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2006年10月8日，安倍應邀訪華。中日雙方終於跨越了因為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形成的「政治障礙」，實現了5年來的第一次首腦會晤。如果說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把雙方關係降到了冰點以下的話，那麼把這次訪問叫著「破冰之旅」也未嚐不可。當然，與中國的歷次政治和外交轉向一樣，類似「死結」、「政治障礙」等字眼也都會在新的話語背景下重新尋找歸宿。或「刀槍入庫」，或「改頭換面」。可是無論怎樣，這些曾經吸引了無數人目光的詞彙，連同它們所代表的智慧和愚蠢，都已經在中日關係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不過，與五六十年代中國與前蘇聯那段既動口又動手的十年意識形態論戰史比較起來，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的爭論只是動口未動手，已經是有所進步。而如果從今以後，中共把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交由民間或者學界，則更可以說是歷史性進步了。因為無論是主動還是被迫，那都意味著向現代政治的「政教分離」靠近了一點兒。儘管作為孤例，還無法就此得出中共打算使「政教分離」制度化的結論，但是卻開創了一個使用該政治原則處理意識形態爭論的新記錄。
我們當然希望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從此在政府層面偃旗息鼓，走向民間和學界。然而，06年10月18日，84名日本國會議員又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其中，有前自民黨幹事長武部勤和一名現任首相輔佐官。這個事情提醒我們，靖國神社參拜將繼續存在！那麼，這種情況下，中共還會退出這個問題的爭論嗎？或者說，以安倍訪華為開端的中日關係現狀會繼續下去嗎？
一、靖國神社參拜的爭論造就了中日之間空前的對立心理
自從1985年人民日報那篇反對靖國神社參拜的社論起，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就登上了政治舞台，並且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步伐和成就而日漸膨脹。以至於後來「言必稱反參拜」幾乎成了中日關係的意識形態。到了2005年底，這個問題更上層樓。由駐日大使王毅11月14日發表在《日本經濟新聞》的一篇文章開始，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獲晉升為中日關係的「死結」頭銜。2006年又隨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的8.15參拜獲贈「政治障礙」稱號。與這些不斷升級的指責相配合的，是中國關上了高層會晤的大門。儘管中日雙方由於經濟關係密切，不致因此堵塞政治聯繫渠道，但是關於靖國神社參拜的爭論，卻使雙方官民的互相對立和厭惡的情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這在中日交往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中日兩國媒體關於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的民意測驗顯示，中方始終有60%以上的人反對參拜。日方的NHK電視台也在2006年8.15錄得 63%的贊同參拜比率。隨著爭論調門的升高，雙方民眾行為的應激反應明顯。2005年4月，中國爆發了波及大江南北的反日示威，而日本，繼2005年 8.15當天參拜人數達到創記錄的20萬人後，2006年8.15更高達25.8萬人。
安倍上台前後，雙方為結束首腦「冷戰」的外交努力中，也充滿著這種對立情緒。唐家璇就參拜問題警告日本政治家：中日關係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把握正確的方向是關係到兩國根本利益和本地區和平穩定，和諧發展的重大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更以「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堅持中方主張。而2006年9月30日，安倍新內閣的官房長官鹽崎則在東京電視台針鋒相對地公開表示：中國要求首相在參拜問題上「自肅」是一個無理要求。再次表達了日本堅持「無條件會晤」的立場，不會接受中國的條件。
