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7日訊】郭泉：民主先聲13：漢族人，亮出你的漢服，或空空蕩蕩
當我們享受著現代文明的一切成果的時候，我們在所有的現代文明旁邊都看到了一個影子，這讓我們漢族人感到困惑，這個影子就是和所有最現代的文明站在一起的各民族服裝。
如果你去日本你會看到最現代科技的旁邊是和服，如果你去英國，你會看到最激烈的比賽旁邊是格子裙（基爾特裙），如果你去美國，你會看到“民族熔爐”的美國，各民族在本民族的重大節慶日，都穿出了本民族服裝。
沒有去過美國的朋友，會以為牛仔褲是美國的民族服裝，其實，牛仔褲只是美國數百個民族的工作服而已。美國是由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組成的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你可以看到所有民族的民族服裝，但是，漢族除外。
很多中國人想到民族服裝，馬上會第一個想到“和服”，其實和服完全得益於漢服。日本在向中國學習之前的服裝，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現在無從查考。有人說日本人接觸到中國之前沒有衣服，我認為，這也不符合實際，但是我想，那也就是幾片麻布一樣的東西吧。和服，其實是唐代漢服的一種，後來在日本有了進一步的改進，例如，衣帶後置，衣緣另色等。但是和服的基本元素與漢服完全相同，例如，交領、右衽、寬袖等等。我認為和服一直被日本的“和”民族穿著，完全是因為日本的和服傳統沒有丟棄的結果。
而漢族在1644年，被滿族用馬褂旗袍強制替換，史稱“剃發易服”。推翻滿清以後，民國時期，孫先生曾設想“五族共和”，但並未涉及民族服裝，相反卻弄出了以日本學生服為樣本的“中山裝”。這樣，至今，漢民族大約400年沒有本民族服裝了。
我們在推廣漢服的過程中，時常會有人會說，時代進步了我們還要穿古代的衣服幹什麼？
全世界各民族都有本民族服裝，惟獨漢族沒有。“兩會”期間，55個民族的代表都穿本民族禮服隆重出席會議，只有漢族代表穿西服或其他服裝。
我們應該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服裝是一個民族的重要標識之一。漢族丟棄這個重要標識是不對的。更何況當初也不是漢族人自願丟棄的。漢服不是自然消亡的事物，漢服是被人為的扼殺的。全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服裝，向我們揭示了民族服裝是不會被自然淘汰的真理，除非這個民族消亡。
我們在推廣漢服的過程中，時常會有人會說，漢服穿起來工作、學習不方便。他們還說，古人沒有自行車、摩托車，他們沒有這個沒有那個，所以，古人穿漢服是應該的，現代人穿漢服是沒有必要的。
是的，他們沒有。但是我們漢族人穿著漢服建立了無數世界著名的功勳，我們的漢族先賢們穿著漢服飽讀詩書。
是的，他們沒有現代科技的一切享受，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漢服，並無反對現代服裝的意思。只是認為，漢族應該在重大節慶日上穿本民族禮服而已，當然，如果有漢族人不願意穿本民族服裝，也無所謂，畢竟，這是個自由的時代，任何人都有穿這樣或那樣服裝的自由。但是，我們作為推廣者，我們先穿。
另外，我們也不提倡漢族人在任何時候都穿漢服。當然我們也不反對有人在任何時候都穿。我們認為，漢服作為禮服，是最能代表漢族的外在民族標識。日常生活，漢族人可以自由選擇任何服裝。當然，其他漢族人選擇任何服裝做禮服也無所謂的，只是我們選擇漢服做禮服而已。
也許會有無數的人認為我們是在做漢服秀。是的，我們是在秀。我們不僅要秀出漢服，更要秀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秀出我們的一顆熱愛本民族的拳拳之心。
我們秀了，我們就會貼出我們的照片。喜歡看的人，就看，不喜歡看的人，就不看。當然喜歡用惡毒話語詛咒漢服的，就罵吧。
無論大家是什麼態度，我們都不在乎。畢竟這是個自由的時代，自由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是最重要的。漢族人，亮出你的漢服，或空空蕩蕩。
郭泉：民主先聲14：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終點是狼外婆的血盆大口
小紅帽離開了媽媽去外婆家，一路走在筆直的大路上，大灰狼無法下手，於是，大灰狼在騙取小紅帽的外婆家的地址後，繞近路到了外婆家。小紅帽到外婆家以後，也就到了大灰狼的肚子裏。
反觀中國的產權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也就是這樣的一個結局。我們的產權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是從不搞“起點公平”以及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始的。
