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0日訊】我今年已經38歲了，無論走路還是吃鹽，也算有些經歷了。磕磕絆絆的人生經歷告訴我，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一個人，特別是一個無權無錢的普通中國百姓，千萬不要打官司，也不要輕易接近律師。
可是，年初以來，為了幫助一位貧窮而又冤屈的朋友打官司，幾乎是法盲的我不得不硬起頭皮接觸一些法官、律師的同時，又接觸了一些與法律、律師有關的書籍。我試圖在理論與現實之間發現些什麼，或妄想找到一個契合點。巨大的反差卻常常敗壞了我閱讀的胃口，甚至幫朋友按正常渠道打官司的勇氣。
然而，失之桑榆，收之東隅。閱世讀書之中，國內律師傳記《江南一怪》，美國作家歐文思通的《舌戰大師丹諾辯護實錄》，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南一怪》的傳主是浙江思源律師事務所主任呂思源。在很多律師追求收費豐厚的大案要案，甚至成為權力和金錢的幫兇，淪為惡訟的今天，為無錢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打官司，呂思源律師因此被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將軍稱為「江南一怪」。其實，怪就怪在現實惡劣的執業環境。為朋友請律師時，一個在省城頗有聲望的律師對我直言：一個律師要想生存，除了智慧與擅長辭令以外，還要懂得人情世態，能在國家法律與地方土政策，能在官場、民間、三教九流的利益格局、爭奪之間左右逢源、夾縫求生。面對如此現實，呂思源律師說「打官司就是打證據」「相信法律」這類話，就顯得書生氣了。我因此對《江南一怪》這本書的真實度產生了懷疑。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法律。這樣的社會、法律自然會產生與其相適應的律師、官司。在江南律師界大名鼎鼎的呂思源先生對此應比我感受更深。
人們選擇律師職業的原因有很多。一些人為了錢，一些人為了權力和名望，還有一些人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理想。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只要律師們誠信執業，應該無可厚非。令我崇敬的是，只有像美國的丹諾，中國的陳光誠、高知晟這樣及其稀少的勇士和智者，他們把律師職業看作是超越其自身目的的手段。他們不是口口聲聲地要維護法律的尊嚴，而是高舉人性的旗幟，不斷質疑人間法律的公正性。他們不僅是為了特定的當事人辯護，而是為了自己是人類的一元而辯護，為自己的人生哲學和信念而辯護。因此，當這樣的律師面對窮人，無助的人，不幸的人，弱者和被損害者甚至罪人時，他們宣揚的不是教條，而是愛、寬容與同情。
那個黃昏，我含淚看完《舌戰大師丹諾辯護實錄》後，作為對當今美國有著複雜感情的中國人，我被美國，被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律師——丹諾，深深地折服、感動了。在誘惑與恐懼、權力與金錢面前，只有丹諾這樣的律師，才能將自己的肉體、心智和靈魂，傾力投注在一次次辯護之中。無論成功與失敗，都要為法律灌注相當的人性。令我悲哀的是，上世紀初的美國律師丹諾因不畏強權不僅能夠獲得勝利和榮譽，還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國民的認同。當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律師陳光誠、高知晟卻因對人權的維護和自由的追求而成為囚徒。
「我不相信恨的法律……」這是丹諾面對法官和陪審團，面對他從舌尖上挽救的無數個冤者和死囚所說的話。套用丹諾的話，同我不相信只愛錢的律師一樣，我也對框框套套，墨守成規，「相信法律甚至黨和政府的律師」保持警惕。在大案要案越來越多，在對正義、公正的呼聲越來越強烈的今天，在陳光誠、高知晟這樣具有崇高理想和道義感的律師被關押、迫害的中國，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律師，什麼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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