迄今為止，中日建交34年，關於靖國神社參拜的爭論就佔去了21年。中共介入這個爭論的結果就是使中日外交關係走入了死胡同，並且在中日之間形成了廣泛對立，互相厭惡的心理基礎。這已經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僅次於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模糊處理參拜問題是中日雙方的客觀需要和共識
在雙方嚴重對立的局勢之下，能夠重開高層互訪，打破僵局，從邏輯上說明，模糊處理「參拜」問題不是某一方的一相情願，而是雙方的共識。隱藏在背後的，是兩國內政外交的客觀要求。
對於安倍新內閣而言，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使其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在緩解東北亞緊張局勢；促進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應對在野黨威脅參院選舉的「亞洲外交」等等一系列問題上，日本需要中國。這勢必要求安倍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有所讓步。但是另一方面，安倍個人的價值觀、治國理念及施政方針都已經在思想和言論自由的聚光燈下纖毫畢見。例如，日本國民都知道他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質疑「東京審判」；對於中共把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分開的傳統論點不以為然；主張把中日關係從鄉愁式的「友好」改變為直面問題的不懼摩擦的「普通」關係；主張修改憲法第九條，以強勢的外交政策把日本推向能夠「制定規則」的政治大國的地位等等。而且，支持安倍的基本政治力量中，更有日本社會穩定在30%左右的贊同參拜靖國神社的選民。所以，政治現實和政治家的基本品德並沒有給安倍在參拜問題上後退的多餘空間。「模糊」實在是安倍所能做到的最大「讓步」。如果我們把它叫做「讓步」的話！
而中國，在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專制統治之後，社會的深層矛盾已經充分暴露出來。專制政治對於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也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程度。現在的中國社會表現出了甚於歷史上任何時候的道德淪喪，甚於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思想文化荒漠化。在號稱「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虛幻光環之下，是仇恨，無誠信，拜金價值觀的氾濫，是念念不忘貪污腐敗攜款出逃的主流官德，是連年高達20%以上的失業率，是衣衫襤褸、不絕於途的赴京上訪人群，更有山川河流的滿目瘡痍。經濟高速增長已經無法掩蓋日益嚴重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政治危機。
中共統治不但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且更培育了中國周邊動盪不安的政治環境。台灣問題，朝鮮問題，東南亞問題，無一不是中共堅持一黨專制和輸出暴力革命的結果。這也使中共自建政以來一直處於政治孤立和經濟，軍事被圍堵的境地。放棄對日戰爭賠償，台海問題國際化，把大片國土割讓給俄羅斯等重大國家利益的讓步，都是中共在不停地擺脫孤立，爭取國際政治支持，挽救專制統治危機時付出的代價。
胡溫上台之時，恰逢對日投機型外交走入死胡同、「反參拜」的副作用越來越大的局面。
這裡既有「反參拜」幾十年未果的戰略敗筆，也有外交戰術處理上的生硬與粗野。例如，吳儀在05年「愛知博覽會」期間中止與小泉會晤時表露出的猥瑣；李肇星使用侮辱性詞句向最高立法機構報告嚴肅的外交問題時顯示的輕浮；駐日大使王毅則是前倨後恭，剛剛在05年底提出「死結論」，卻馬上在06 年8-15小泉參拜之前逃之夭夭，讓人立刻想到「反參拜」於中共不過是權益的手段而遠非價值觀的堅持！
本來，胡溫可以在六國會議上樹立起他們在外交事務上的權威地位。但是，對朝鮮崩潰引發中共統治危機的恐懼最終超越了國家利益。結果，對朝鮮的綏靖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國的影響力，導致了朝鮮核試驗的發生。中國終於自食其果，從先前洋洋自得的「調解人」，一變而為注定賠本的「當事人」！
