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一、我本人及《民生觀察》在維權實踐的過程中面臨的幾個具體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維權對象的多少問題，也就是我們能做的事有多少。我本人及《民生觀察》主要關注的是老百姓尤其是底層民眾各種合法權益被侵犯的事件，這些事件民眾又都通過上訪、請願、遊行、示威表現出來。那麼，上訪、請願、遊行、示威這些事情有多少呢？應該說中國大陸這 類群眾性的事件總量還是很多的，但對我本人及《民生觀察》來講，我們的人員不多，我們又不具備專業媒體的條件，僅靠個人的接觸面畢竟有限，這就造成了我們獲取的信息量比較緊缺，有時只能獲得過後的新聞。而我本人所在的隨州市，又是一個小城市，信息量不能與大城市相提並論。所以，為了能及時獲得民眾的維權動 態，我本人經常到信訪局、政府部門等機構去看一看，捕捉相關信息。不過，隨著我們的維權活動在當地逐漸產生影響，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我本人及《民生觀察》，許多公民主動找到我們，反映他們的遭遇。我最近報道的幾件事，就都是一些基層民眾主動找到我的。同時，通過網絡等方式，也有外地群眾聯繫我們。
第二個問題，如何接近群眾、深入群眾的問題。當我們獲知某一個信息後，接下來就要接觸群眾及群眾代表，向他們瞭解詳細的真實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獲取他們的信任和配合很重要。要瞭解案件的詳情，和群眾代表的溝通很關鍵。這方面，我本人可謂嘗盡了酸甜苦辣。在甜的方面，總體上講，接觸民眾一般是能成功的，成功率應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許多群眾代表有膽有識，也很豁達，再加上群眾們往往多年上訪請願，問題卻解決不了，使他們經常處在走投無路的境地，對外界的幫助與介入他們是非常渴求的。像我接觸到的隨州市六大破產國企退休教師的代表、武漢市東湖管理區湖光村討要湖泊案的代表，對我們的到來都非常歡迎和配合。當我告訴這兩位代表，我們的報道很有可能引起海外媒體的關注時，他們都表示「就是要讓外國也知道我們的事」，而有些民眾代表甚至到最後把我們當成了知心朋友。
在苦的方面，當我們主動接觸老百姓時，由於他們對我們不熟悉，特別是對我們的身份、背景、動機等持懷疑態度，他們就經常把我們像嫌疑人一樣問來問去，甚至有的人懷疑我們是政府派過來的「奸細」。這些就造成了他們有時對我們不放心，不信任，不配合，既想找我們又害怕找我們。比如說，有的群眾代表一會兒打電話說要找你，過了五分鐘又說不找了；一會兒和你約定在某處見面，可等你去了，他卻不去。在這方面，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多月前，我到湖北省丹江口市調查當地移民的情況，在走之前我已多次和他們的代表聯繫過，他表示歡迎我去。結果，我坐了幾百公里的車到了丹江口市後，這位移 民代表還是顧慮重重，怕這怕那，並最終不肯配合，最後竟躲著我不肯見面，導致這次行動完全失敗。
第三個問題，維權運動的阻力與困難。維權運動的阻力主要體現在官方。當局對維權運動的態度和處置讓我感到有喜有憂。喜的是，在當前，我們開展維權行動時，我們的行動基本上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像我們到各地去做實地調查，當局並沒有進行公開的、正面的阻止和破壞。憂的 是，當局仍對我們的維權活動採取敵視的態度，仍對我們的行動高度關注和警惕，並經常向民眾污蔑我們是「反動分子」，是「法輪功」。一些案件的當事人也時而被政府和國安人員光顧和警告。
談到大陸維權運動的困難，我想最大的困難是國內的政治環境仍然非常險惡，維權人士的處境仍然非常艱難和危險。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中國，其專制獨裁的制度並未改變，當局堅持暴力高壓統治、踐踏人權的本性也未改變。中共當局仍把我們合法的維權活動看成是專揭社會的陰暗面，是出政府的醜，是對他們統治地位的挑釁和威脅，他們隨時都可能把我們送進大牢。就在大約不到一個月前，幾個案件的當事人告訴我，北京公安部的人專門 到他們那兒進行了調查，並在調查通知書上提到了我本人。對於我們面臨的這種危險，我們並不怕，但我們急需得到外界的關注，特別是輿論上的關注和 聲援，外界多一分關注，我們就多一分安全，我們也願意與各方取得並保持聯繫與互動。談到這裡，我舉一個外界對我們的關注有多重要的例子，每次我們報道一個案件後，像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的記者前去採訪當事人後，當事人都會倍受鼓舞，對我們的信任感隨之會增加許多，這樣大大方便了我們的後續工作。