我們被灌輸的教育是，不搞“起點公平”，要搞“終點公平”。那麼，什麼叫“終點公平”呢？也就是說終點公平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大家一起富裕”，即，把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權先集中送給少數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再帶領大家共同富裕。
等把全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改革到少數人手中以後，立刻搞了個《物權法》，用法律形式把欺詐到手的公有資產鎖定為少數私人的合法財產，這時候大家才發現原來終點不是外婆家，而是大灰狼的血盆大口，但是一切都晚了。
小紅帽很幸運地還有老獵人及時從狼肚子裏救出了小紅帽，最後消滅了大灰狼。可是中國人民呢？誰來救中國人民？
郭泉：民主先聲15：中國現在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都死絕了嗎？
相傳，知識份子是社會良心的象徵，但是這在中國卻成了例外。
上世紀50年代末期的“引蛇出洞”的“陽謀運動”敲斷了中國士人的脊樑骨，之後更是漫長的政治高壓和精神恐怖年代，美其名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大革命本該是無產階級大革“資產階級當權派”（就是現在的腐敗分子）的命的，結果卻成了無產階級“大革文化命”。
於是，彼時的知識份子的社會良心不象此時的“被狗吃了”，而是被鐐銬枷死了。
但是，雖然他們被殺，被打，然而他們對真理、良知、正義與社會公正的追求，畢竟是先賢傳下來的精神道統，儘管氣若遊絲，卻不絕如縷，仍有林昭、顧准、遇羅克、張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鐵幕的呐喊……
“後文革時代”，在新型集權政治的裂縫裏，長出了一片蔥綠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後文革時期”看上去已日趨馴良的專制巨獸，竟以最兇殘的暴力方式猝然終結了這個時代。至今，鋼鐵履帶依然輾壓著中國人的中樞神經。
於是，中國進入了一個冗長而沉悶的“後極權時代”，中國士人的精神狀態出現了迥然不同的變化，幾乎所有體制內的知識份子都染上“集體失語症”，他們普遍回避了批判社會、針砭現實的道德責任。這種人文景觀，便成了後極權時期的特徵。更有甚者，一些“知識份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識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學教授韓德強，為集權體制鳴鑼開道之餘，更呵斥批判專制、追求民主的異見人士：“做人要講良心，我們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卻一天到晚咒駡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從墳墓裏刨出來鞭屍。”類似人物在知識界還有一些，他們有的是極權統治者的家臣，有的則是食客。
其實，後極權時代知識份子的失語症，歸根到底來自對專制主義的原始恐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首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公共知識份子一生的奮鬥目標的著名詩歌，雖然在中國也家喻戶曉。但是，中國知識份子有幾人能讀懂的呢？
郭泉：民主先聲16：中國知識份子正在從“為天地立心”快速地淪落為“學幹祿”
張載認為中國士人的生命宗旨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曾幾何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中國文人開始墮落，墮落成要麼皆“學幹祿”（《論語‧為政》），要麼噤若寒蟬。
首先，我們來談談知識份子噤若寒蟬的問題。50年前，所謂“右派”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說了幾句“反對集權，要求民主”的話，而且是受“引蛇出洞”、“陰謀”的誘導，結果怎樣？55萬優秀的知識份子因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1957年，成了中國知識份子揮不去的心理陰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半個世紀過去了，陰影仍在，井繩尤存！利劍高懸，心有餘悸。