在國內危機日重，國際上被孤立並被日益邊緣化的威脅之下，具有「短，平，快」效果的外交突破當然有其獨特的價值。安倍對「參拜」問題的模糊態度可謂正中胡溫下懷。從安倍並未做出任何實質性讓步而實現訪華的過程來看，我們幾乎可以說，是胡溫自己主動解開了「反參拜」的死結，自己主動拆除了「反參拜」的「政治障礙」。
所以，中日雙方的政治利益決定了雙方利用「模糊」原則處理參拜問題的必然性。在「模糊」原則之下，中共可以從「反參拜」的失敗中體面地脫身，並完成外交方針的轉換。安倍則可以在未損及自己政治利益的同時實現外交突破，輕鬆地從在野黨手中接收了「亞洲外交」的話語權。儘管中日雙方的政治利益促使雙方超越了「參拜」這個准意識形態障礙，但是，政治現實的限制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走的更遠！
三、反對靖國神社參拜仍然具政治利用價值，在中共的專制政治終結之前，它仍然有可能被作為有巨大能量的政治武器使用。
06年10月中旬，日本共同社的民意調查顯示，儘管有83.2%的人對安倍訪華持正面評價，可是也有近50%的人對中日關係發展的前景表示「還不好說」。經歷了21年的靖國神社參拜爭論，人們當然有理由謹慎地看待這次安倍訪華。畢竟，除了首腦會晤的重啟之外，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尤其是「反參拜」的政治潛能沒有被削弱。對於中共而言，「反參拜」首先具有喚醒民族主義以證明其統治合法的價值。由於堅持專制統治，拒絕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中共也就始終未能得到人民的授權。因此，其執政的合法性也一直備受質疑。所以，半個多世紀以來，張揚粗卑，狹隘的民族主義就成為中共「代表中國人民」，回擊指斥其執政非法的主要手段。而且，在長期的，有意識的愚民教育和新聞言論封鎖之下，狹隘民族主義已經被中共製造成了具備廣泛群眾基礎的意識形態，甚至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例如，凡談論中外關係，用不了三句話，就會是中國的四大發明，就會是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大國，世界地位不容忽視。就會是外國干涉中國內政，可以一戰！而對於近在咫尺，迫在眉睫的中共暴政卻輕描淡寫。全然沒有認識到正是中共侵略擴張與恐怖的思想和實踐，才導致了文明世界的圍堵。好像談了中共的倒行逆施，就失去了中華民族的「面子」。於是，在不斷強化的對扭曲的抗戰歷史記憶背景之下，「反參拜」就成了喚醒民族主義的一劑萬應良藥。所以，在相當長時期內，只要中共找不到可資替代的執政合法性資源，中共都會重新利用「反參拜」來祭起民族主義這面旗子。
其次，「反參拜」具有刺激「外患」意識的獨特作用。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專制經驗中，「國無外患者恆亡」佔有重要的位置。中共更是利用外患並不惜製造外患，以鞏固一黨專制的佼佼者。例如，「抗美援朝」形成的「美帝國主義」外患，「對印，對越自衛反擊戰」形成的印度和越南外患，無中生有的「修正主義」形成的「蘇修」外患，就連內戰性質的台灣問題也幾十年如一日的向人民灌輸「外國干涉」的「外患」意識。以轉移內部危機，把名為「穩定壓倒一切」，實為鎮壓的行為合法化。
最近十幾年來，中國社會以「維權」為特徵的非暴力抗爭運動此起彼伏。1750多萬人更以退黨退團表達厭惡中共，拋棄中共的政治選擇。在前不久的陳良宇案揭出後，很多省市更以聯名要求中央派員反腐的名義，表達對專制統治下貪污腐敗日益公開和普遍化的不滿。
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緊急發出一系列安撫和制止的文件。這種種現象無不顯示了中共全面政治危機的末日景象。基於中共在中國造成災難的歷史，筆者有理由認為緩解這些危機的進程必然是沉重和緩慢的，甚至會因為某些偶然因素走向極端。在這個過程中，專制政治的慣性和「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有可能使中共重啟「外患」口號來「救場」，而「反參拜」則無疑是最順手的一著。
第三，在中共的統治權術中，「反參拜」是使狹隘民族主義不危及專制統治的減壓閥。是社會非理性情緒的宣洩口。
一方面，長期的專制統治使中國社會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環境，奴性和流氓痞子行為一直主導著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另一方面，中共的倒行逆施在民間積累了極大的怨氣。利用「反參拜」就非常容易轉移視線，產生類似05年4月的反日示威的行動把怨氣釋放出來。從而達到控制局面的目的。
