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蔣綏敏，一九五七年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的二十三歲技術員右派份子，改正後入黨，擔任黨的紀檢委員；一九九二年退休後，長期擔任北京市地質工程公司副總工程師。
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三十多位當年的右派份子為「反右派鬥爭」五十週年的聚會上，蔣綏敏說：「當時我被大會批鬥，還要我下跪。我說除非把我的頭割下來，結果成了極右份子，被送到新疆勞改。」如此剛烈，使我肅然起敬，邀他來我家長談，深感其十分正直樸實。他的談話如下：
一九三四年，我在浙江省余姚市烏諸鎮出生，三代貧民；十三歲時到上海謀生，小學沒有畢業，靠半工半讀，學了文化。一九五二年，北京市永茂建築設計公司招收三十名建工練習生，我從上海考入該單位（後改名為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是打工仔。
一九五七年時，我因為非常擁護毛主席和共產黨而積極響應號召，參加整風而向黨交心，我把心裏話都掏出來，後來不知怎麼搞的，政治風雲突變，我被大會批鬥，還要我下跪。我說除非把我的頭割下來，結果成了極右份子，被送到北京北苑（勞改）農場勞改六年，又被送到北京團河（勞改）農場勞改多年。
一九六六年，團河農場號召我們支邊，說是到了新疆就可成為普通勞動者，政治上不再受歧視，我和不少難友積極報名，被敲鑼打鼓歡送，每人戴著大紅花上了火車，經四天到達吐魯番下車時，卻被荷槍實彈的一個連的軍人包圍，才知被欺騙愚弄了，又被武裝押送乘車五天，來到南疆西部麥蓋提縣邊上的戈壁灘，編入新疆建設兵團農三師五十四團八隊（勞改隊）。
在那裏修渠建壩，每天要挖七個立方米的土方，吃不飽又挨凍，與其累餓致死，不如逃跑，卻被人告密，我被捆綁吊打後，戴著手銬在地窖裡關押了一年多。我終於找到了逃跑的機會，乘解手之際跳入河裡，差一點被開槍擊斃。我游到對岸，鑽進樹林，用石頭砸開手銬逃跑了。由於不會偷又不會搶，討飯又拉不下面子，沿途忍饑挨餓，被公安局抓住而被收容；又從收容站逃跑，被抓進烏魯木齊新疆建設兵團大獄。農三師來人把我押解回去，在途中我被臨時關押在公安局收容站的牢房裡，晚上我戴著手銬挖地洞逃脫，騎兵的馬隊追捕而來，被我躲過後，橫穿戈壁灘、塔克拉瑪干，幾經死裡逃生，最後在庫爾勒地區輪台縣革湖公社隱姓埋名地生存下來。
直至一九七九年，我聽說中央的反右政策有變，我才敢向北京的原單位寄信，他們立即來人，把我接回北京，右派份子被改正。
之後，我努力工作，愛打抱不平，被千餘名職工選為單位的職工代表大會主席；又被動員加入共產黨，擔任本單位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八七年我被群眾高票推選為選區的人大代表候選人，由於我努力從事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掌握了頭頭們的不少經濟問題的材料，單位領導擔心我被做大後將對其構成威脅，就在背後搞鬼，以我曾是右派份子為由，用非法手段把我的人大代表候選人撤下，不讓我參加選舉。由於我們是職工眾多的大單位，人大的每次換屆，都能產生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這回就沒有了。
在反右派運動五十週年之際，黨的十七召開之時，我作為具有二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向黨中央呼籲：
一、開放言禁，允許人們用多種方式反思、總結反右派運動的歷史教訓，找出和挖掉產生錯誤的政治運動的根子，用制度來保障我國的民主與法治的進程。
二、黨中央要以適當方式，鄭重宣佈反右派運動是完全違反《憲法》的錯誤的政治運動。不能讓我們的共和國史上留下所謂「反右派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這樣自欺欺人的歷史笑柄。
三、對於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受各種打擊迫害的廣大右派份子及其死難者的家人，發還其20餘年的工資並賠償損失，使我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遲來的公正，以安度晚年。
我酷愛讀書，收集了許多關於反右和文革的禁書，我崇拜李慎之（原右派份子）、李銳（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經常自費把他倆的書（禁書）和其它好書複印上百本，送給青年人，多年下來已達千餘本。我總想為促進社會進步做點什麼，現在中共黨員裡有一半是不相信黨的了。如今我開始撰寫回憶錄《死裡逃生》。
強項戌邊罰剛遒，廿年勞改慘割頭。
中華正氣毀罄盡，不壞美真不罷休。（黃河清題詩）
（原載開放雜誌2007年5月號，又作補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