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2日訊】物理大會的非物理話題
3年一次的M.格羅茲曼（Marcel Grossmann）廣義相對論大會，今年（2006）是第11次，輪到在柏林召開.算是選錯了時間.7月下旬的會期正趕上歐洲70年不遇的熱浪天氣。加之柏林的防暑降溫設備實在不發達.高溫高濕萬分難耐。會場設在柏林自由大學，它位於原西柏林的美國佔領區，應當是發達的地方。但各個會場（即大小教室）不但沒有空調，而且連電風扇也沒有。第一天的6-700人的大會場，當地組織者只找到一台直徑20英吋的家用落地式電扇，放在講台上。似乎想讓大家「望扇止汗」。不少與會者紛紛照像，用email發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圖注是：「信不信？這是在2006年的柏林，只有一台電扇！」。第二天電扇增加到三台，第三天增加到十台，但會場中的人數還是一天比一天少了。當然，與會者并沒有離開柏林。而是三五成群自找同行交流去了。這種近千人大會的功效之一，本來就是讓多年不見的同行有機會自由交流。同行見面，首先談物理界的事。但往往（或一定）會從物理問題扯到非物理問題.今年扯到的非物理話題之一是「民主何時再崩潰？」
7月23日，星期天，ICTP（國際理論物理中心） 的D教授，李淑嫻和我一起重遊國會大廈、勃蘭登堡門等舊地，也看看施普雷和哈韋爾河邊的最新建築.遊人如織。多為慕名而來。這裡的名氣當然因為它是20世紀的世界歷史的一個地標。從1945年5月蘇軍攻克柏林，紅軍軍旗插上國會大廈和勃蘭登堡門，到1961年修築柏林牆，再到1990年面臨撤退的窮困蘇軍在勃蘭登堡門下變賣軍衣軍帽，是民主資本主義和專制共產主義兩大意識形態衝突的標誌。特別，當柏林牆倒塌的主要推手被認為是美國人的總統裡根後，這一段歷史被寫進了教科書，證明民主制可以戰勝集權制和元首制。D教授，很早就來過柏林，當時還是中學生。它看到過被戰爭（主要是兩個星期的慘烈的坦克逐屋戰）毀成一片廢墟後的柏林。他還知道那裡是戰後最早開張的大百貨商店。李和我兩次來過這裡，穿越過1983年柏林牆，看到過1990年賤賣軍徽的紅軍。多少也都算這段歷史證明的目擊者。
集權制也可以戰勝民主制
如果不把重大歷史事件解釋為偶然，那末，20世紀30年代的國會大廈和勃蘭登堡門也證明，集權制也可以戰勝民主制。民主與集權或專制之間的逆變換也是可能的。民主制并不總是穩定的，它會崩潰。至少，它曾被納粹元首制摧毀過。既然崩潰過，那末，就有理由問：將來，民主制會不會再崩潰？什麼時候再崩潰？在什麼條件下再崩潰？D教授的談興來了。先吃午飯再說.我們找到勃蘭登堡門前著名旅店Adlon的臨街餐廳.三個人坐下來。看菜單後，知道旅店果然有名，奇貴.三人不約而同地只點了一種最便宜的冰淇淋，15歐元一客，與其他小店2-3歐元一客的冰淇淋沒有不同，只多了一片極小的巧克力，上用奶油寫著Hotel Adlon，一字母一歐元。一個市場總有少數飯店很貴。一個民主社會也總有少數直接反對民主的勢力。這都不足慮，因為不是主流，不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大局。我們沒有遇到崇拜納粹的光頭黨徒。倒是看到一個模仿德國舊軍隊的樂隊。會議的正式宴會，是在柏林的Ritz-Carlton旅店舉行的。在宴會上獻藝的是一支銅管樂隊，12個人，11個樂手加一個歌手。均為男性，均著軍服。當然不是二戰時的德軍軍服。李和我一看，就想起一張照片—1900年在前門箭樓下的行進的由瓦德西率領的德軍。樂隊軍服同那時的德軍一樣。樂隊奏的是清一色的進行曲，唱的是軍歌或准軍歌。我不知道德國是否有在正式宴會上要聽軍樂和奏進行曲的傳統文化。李淑嫻在1949年之前受的是上海同濟中學的德語教育，知道德語很適於唱軍歌，但似乎也沒聽說軍樂伴飯的習慣.當然，該樂隊不像有宣揚八國聯軍的意思，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拳亂的歷史，而只是在懷念德軍一度曾是西方諸軍之首的舊日榮光。