在「反參拜」過程中，日本官民不斷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已經在雙方心中積蓄了巨大的仇恨能量。對於沒有理性思維傳統而又掌握著巨大專制力量的中共當局而言，「反參拜」就像一顆炸彈，引爆它可能就在中共情緒失控的一念之間。
事實上，在中共的內政危機壓力之下，「反參拜」不但有重新政治化，外交化的潛在必然性，而且還有因專制制度下決策的盲目與情緒化出現波瀾再起的偶然性。在中共的專制政治終結之前，這些潛在的因素都可能因中共的需要而表面化，成為新的外交問題的源頭。
四、「反參拜」的教訓
無論如何，1985年至今的「反參拜」終於以安倍訪華告一段落。總結這段歷史的教訓為後來者戒，使目前這種對「反參拜」即興處理的方式轉變為具有清晰戰略思考的行動，庶幾可以使以往的「反參拜」歷史成為有價值的思想資源。本著這個想法，我們來看「反參拜」的教訓。
其一，政府主導或介入這一類准意識形態爭論不符合「政教分離」的現代政治原則，得不償失！事實上，「反參拜」不但嚴重干擾了政府運作，而且損害了國家利益，最終只能用不斷加碼的指責掩蓋中共勢成騎虎的窘態。在這一點上，中國甚至不如韓國。這段「反參拜」史和60年代的中蘇論戰極為相似。 1989年，鄧小平在會見到訪的戈爾巴喬夫時說：「中蘇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全是空話…….講這些過去的事,目的是為了前進，不是要求再和蘇方辯論。這些歷史賬講了，問題就一風吹了，重點是放在未來。」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共把意識形態爭論引入國際關係的無理與失敗。遺憾的是，中共並沒有接受這個還不遙遠的教訓。
歷史上中共不接受教訓的事例不勝枚舉。其原因在於它整體上缺乏理性思維、缺乏凝聚理性力量的環境。再加上專制政治的決策機制，長期的優秀人才淘汰，諸般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中共當局盲目和情緒化應對內政外交的重大問題成為普遍現象就不奇怪了。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對日新思維」的流變。在鉗制思想，鎮壓言論自由的大環境下，現在除了馬立誠先生還堅持自己的觀點之外，學術功底更深的馮昭奎和時殷弘都已被「主流」化。甚至他們的某些言論已經可以用「狹隘」來形容了。如果不加說明，你甚至無法相信這些言論出自學者之口。我願意相信這並非他們的本意。但是，無論如何，新的思想在中國無法立足卻無可置疑，更遑論發展和凝聚成一股力量了。
再例如，中共一方面擔心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擔憂「日美安全保障同盟」的加強會使台灣問題複雜化。而同時卻又事實上鼓勵朝鮮綁架日本人，發展導彈和核武器，在東北亞不斷製造緊張局勢。中共自己的一位將軍朱成虎更公然發出核武威脅。這些自相矛盾和愚蠢的行為促使東北亞局勢迅速向不利於中國的方向演化。日本進行經濟市場的戰略轉移和美日韓安保同盟的強化自不待言，它更發展與凝聚了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強大民意。一個軍事大國的日本已經無可阻擋。
歷史地觀察中共主導的「反參拜」後果，在對雙方國民的心理影響方面，遠比當年的中蘇論戰為惡。要消除這種影響當然也要艱難的多！
其二，在長達21年的「反參拜」攻勢之下，儘管有失去中國經濟市場的威脅，儘管日本社會也群情洶湧，爭論激烈，甚至於「參拜」與「反參拜」成了日本黨派鬥爭的武器。但是卻始終沒有能夠導致日本社會的分裂，也始終沒有能夠影響日本的行政運作，沒有能夠成為日本行政當局的主要關注點或主要任務。這證明了日本國民已經習慣了言論自由環境下的思想交鋒。顯示出了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的環境對於極端思潮的衝擊具有強大的緩衝作用。它對中國實現「積極與和平的穩定」有非常現實的借鑒作用。
在這裡，不能不提到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後發優勢」。近年來，中共已經很少再提到它，大約是經不起追問吧！而歷史事實是，以「後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不乏其例，甚至就是歷史發展的常態之一。英、美、以及離我們最近的日本都是如此。從他們的實踐過程，我們毫無疑問地能夠體會到，「後發優勢」的本質是思想和制度的優勢。所以，為了能夠實現「後發優勢」，也就必須建立權力制衡的制度，創造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以使新的人文，科技思想能夠萌芽、成長和壯大。而同時，為了避免一種不成熟的思想或者一種暫時不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思想對現實產生過大的衝擊，就應該設置學校、研究機構、各種社會組織、普遍選舉和議會進行制度性緩衝。這種情況下實現的穩定無疑是「積極與和平的穩定」，和中共的鉗制思想為目的的「被動與暴力的穩定」有本質的區別。可是，除了讓中國走上
