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周永捷台北三十一日電）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在台灣實施戒嚴，也對台灣人民進行「給棍子」和「給胡蘿蔔」的雙重「思想控制」，對報紙出版實施將近四十年的報禁政策，不論是報紙張數、發行資格、印刷規定，都是今日的年輕讀者難以想像的層層限制。
回顧台灣報業歷史，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隔年(1950年)在台灣實施「戰時節約用紙辦法」，限制報紙發行張數為一張半，1951年實施「限證政策」，算是報禁的濫觴，1957年發行張數增為兩大張，1966年擴大為兩張半，1969年成為三大張，一直到1988年報禁解除前，各家報紙發行張數都限定為三大張。
政治大學廣告系教授鄭自隆接受專訪表示，在戒嚴年代，報紙是統治者重要的統治工具，也是一種文化霸權 (hegemony)，執政當局採取「給棍子」和「給胡蘿蔔」的策略控制報紙、箝制輿論。
鄭自隆說，所謂的「給棍子」策略包括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時，逮捕《民報》社長林茂生及總編輯、總主筆等人；《公論報》社長李萬居在1960年前後參加領導新黨運動之際，國民黨藉由購買增資股權以及司法手段，逼迫李萬居交出經營權等情事。
至於「給胡蘿蔔」，鄭自隆說，報禁解除前，執政當局以實質或象徵的益處收編當時的大報，像是聯合報系及中國時報創辦人都曾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翁秀琪接受訪問表示，報禁當時，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和聯合報老闆王惕吾都是國民黨中常委，每週三到中央黨部開會，社論和輿論方向上，大多會配合國民黨的政策方針；中央日報則是黨報，中央通訊社也是國民黨的媒體，所以有學者稱當時的媒體為「伺從媒體」。
翁秀琪說，報禁解除後，特別是兩千年政黨輪替後，中央日報不復存在，但中央社國家化了，反倒是中國時報因為購買三中，在輿論方向上，替代了當年的中央日報，成為「準」黨報；至於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在台發行，對於整體媒體生態產生重大影響。
戒嚴時期的報禁政策，主要有「三限」，除了限張外，還包括限證、限印；其中，限證是指限制報紙登記發行，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主任郭良文表示，報禁時代實施限證，全台只有三十一張報證。限印則是規定印刷報紙只能在同一個地方，不得跨地印刷。
資深媒體人、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戒嚴時期的報紙張數少，內容自然比現在少得多，報導內容也多與黨國、政治有關。
他說，儘管當時報導內容多與政治相關，少見民生、財經新聞，但在戒嚴時期的政治氛圍下，報導內容仍不能觸動當局者的政治敏感神經，像是鼓吹台灣獨立、街頭運動、主張制定新憲法，都屬「碰不得」的議題。
根據當時的法律，這些言論涉及「煽動叛亂、顛覆國家、違背國家統一」，一不小心，報社就會遭到停刊的命運，更有新聞工作者因報導而入獄。
胡元輝回憶，儘管報禁直到1988年一月正式解除，但報禁解除只代表法制鬆綁，事實上在報禁解除前幾年，許多主張街頭運動、對抗威權體制的民間輿論已經「管不動了」，有時報上出現比較「敏感」的言論，警備總部雖有象徵性的「取締」，也包括派人到報社「關切」或「軟性威嚇」，但這些動作也只是「做樣子」的警告性質。
國民黨政府於1987年七月宣布解嚴，1988年一月一日報禁開放正式生效，接受新報紙登記及增張；根據統計，1998年全台共有八百八十三家報社，其中四百三十五家是每天出刊的日報，其他是每兩天至每週出刊的報紙。
報禁解除後，台灣報業發展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但是隨著電視媒體的開放、網路興起，台灣報業逐漸走下坡。從2005年十一月中時晚報停刊，陸續有中央、台日、民生等七家報紙停刊，現在台灣發行量達一定規模以上的主要報紙只有四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