第二個困難就是經費問題，這個問題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二、維權運動對推動民主、人權事業潛移默化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是維權運動有助於廣大民眾認清當前社會的本質。我曾接觸到這樣一位民間維權代表，他是一家棉紡廠的內退工 人。工廠破產後，他們的退體金和福利待遇被大量削減，為此，他們多次上訪維權。後來，這位代表找到我，反映了他們的遭遇。不過，沒過多久，這位代表對和我 接觸以及有可能國際媒體會報道他們的事產生顧慮甚至害怕，期間，他多次反悔，表示不報道了。但就是這樣一位代表，在我和他最後一次接觸時，他說的一番話令 我記憶猶新，他說：「我們這樣的事，無數次地找過政府，我們算看穿了，找政府不起作用。現在，當官的都是官官相護，除非搞西方那樣的多黨制」。
第二，維權運動有助於培養公民的公民意識、人權意識。維權運動的主體是廣大的老百姓，他們在積極行動時，我經常聽到 他們嘴裡這樣說：「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們要維護我們自己的合法權益」；「政府抓人，侵犯人權」；「我們採取的都是合法、和平的手段」。這些話成為老百姓的信條，實際上意味著他們在逐漸接受人權等現代理念。同時，為了更好的表達和實現自己的訴求，這些底層的老百姓們中的代表都自覺地學習過相關法律，尋找政策依據，在學習的過程中，相信他們的認識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三，維權運動有助於培養公民的抗爭意識。為了實現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目的，許多民眾被迫走上奮起抗爭的道路。而民眾抗爭維權，是要向政府討說法，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就要克服各種恐懼感。舉個例子，2005年底我第一次報道了我們當地的民辦教師的上訪請願活動後，有海 外媒體採訪了幾個民師代表，當時這幾個代表很害怕，專門給我打來電話說：「以後電話不要再告訴境外記者了，要是國內媒體的採訪就沒有問題」。可現在，隨州 民辦教師一旦有上訪請願活動，總是提前給我打電話，讓我關注他們的事，並希望能「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
第四，前面我們講到維權運動對老百姓提高認識等方面有正面作用，實際上，我們維權人士本身在從事維權實踐時也受益非淺。從我個人來講，從事維權工作，使我感到自己做了一點實事，而不是無所事事。同時，維權運動使我們得以走進民眾中，瞭解了他們的想法和要求，拉近了我們與他們的距離，也讓他們瞭解了我們，知道我們不是「洪水猛獸”，從而為宣傳我們的思想和理念創造了條件。同時，因為維權運動所關注的事都是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事情，我們做的事，他們看得見，摸得著，這就容量贏得他們的好評和信任。舉例來講，2003年及2004年我對強訂黨報的抗爭活動和針對「看病貴」的醫療街頭簽名活動被周圍的人知道後，大家都紛紛說：「你這都是好事」，自此，像我的同事們就與我親近了許多，他們也願意與我交往了。
綜合這幾點，我覺得維權運動對推動民主、人權事業的發展是有非常積極的基礎性的作用的。
三、大陸維權運動的空間問題
我個人認為，維權運動在大陸的空間，不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是多和少的問題。這是由整個國際大環境以及整個人類文明程度的進步決定的，也是由中國二十多年的發展決定的，現在的統治者已不敢像獨夫毛澤東那樣動輒就對人民「殺無赦」。
至於大陸維權運動的空間到底有多大，我認為當局對哪些方面該打壓，打壓到何種程度，有時也是舉旗不定的，有時甚至還會讓步妥協。因此，我的觀點是，大陸維權運動的空間是有一定彈性的，它隨著各方仁人志士的不斷探索、不斷衝擊而逐漸擴大。換個角度說，維權運動的空間的大小是由維權志士們的膽識和勇氣決定的。到底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試了才知道，而試的結果往往是「原來還可以這樣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好」。我自已在這方面深有體會。我以前一直覺得，像國內各地民眾上訪請願、遊行示威這些事我們不能涉足，一旦介入，就會被當局認定為組織和操縱群眾運動，必然招致殘酷鎮壓。而當我真的關注報道甚至溶入到這些事中來後，結果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嚴重。