「積極與和平的穩定」這樣一條道路之外，還有哪一條途徑能夠實現「後發優勢」呢？當今的世界，還有誰相信依靠鉗制思想而能夠後來居上呢！
其三，「反參拜」過程充分暴露了雙方認識上的巨大差異。它包括對歷史事實，歷史判斷，傳統文化等三方面的認識。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要解決「參拜」問題，就要首先在這三方面達成共識。但是，這21年來，形成共識所需要的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和人類普適價值觀的基礎不但不存在，而且中國在此期間還大步後退。中共就連對歷史事實的甄別這樣淺層次的嚐試也不允許。前不久，中共整肅「冰點」報案就是向世界、向中國人民傳達了一個這樣的信號。雖然安倍訪華的成果中有了這方面的合作承諾，但是，筆者認為，那只是為首腦會晤成果湊數而已，當不得真！從最近安倍對這個專門的委員會明確表示的「為政治服務」的說法，不是可以看出些甚麼嗎？更何況，歷史事實和歷史真相還遠遠不是一回事！
所有這些顯然不是爭論問題的正常狀態。可是，無論如何，當爭論的雙方不正視並解決這些差異的話，「反參拜」就只能作為一個政治符號淪落到被利用的下場。
總結起來，「反參拜」失敗的教訓是：中共當局主導並利用「反參拜」；日本民主制度對「反參拜」思潮的強大緩衝作用；專制政治下的思想言論鉗制對歷史問題研究的阻礙。
安倍訪華，可以說是中日雙方外交政策的轉折點。中共甩掉了「反參拜」的外交包袱，顯示出了對日外交中難得的務實一面。而安倍通過訪華穩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實現了對華外交由感性的「友好」到直面問題的理性「正常」狀態的順利轉換。
以「反參拜」21年未果為特徵的失敗，使得「反參拜」在中共眼中已經失去了作為外交武器的價值。由此，我相信「反參拜」不會再直接出現在外交舞台，即使是再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情況發生也是如此！安倍訪華為開端的中日關係現狀將會維持下去！
但是，正像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樣，「反參拜」之於中共仍然具有在內政上的利用價值。例如，用以渲染「外患」，激起「民族主義」以轉移內部危機。不過，中共將會把對「反參拜」的操縱層次隱藏在民間或者學界。
「反參拜」問題的最終解決，只能是在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時候。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可以徹底解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危機。也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反參拜」的政治利用價值才能徹底消失。那時，中國人民就會在信息多元的新聞自由環境中，自然地完成權利意識的覺醒；自然地認識到中國的所謂現代文明相對於世界文明的主流，早已經退化為一條粗俗，纖細，曲折的，已經被世界文明的主流邊緣化的行將乾涸的小溪；自然地認識到世界已經發展到「有限讓渡主權」為特徵的，以「國際規則」約束政治經濟合作與發展的歷史階段。聯合國，WTO，核不擴散條約，京都議定書等等不斷增加和增強的「規則」正越來越深地左右原來屬於傳統主權範圍的政治經濟生活；自然地認識到中國正在被「國際規則」化的潮流裹挾著踉蹌前行。
對於中國，歷史並沒有如馬列主義所預言的「螺旋式上升」而是又讓中國人回到了茫然四顧的晚清時期！也就自然地以更大的自覺關注自身的命運，對中國的所有問題包括「參拜」在內就會在一個全新的視野中重新認識和定位。總之，人民就不再被愚弄，「反參拜」本身就會回歸其本來的意義，解決它就不是十分困難的了。
在這個基礎上，雙方纔有可能達成對有關歷史事實，歷史判斷，傳統文化方面的共識，實現對「參拜」問題的理性研究和討論，最終解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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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06/11/27於茨城縣「東日本入國管理中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