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題記：毛澤東思想為何物？就是“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無產階級專政”，即殺人，殺人，再殺人；窮困，窮困，再窮困！
毛澤東撒手塵環整整三十一年了，在中國大陸四處仍可見到他濃濃的陰影，天安門城樓懸著他的標準畫像，人民廣場躺著他的發臭腐屍，人民幣上有他的大頭照，不少城市廣場立著他揮手的雕塑……獨佔鱉頭，盡領風騷。他到底對中國人民有何功何德？黨內開明派代表李銳老人說：“功勞蓋世，罪惡滔天”，而瞭解歷史的中國人卻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無論一些人怎樣對其溢美，“罪惡滔天”四字會書戴史冊。毛澤東是個狂熱的、病態的、封建的農民知識份子，陳勝吳廣似的人物，一生醉心於做帝王。同時，他又是個視國家如泥團，視人民如草介的暴君，好大喜功，想當世界霸主，故拿國家和人民做“共產主義”的試驗品，致使中華民族長期陷於深重苦難之中。遠的不說，僅“發高燒，升虛火”（彭德懷語）的“〔大躍進〕三年，全國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被活活餓死。“十年文革”又損失國家約一千二百億人民幣，死了二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國計畫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建設國家的總成績單。”（見辛子淩《千秋功罪毛澤東》結束語）
1984年《大自然探索》第十期上，陳玉霞、高建國兩人合寫的文章《中國歷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開特徵》有這樣的統計：“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先後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而毛澤東在三年大躍進時期，活活餓死中國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七百六十四萬人”，這是何等驚人的罪惡！歷史上再殘暴的君王也望其項背，自愧弗如，建議世界人權組織授予他“殺人魔王獎”，在紐約聯合國入口處立一個黑色大理石碑，上寫“全球最殘酷最無人性的君主毛澤東！”警示後來者，起到“人鑒知得失”的歷史作用。可是直至今天，中共當局不僅不清算毛澤東的滔天罪行，仍然尊之為“偉大領袖”，更使人不解的是新近中共召開的十七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在工作報告仍這樣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毛澤東思想為何物？就是“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無產階級專政”：殺人，殺人，再殺人；窮困，窮困，再窮困！難道這個禍國殃民的“思想”，真是中共離不開的“護身符”，含在賈寶玉口中的那塊“通靈寶玉”麼？不然何以死死抱住不放。執政的中共領導別忘了，就是這個毛澤東、就是這張“符”、這塊“玉”，害死多少中國人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打拼的開國元勳、功臣、宿將與卓越的領導人？先後有國家主席劉少奇、國防部長彭德懷、軍委副主席賀龍、外交部長陳毅以及陶鑄等幾十位老一代革命家。還有，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中的123名委員，也在“文革”中慘遭迫害，其中有88人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裏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坐監的坐監，整死的整死，就連新選出的中央常委習近平先生之父習仲勳同志，也被毛關押了十餘年。除此，全國還有一億多人挨整，有兩千萬人死於非命。請問，胡總書記，你說全黨全國要“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作為“寶貴財富”，又怎麼能自圓其說去釋譯這些血淋淋的鐵證如山的罪惡事實呢？
已故的鄧小平先生早就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震林、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過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所出修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的，會支持的。”（見1993年1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就是總書記閣下，不也在2004年7月向萬里先生說，“當年中央政冶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處理好。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和平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好的共識。”既如此，又為什麼要在“十七大”會上樹他呢？讓人百思不解！
昨天的歷史是前天現實，今天的現實是明天的歷史。歷史是什麼？歷史就是事實！歪曲或掩蓋昨天的歷史，就是為了製造今天的謊言。中共應尊重歷史，正視事實，一定要以史為鑒，建設國家，化解社會矛盾，求得全民族的大和解，否則“以人為本”僅是句空話。現在你們中一些死硬分子，毛派分子，仍在大搞特搞“沒有階級鬥爭”的“階級鬥爭”，仍把公、檢、法、司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用它來繼續壓迫人民，繼續追殺民主與言論自由！如對正義維權人士的抓捕，對知識份子自由思想的禁絕，對宗教人士和信仰法輪功學員的殘害，對被“階級鬥爭”整了幾十年而今已是耄耋之年“右派分子”新的監控與打壓，無不顯示出毛澤東陰魂仍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而罔法作惡的正是以號稱“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的人民警察頻頻出現。
在寫此文前，我詳細閱讀和研究了1995年0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發現目前一些員警的所作所為，與此法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無論“員警法”的哪條哪款，都沒有“抓訪民”、“捕維權”、“壓老右”和監控“民運人土”的規定，相反只有“人民警察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準則，忠於職守，清正廉潔，紀律嚴明，服從命令，嚴格執法。”。據我所知，在“17”大召開的前後半個月時間裏，北京氣氛異常緊張，大街小巷都是戴紅袖套的便衣，乍一看好像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跟蹤的跟蹤，看守的看守，監控的監控。凡在今年3月6日簽名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的61名老右，都受到各地員警不同程度的“監控”、“關懷”、“問候”。別人情況我不清楚，本人在十月六日就有三位自稱是通州政法委的便衣，登門通知：奉上級指示，在此期間不得外出，外出必須經同意云云。於是，從第二天起就有幾個便衣員警在社區傳達室守候，我一外出不是攔車便是盤問，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解禁。我的朋友、右派後裔、原國務院秘書俞梅蓀先生，竟有三四個著裝員警日夜守候，最後還發生肢體衝突，抓到派出所去整整關押了二十個小時，這不是又回到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年代嗎！？如果說有不同，那時的專政物件是“地、富、反、壞、右”、“叛徒”、“內奸”、“走資派”，現在是“維（維權人士）、訪（上訪人員）、自（自由民主人士，也稱持不同政見者）、法（法輪功）、右（右派）”。這是新時期的“五類分子”，歷史真會開玩笑！
由於不少員警忠誠地履行了“沒有階級鬥的〔階級鬥爭〕”，充分發揮了“和諧社會”前題下“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威力”，為黨又立下了“新功”，特寫此文頌揚！
最後公佈一個材料：一九九二年春，香港《鏡報》報導，北京市某宣傳機構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採用問卷筆答方法，讓被調查者寫出自己最尊敬的十位領導人，按獲選率高低排出的前十位是：
一，周恩來，獲選率百分之百；
二，鄧小平，獲選率百分之九十七；
三，鄧穎超，獲選率百分之九十；
四，劉少奇，獲選率百分之八十八；
五，朱德，獲選率百分之八十四；
六，萬里，獲選率百分之八十三；
七、胡耀邦，獲選率百分之八十；
八，楊尚昆，獲選率百分之七十八；
九，江澤民，獲選率百分七十六；
十，彭真，獲選率百分七十二。
答卷中提到毛澤東的不到百分之二。怎麼？“東方紅，太陽升，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竟跌落得這麼慘麼？然而這是事實。細思之，也在情理之中。在“反右運動”中，他視中知識份子如寇仇；在大躍進運動中，他視中國人民如豬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視全黨幹部為敵人，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誰能容，誰又能容？歷史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不要把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寄託在維護毛澤東錯誤的基點上，改正了毛澤東的錯誤，共產黨才有執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回到民主社會，走憲政之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如果再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只有死路一條！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