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拜讀了王力雄的近作《以超越者聯盟突破精英聯盟》，感觸頗多。正如梁京所言，那是「中國知識分子試圖打破政治改革困境的一個認真的努力」，自然，這種努力不應成為沙漠中的呼聲，有了心得，討論起來才好。
超越階級？
先從一點疑問開始。王先生認為，「面對這種本質上的分化，中國的變革必須是超越階級的。未來不能以任何階級的名義去創建──因為那只能製造更多的分化和對立。」此話不無道理，但似乎過於絕對了。
看上去，王先生在這一端潛心研究基於基層單元的「遞進民主制」，在那一端卻要「超越階級」，到了全社會的層面，又宏大得不得了。如此相反相成，理論與實踐，都難以把握了。
以中共的變化來看，它先是自詡為「工人政黨」，主要活動在城市，然後推動工農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之路，自己實際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個農民黨，生生地把貧農也歸為「半無產階級」，從馬克思學說重視工人階級體現著現代生產力，蛻變為單純以「有產」、「無產」確定革命性。工農革命依然艱苦而漫長，但是抗日戰爭爆發，中共在共產國際推動下擴張自己的社會基礎，以民族主義對抗外敵，以民主主義反對國民黨政權，確定為「代表民眾」，具體則為「四階級聯盟」，儘管它在臨近勝利時已著手拋棄其中兩個階級，畢竟還只是「超越單個階級」，而非全面地「超越階級」。
民眾之中有現實的階級劃分，有現實的利益矛盾衝突。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六四」屠殺中士兵殘忍地殺人，不能說其中沒有階級的因素。這種因素現實存在，即使「超越者聯盟」不注意，專制者卻不會不注意。
王先生的本意，看來其實也是「超越單個階級」──其「超越者聯盟」乃「政權、資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之聯盟，而其聯盟「終結專制體制的關鍵在於調轉權力源頭」，「把權力源頭轉移給民眾」，則變革非民眾之責任而應由各種「超越者」承擔，但民眾卻是「超越者聯盟」的社會基礎，也是變革之最大受益者，當屬無疑。
「幻想」背後的現實
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一跪，引來許多的批評。中共會議涉及人事安排，乃至代際更迭，總有分析預測，也總有對這些分析預測的批評。這種種批評，指向其「封建子民意識」，批評者則試圖引導人們走出對「青天大老爺」的幻想，走出對中共政權的幻想。
然而，這種「幻想」似乎很有生命力，總是會出現。
王力雄似乎也免不了要挨批評，因為他似乎很悲觀，難免「青天」情結──「超越者聯盟最終能否形成，超越最終能否實現，最不確定的因素就是政權超越者」，而「如果不能找到可行的’立新’方法，或者是沒有政權超越者出現，我們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著革命的風暴降臨中國，並準備在那個過程中玉石俱焚」。
換句話說，王先生的希望，似乎是寄托在中共政權中戈爾巴喬夫式人物的出現。
不必忙著批評這類「幻想」，其實，有「封建」意味的「幻想」，背後是依然有封建社會性質的社會現實。
歷經多年的壓抑，市場經濟湧起新的浪潮，傳統社會在其衝擊之下發生種種的變化。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倘若中共真的有其「先進性」，能夠「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著運動的未來」，是「不自覺過程的自覺體現者」，情況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現實中的中共早已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沉溺於「社會主義」，理論上後知後覺，政治上僵化保守，為保持權力地位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頑固地以官辦工會之類取代自治組織、以輿論管制取代言論自由，於是，權力尋租無所顧忌，腐敗一發而不可收拾，當仁皆讓，能腐則不讓。
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的改造是革命性的，然而，社會的政治、法制越是不能適應這種改造，它的自發性、它對社會的腐蝕就越強烈，過程中的不公平就越明顯。
這種改造中，往往會成長起一個公民社會，但是，社會政治對其壓抑又往往是致命的。於是人們看到的是，政府對市場、資源的控制，限制了市場力量的空間，而對公民權利的控制，又限制了社會力量的空間，這樣，中共作為執政黨顯示出它的現實的落後性，而整個社會都在為此付出代價。
中共頑固地壓制和拒絕對它的所有批評，關於改革的爭論也只能磨滅其鋒芒，反而矛頭指向「市場化」，似乎改革的失誤、錯誤都可以歸咎於「市場化」，國有體制以及政府控制和干預，反而成為改革出路的希望所在。
市場經濟之路之艱難、漫長，清晰地展現在中國社會的面前。
現實地看，適應變革需要的思想者隨時都在出現，但思想需要掌握現實的力量。資本不會自發地追求民主，代議制民主卻為其成長所需要，只是，資本重新成為一種社會力量的時間不長，對權力的依附性還很明顯。
這時，「舊式的革命」就仍然是現實的：需要造反領袖，或者需要明君。造反的社會代價太大，且造反成功後重蹈前朝覆轍的機率很高，則對明君的需要更為突出。
當中國人跟在蘇聯人後面學習馬克思理論之時，蘇聯學者對歷史規律的一種闡釋曾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然而，中國人畢竟有自己的頭腦，對馬克思學說有自己的理解，於是在後面又加上一句──「……更是偶然性的朋友」。
的確，不能無視歷史的偶然性。
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尚未充分展開，傳統的「中央計劃」以政府控制、干預的種種花樣而保持其生命力之際，「社會發展」、「政治變遷」的「歷史規律」還難以「按照世界通行的規則」為其開闢道路之際，中國社會發展之最大的偶然性，就是王力雄先生所謂「最不確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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