90年代起，中國對知識份子的物質待遇作了很多調整，評定職稱、提高薪酬、附加各種津貼和待遇、房屋分配和內部價格售房、醫療、用車或用車津貼……總之，中國作為森嚴的等級社會，也讓知識份子分一杯羹，部分地進入這個等級體制之內。當然，僅限於安分守己的人，凡是膽敢拂政權逆鱗的，則掃地出門，若論人身囚禁那只是最後手段，首先是讓你“不稱臣者不得食”。而在中國大陸這非驢非馬的半截子市場化商品化社會裏，生活的壓力，致令“君子謀道不謀食”、“從道不從君”的精神道統發生了蛻變。
當然，不是所有的知識份子都願意去“學幹祿”的，但是他們也不再敢於言論自由了，最多只能“道路以目”。李銀河的“封嘴”決定、沙葉新的“妥協”感歎，皆是如此。
其次，我們談談當代中國文人皆“學幹祿”的事情。自古以來，科舉制取“仕”與無可奈何下的歸“隱”，就開始存在一個體制內外的問題，體制內“居廟堂之高”，體制外“處江湖之遠”。無論體制內外，張載認為，中國知識份子皆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然而，西方的“高薪養廉”到了中國卻完全成了一種新的人文景觀，即“高薪養奴”。於是人們便得睹奇觀，一些“知識份子人渣”迅速泛起，89年之後曾名噪一時的何新，已非萬人唾駡的單獨例子。他們成為極權主義的家臣和食客後，便開始了對知識份子同類的傾軋。例如，有民間學者提出“公共知識份子”概念，並撰文登載於《南方週末》，旋即遭《解放日報》評論員文章大張撻伐，指斥為“挑撥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此篇大批判檄文還受到該報嘉獎，列為年度“獲獎”之文。
這些已經主動被豢養的知識奴隸，嚴格來說他們不能被算作知識份子。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卑劣的奴性言說吧。他們認為批判當權者的異議人士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們甚至鼓吹把異議人士都流放國外去當“活烈士”。為了推卸良心的重壓，他們不但“躲避崇高”，而且嘲笑崇高；自己的道德矮化了，卻要去矮化比他們高大的人，把尺規的刻度拉下來，於是自己看上去也不那麼矮了。例如訕笑政治異議者為表演“反政府秀”的不但有新左派、新毛派和“愛國教”的信徒，許多自稱思想獨立的士人也作此語，以安撫自己蒙垢的良知與沉滯的心脈。
當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淪為豢養的朝廷鷹犬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就變成了為“為極權立心，為俸祿立命”了。
郭泉：民主先聲17：兩黨政治是社會和諧的最有效途徑
社會和諧的根本標誌就是社會各階級的意見能充分交流，最後以投票的方式決定誰向誰妥協。如落敗的一方有意見，那麼就必須重新調整方案，爭取新一輪的多數票。
研究社會和諧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的條件，必須把重點放在分岐和共識的根源上。必須認識到，衝突與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須保持平衡的。但是這種平衡，不是靠單方面的宣佈，或一方對另一方在言論和身體上的殺戮來實現的。
一個國家社會裏，無論執政者怎麼努力，都是無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現象的。各種分歧每日都在產生，其最終形態其實就是人民的滿意程度與執政者施政能力之間的矛盾。
於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識份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民聲音的代言人。專制國家，是不允許他們出現的，於是就有殺戮，於是就叫專制主義。民主國家裏，他們組成的集團就是在野黨。在野黨和執政黨，從一開始的任務就是力爭代言大多數的民眾，這樣就能在下一輪競選中獲得多數票，其年限是連選連任不得超過8年。
穩定的社會要求衝突或分岐的具體化，以致出現圍繞統治地位的鬥爭、對執政黨的挑戰和執政黨的更替，但是，如果沒有共識，即沒有一種允許對政權進行和平“博弈”，允許“在野黨”批評“執政黨”的決策，允許“執政黨”承認“在野黨”的權利的政治系統，就不可能有社會和諧。
威權主義國家由於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執政黨，而沒有其他的團體足以與之抗衡；由於限制民眾組黨、限制民眾辦報，所以，分散的個人不會被理會，民眾的利益就無法避免遭受來自單方面的損害。這樣的政治單方面掩耳盜鈴式的宣稱的社會和諧，不僅是令人絕望的，而且是沒有意義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