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有一位歐洲人開玩笑地說：「外國人第一次去中國之後，會興奮地寫一本書；第二次回來，只會寫一篇文章；而第三次回來以後，則什麼都不敢寫了。」這個笑話說明，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是太複雜了，越多接觸這個龐大的國家，他們越會感到茫然，不知該如何評價才好。
「中國的前景牽涉所有人」
但對瑞典人辛優漢（Johan Lagerkvist）來說，這個卻不是問題。這位漢學家是外交政治機構的研究員，能說流利中文，在中國工作多年，見識廣博，因此被西方媒體視為中國問題專家。在中國生活期間，他廣泛地接觸了政治家、商人、專家學者以及普通老百姓。在中國的酒店、茶館和夜總會裡享受美味豐富的中國食物的同時，他獲得了大量的信息。
在辛優漢看來，當今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社會性花園，存在著許多相反的社會現象和政治現象。於是，他努力撰寫文章和著作，試圖給這個正在迅速發展並影響世界的國家，拍攝出一些比較精確的Ｘ光片，留給讀者具有啟發意義而又複雜的一幅幅圖景。
《中國在全球化的中央》一書是辛優漢的近作，其中涉及的問題很多，例如：中國與全球化，二○○八年的奧運會，中國婦女角色的改變，互聯網的影響，高速發展的經濟等等。同時，作者也揭露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如中國巨大的環境污染和社會不公。
辛優漢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的前景問題牽涉到我們所有人，它已經重要得不可忽視。」在論述中國對世界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之後，這位中國專家還向國際社會指出應該怎樣和這個有著重大商機卻又侵犯人權的不民主國家處理關係。
世界超級大國中的新玩家
辛優漢認為，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中的一個新的玩家，它在近幾十年中，快速地向世界最大的經濟勢力和超級大國地位突進。現在，這個國家的全球影響將要繼續增長和鞏固，這就使所有人的眼光，聚焦於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們的目光裡摻雜著羡慕，也摻雜著恐懼。
早在一九九九年，國際著名的亞洲研究專家吉拉德．席格爾在《外交事務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重要嗎？》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中國不值得受到這麼多的重視，它只是一個「常規的二流國家」。
對這位已故的專家的論斷，辛優漢質疑說：「這是十年前對於中國的圖景，今天它還與現實相符嗎？」結論是，一切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瑞典時，瑞典人發現，胡錦濤領導的這個巨大的國家，已經從亞洲地區發展出來，正在走向未來的世界強勢地位。根據BBC二○○五年的輿論調查，中國現在的經濟模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引人注目。以美元來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四經濟強國。
在一篇題為《中國想要參與並設計我們的未來》的文章中，辛優漢判斷說：「我肯定中國正處在一個轉折期，它一邊小心觀察，一邊展示其對未來的夢想。」有著征服世界企圖的中國，為了和其他國家改善關係，派遣外交官密集地在世界各國活動，使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全面增長。
「對中國內政不能不過問」
在《中國在全球化的中央》一書裡，辛優漢追尋中國過去以及未來的蹤跡。他回顧歐洲與中國接觸的歷史，也回顧古代的孔夫子、梁啟超和毛澤東。他筆下描繪的當今北京政權，比西方人想象得更為實際，更有伸縮性。他們曾摧毀了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手上沾滿鮮血。今天他們以更多的巧妙裝飾，鑄造其鋼鐵般的權力結構。
辛優漢告知瑞典人，中國的崛起是如何影響了他們。這就使瑞典人認識到，由於全球化的緣故，他們獲得了一個居住在地球另一邊的新鄰居，那裡發生的事情影響到北歐。例如，在瑞典的大部分商店和服裝店裡，都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商標，許多兒童玩具、電腦、衣服和鞋子都是中國製造的，
同時，中國高速循環的工業，帶來了環境問題和氣候變化問題，這些都牽連到西方，把西方和中國捆在一起了。如果中國再不考慮它的溫室氣體排放，中國的環境污染將危及人類命運。
儘管這二十多年來的改革使不少中國人脫貧，但辛優漢告訴西方人，要看到這個國家的背面，即瞭解它的矛盾和陰暗面，例如，官員貪污盛行，每年有四十萬中國人死於環境污染。自由工會被禁止，辛苦勞作的民工收入極低，而新富們大肆炫耀其財富，階級差異已經使共產黨政權成為一個歷史的嘲諷。