民主再崩潰的模型
由東方的拳亂談到西方的拳亂，「民主再崩潰」的模型有了。一個可能導致民主再崩潰的因素，就是義和團那種群盲或群氓式的恐懼和邪念，特別當它們成為社會主流或主導的時候。這就是Ｄ教授的主要論點.這個論點并不新。很多人知道，納粹制戰勝民主制，靠的就是二、三十年代德國的「拳亂」—排猶、種族主義。問題是：在民主制已如此穩固、教育已如此發達的今日之西歐，難道還有群盲式的恐懼或邪念嗎？有，可能不止一個。其一是核恐懼。
西歐能源短缺。D教授所在的ICTP有IAEA（國際原子能委員會）支持的。按能源專家估計，地球總儲油量只夠全世界消費50年左右了。現在看來，在短短的未來的半個世紀裡，各種尋找石油之後的能源的方案，都沒有一定成功的保證。核聚變能源已經研究了半個多世紀了，仍然步履維艱.有人提議到其他星球上去採油，那是科幻。迄今，唯一可靠的替代者是核裂變能源。
不幸，1945年核裂變能源一進入公眾的視野，就得到了恐怖的印象。對核武器的恐懼（這是理性的），已經發展成了對整個核裂變能源利用的非理性恐懼。而且，愈來愈普遍化。在意大利，早年已有40%的人反對發展和使用核裂變能源，現在則高達80%.可怕的主流！（D教授語）。這才是真正令人恐懼的數據。為了爭取選票，不少政客迎合核恐懼，利用核恐懼，鼓吹核恐懼，不顧長遠，甚至提出取消所有核裂變能源利用等競選口號。結果是強化了非理性核恐懼。D教授預言，如此下去，也許只消3-50年，當油資源將盡未盡之時，社會就要大變了。或者，為強行發展核裂變能源，政府變成專制。或者，少數儲油國（專制的或半專制的）控制一切。無論那一種前景，民主都難免面臨崩潰。
消除非理性的群體核恐懼
D教授的理論模型有點危言聳聽。不過，有數據，也有邏輯。支持這個模型還有另一段歷史，歐洲之所以能廢除奴隸制，原因之一是油煤等能源的發展最終使重體力能源（奴隸勞動）變得不再是必要的。勃蘭登堡門前還有人力拉的三輪車（我在文化大革命時拉過），但比燒油的Taxi汽車貴得多了。能源不是社會進步的充分條件，但是必要的。如果油能源告罄，又拒用核能源，社會的走向將如何？也許，設法消除非理性的核恐懼，應是一個當務之急。可行方法似乎只有教育，特別是科學教育。然而，科學教育的力量極為有限，如果不是零的話。對此，D教授悲觀.因為，科學教育的不是信仰，而是懷疑和弄懂。此外，政客極少興趣。50年的時間尺度，對政客來說，就不是「當務」了。
各類重大的科學發現及發現者往往都會得到公眾的紀念。獨獨核裂變的發現和發現者迄今不在此列。除了物理化學等學界以外，大多數柏林的公眾，大概不知道Lise Meitner（邁特納）這個名字。是她和Otto Hahn 30年代在柏林的威廉皇帝物理和化學研究所的工作，最終導致了鈾核裂變的發現。當年的威廉皇帝研究所即位於我們今天開會的柏林自由大學裡。核裂變（nuclear fission）一詞也是Lise Meitner最早創造和使用的。Lise Meitner一生坎坷諸多。她在1926年是柏林大學教授，但是無薪給的。1944年Otto Hahn獲諾貝爾化學獎。Lise Meitner被不公正地漏掉。她發明的核裂變一詞如今又不幸地被多數公眾（可怕地高達
80%）誤讀成了災難。按照D教授的理論，誤讀的代價也許正就是民主行將遇到的坎坷。
我們回到Lise Meitner的故地繼續開會。可能是沾了她的壞運氣，要繼續遭受熱浪的煎熬。民主又何嘗不在遭受著煎熬！
（2006年8月3日，Tucson）
《北京之春》06年9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