以免使自己成為革命的對象,成為這盛大節日的祭品。新的革命者也一定要牢記革命的目的,即打倒強權,打倒專制,還政於民。這樣的革命才是最積極、最徹底的革命,這樣的革命者才是最具有遠見卓識和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其中,最值得人們尊敬的革命者就是美國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

真正的革命者一定要有這樣的認識:國家政權不是搶來的,它的基礎是人民主權,是人民根據社會契約將個人權利的一部份轉讓、認同而形成的一種確定的、統一的權利。而且國家政權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與一定的義務相聯繫。國家政權的行使者必須承擔起保護人民主權,保護民主政體,保護平等,保護自由的職責和接受人民監督的義務。

只有具有真正的革命意識,才能進行真正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真正成功。

九、論人性

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認識,其特點是從根本上否認人的物質性和生物性。它認為,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即人的現實品格,歸根到底是由他特有的社會環境決定的;在一切社會環境中,生產方式對人的內在品格的形成有著特殊的決定意義;人們只有在對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才確證和發展了自己的現實本質。

勿庸置疑,馬克思主義的這些觀點,是其「物質神秘主義綜合症」的繼續發作。它不僅否認了人在社會中的主體地位,而且繼續無視人是物質和意識的有機統一體這一事實,把人看成了受物質決定的物質附屬物,並在物質面前表現出十足的悲觀主義。

由於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本質的理解錯誤,導致它對人性的理解嚴重偏失。馬克思主義認為,所謂人性,指的是一切個人在其生活活動中所表現的屬於人類特有的種種共同屬性和特性的總和。它認為,人性是一個歷史的範疇,並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改變或豐富自身的具體內容。在社會發展的階級分化時期,它又是和階級性相統一的。然後,馬克思主義再運用它的一系列理論,進而由此推導出資產階級必然是邪惡的化身、無產階級必然是良知的代表的結論。與資產階級的貪婪、自私相反,無產階級天生樂於奉獻、無私無慾,並以勞動作為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人性發展到光輝的頂點。

我們認為,從善惡兩個方面對人性進行考察的方法是正確的,但認為善與惡的屬性會涇渭分明地體現在兩組不同的人身上,是十足的形而上學的謬論。在我們看來,人性是善與惡的綜合,是理性和慾性的統一。

人性首先表現為動物性的慾性。人生離不開對在世界的需求,而且由於人的意識是豐富的,感覺是敏銳的,人的需求也是無限多樣的,而人們的需求對像卻往往是稀缺的。除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自由交換外,人們一般只能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自己對稀缺資源的原始佔有:一是通過改造自然,二是通過索取他人。前者表現出慾性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後者表現出慾性是萬惡之源。如何棄惡從善,理性便是慈航。

沒有理性不成其為人,沒有慾性同樣也不是人。慾性第一性,理性第二性,慾性具有兩面性。理性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重要特徵,但否認人的慾性,認為他們無求無慾,樂善好施,無異於把人推入了神的境界。但適用於由神結成的社會的規則,顯然是無法適用於人類社會的。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1943年出版的《激勵理論》一書中提出,人的需求具有層次性,從低層次到高層次分別是:一、生理需求,二、安全需求,三、社交需求,四、尊重需求,五、自我實現需求。一般是在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後才會遞次進入較高層次的需求。隨著人的需求層次的逐步提高,也將越來越多地滲入了人理性的成分。

我們不能否定人的慾性,因為一個無求無慾的人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不可能有任何所作所為;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人的慾性,因為我們必須關注慾性所帶來的侵略性和破壞性。我們只有正視它,才有可能認識它,以抑其惡揚其善。不承認它,甚至有意迴避這一問題的存在,恰會讓壞人鑽了空子,使好人受到打擊。

相比之下,西方先賢對人性的把握就十分準確。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於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由此出發,盧梭發現,「權利平等及其所產生的正義概念乃是出自每個人對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從而將人性與權利、平等、正義等概念恰當地聯繫在了一起。

我們認為,人性是發展的,但也不會發展到純理性,慾性惡的一面始終會存在,有時還會瘋狂發作,僅在五六十年前,日、德、意法西斯主義就製造下了人性劣於獸性的駭人記錄,我們又怎能相信將來能完全杜絕某些人獸性的復歸呢?!

馬克思時代的無產階級,確實曾經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正如歷史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那樣,他們理應具有反抗和變革精神,但我們無法相信他們具有完美的人性,即使有個別人的品德確實十分高尚,但至少由於能力上原因,其完美的人格也難以終其一生,更無法相信他們完美的人性會代代相傳。再看看我國的情況,如果說我們還可以相信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人格還比較高尚的話,且看他們的子孫,他們身居高位,腰纏萬貫,人性的靈光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結黨營私,壟斷黨政各重要部門的大權,大肆斂財斂色,成為中國最窮奢極慾的階層。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性的謊言,成為現代專制者以光輝人性欺騙人民的絕好藉口。(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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