中國人如何管理他們的社會和人民，一般認為不是西方人應該過問的問題。但是，辛優漢的分析說明，對西方人來說，關注中國的內政，是越來越重要了。且不說西方和中國在經濟上已經互相依存，只要看二○○三年中國政府隱瞞薩斯病，對世界造成怎樣的安全威脅，就可知道，西方人對中國的內部事務不能不過問。如何使中國變得民主並尊重人權，這是國際社會的一個大難題。
當中國實行市場經濟時，西方世界便開始和這個世界最大的專制者做生意。很少有西方企業在中國積極施壓，過問中國的人權問題。對此，辛優漢感歎地說：曾經有一段時間，「人權」和「中國」幾乎成為同義詞，人們關注中國的良心犯、勞改營和異議人士，以及廣泛執行的死刑。當時，外國投資和中國人權狀況之間有聯繫，人權狀況的考量對外國投資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現在已經結束了。
現在西方國家願意和中國進行人權對話，中國卻聲稱，對於什麼是人權，中國人有自己的定義。這種中國式的人權觀正在獲得全球的影響力，例如，普京在俄國民主問題上搞倒退，就是受了中國沒有民主而取得經濟成功的啟發。人們不禁為此擔憂，被西方世界視為根本價值的人權，會在未來處於強大壓力之下。
和專制者做生意的道德準則
怎樣能夠在中國威權政體的制度下，扮演一個積極改善的角色？辛優漢告誡說：西方人不能仍然持冷戰思維，要去瞭解中國的巨大變化。儘管中共政權仍然被視為一個專制的制度，那個社會仍然缺乏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權利，但社會已經漸趨多元化了，已經開始存在不同層次的個人自由。中共內部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兩種勢力。正因為中國目前的這種複雜和多元的現狀，西方人就有可能對之施加影響。
現在，中國企業、政府官員和學者像潮水一樣湧入西方，他們拜訪歐盟、美國和瑞典，而西方人也絡繹不絕地前往中國。日益增加的接觸，也就創造了更多的對話機會。辛優漢對西方人建議說：通過承認和鼓勵某些領域裡發生的改善，溫和地帶著信任地去批評中國，與北京進行人權對話，談論侵犯人權和缺乏民主的問題，從而對中國施加影響。
對於當今中國，西方左派在哀悼「烏托邦」的死亡，不願去求證其巨大的變化。而西方右派卻大肆讚美中國的經濟奇蹟，因為這是他們掘金的好機會。當穿著時髦的中國女代表大談「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裡實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時，西方人似乎也就默認了這一點。
來自被視為「世界的良心」的國度，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瑞典人辛優漢卻宣稱：「把關於自由、人權和民主的理念當作無關緊要的、僅供玩弄和不時髦的東西，那是我們絕不允許的。」
他因此提出自己的構想：當瑞典人和一個不民主的專制國家做生意時，應該遵守五個道德準則。其要點是：中國不是一個無須遵循道德規範的地方，西方人在本國遵守的道德，應該同樣適用於中國；對於極權專制的政治文化，例如壓迫婦女，應該予以批評；要堅守自己的基本價值觀；應該重視和關注持不同政見者；在中國市場上，要考慮自己的名譽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
西方企業應傳播民主理念
在中國宣傳人文理念，辛優漢自己有一點體會：「中國人最初對我的觀點有懷疑，甚至感到憤怒，慢慢地，他們越來越願意傾聽。」
辛優漢因此建議說：不但是政治家和援助組織應該關注中國，西方企業在影響中國方面有更大的可能，因為中國領導人已經依賴於外國的投資者。外國企業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進行教育交流，以人權民主觀念影響中國人，扮演傳播民主理念的角色。
由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出口國，中國商品充斥世界，那麼，西方的消費者就可以在地球的另一邊，通過對商品的選擇，影響中國工人的工作環境。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西方購買者，對商品生產國的工作條件提出要求。
辛優漢還提醒瑞典人說：「我們應該記住，正是由於中國人沒有工會權利，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才使中國在這個時代歷史性地崛起，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奇蹟般的經濟增長。」
他要求瑞典人給予中國更多的助益。西方之所以必須關心中國社會問題，是因為我們的聯繫日益緊密，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網絡裡。因此西方人必須在所有可能的領域和層次上，和中國方面進行對話。辛優漢警告說：「如果不這樣，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將不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演員。」
轉自《爭鳴》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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