四、維權運動的基礎和力量
這個話題我想結合我對強訂黨報的抗爭這個事來說。2003年1月，我向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抗議我們當地強行扣除我 們的工資，訂閱所謂「黨報」－－《隨州日報》的事。公開信發出後，我還找到當時我所在學校的校長，告訴了他公開信的內容，並提出了我的要求：「如果以後繼 續強迫我訂報，我要把此公開信廣為散發，並把報紙退給有關部門」。說實話，當時做這個事的時候，我是做好了至少被開除的思想準備的，就像許多朋友說的那 樣：「黨報可是當局的命根子呀！你去抗議它？」可後來，這個事是這樣發展的。當時那個校長並沒有像我預計的那樣「”暴跳如雷”，而是說「訂報確實是一件很頭 痛的事，我曾經建議有關部門，如果黨報經費實在不足的話，可以發動大家捐款，不要強訂」。再後來，我又五、六次地找到這位校長和學校，交涉這個事，並在其 中有一次把我被強訂的一些《隨州日報》拿到這位校長的辦公室，退給了他。事情在過了約兩年的2004年12月1月有了結果，這一天，我所在學校的校長派人專門告訴我「《隨州日報》你不願意訂，可以不訂」。自這以後，當局就沒再要求我訂這份報紙了。後來我瞭解到，是《隨州日報》社作出了讓步。
在抗爭強訂黨報這個事的過程中，我還接觸到學校及其它部門的許多官員，這些官員也是強訂黨報的受害者，他們在私底下都對我表示「強迫訂報這個事確實不像話」、「我們也很惱火」。以上這些情況說明，隨州當局對我作出的這個讓步，一方面是他們害怕我把事情鬧大，影響了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強迫訂報不得人心，他們對這個事也感到心虛。也就是說，我對這個事進行維權和抗爭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義和良心是站在我這一邊的，當局想對這類事情進行殘酷打壓，往往會有所顧忌，甚至做出讓步。再換一句話說，我們從事維權運動，只要抓住了公理和道義，我們就有了巨大的力量，就有了安全保障。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勇往直前，大膽做事；我們就敢於維權、敢於抗爭了。我想，這大概就是維權運動的基礎和力量。
五、維權運動要找準定位，處理好與各方的互動關係
對於目前的維權運動，我認為其定位不是與政府的對抗，也不是專出政府的醜，我們是以積極的姿態尋求與各方的良性互動，特別是與大陸媒體的溝通與互動。在這個方面處理好了，往往會事半功倍。2004年初，我本人搞的醫療維權－－－街頭徵集簽名活動，就曾得到大陸許多主 流媒體，如中國青年報、南方週末、山東電視台等的報道，這些媒體報道後，全國又有百家以上的媒體轉載或跟進，在當時國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後來，國內有數十位民眾給我來信，表示聲援和肯定。而《民生觀察》最近報道的湖北省廣水市馬坪鎮化工廠污染案，又得到了湖北省當地發行量非常大的《楚天都市報》的關注，進而引起地方官員的關注，導致這家化工廠在很短的時間內被關閉，馬坪鎮居民為此放煙火慶祝，事後，他們還為我送來了錦旗。這些成功的案例，讓我感受到尋求與各方的互動很有很大的空間，最近，《民生觀察》就開始了與事發地的政府的互動努力，我們把我們掌握的情況主動反饋給當地政府。
六、維權運動應注意的一些細節和問題
一是要盡量淡化維權運動的政治色彩，就事論事，努力擴大我們的行動空間和安全性；二是在語言和行動上盡量保持溫和、低調，不針對個人，不過度刺激當事方；三對被維權的民眾不能要求過高，現階段，大多數民眾起來維權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是為了要吃飯、要生存，他們還沒有政治上的訴求，過高的要求和語言會嚇跑老百姓；四、注意維權行動的節奏和程度，不給當局造成一個非打壓不可的印象。
七、大陸維權運動的前景
這幾年，國內各地群眾性突發事件此起彼伏，這些事情就是維權運動巨大的資源。當老百姓們奮起抗爭和維權時，他們往往在政府那兒和現行體制下得不到有效的救濟和幫助，他們往往處在走投無路的窘況下，他們渴望得到外界的幫助，並且這種願望非常強烈，這些都給維權運動創造了先天的條件。
任何成功的、做出了影響的維權行動，都有可能受到當局的打壓，我想維權運動即使出現了挫折，也不能證明它就失敗了。長江後浪推前浪，維權運動的前景是光明的。這幾年，在我個人的維權實踐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困難和危險，但當我接觸到那些急需幫助的老百姓，看到他們期待、乞求的眼光，我總告訴我自己：堅持做下去，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