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是否失敗？
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10.9％，比上年同期加快0.9個百分點；其中第二季度增長11.3％，創12年來新高，投資增長29.8％，貿易總額近8,000億元，貿易順差614億美元，外匯儲備增加1,222億美元。(如果下半年中國經濟不出現顯著蕭條跡象，那麼溫家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年增長8%的目標很可能成為水月鏡花。國際貿易順差快速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也呈現加速趨勢。而這一切恰恰是發生在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宏觀經濟調控的過程中，無疑顯示了中國當前進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失敗。
也許有人會說，當前斷言經濟調控失敗為時尚早，其效果在中長期逐步顯現也未可知。殊不知當年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凱恩斯就已經有過一句反駁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名言：「從長期看，人都是會死的。」言下之意，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就在於其短期內的效果，如果三個月到半年，或者最長不超過一年時間，經濟政策沒有發揮應有效果，那麼只能認為該政策已經失敗。而中國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宏觀經濟調控已近兩年，其成效卻如抱薪救火，適得其反。房地產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去年同期，中央聯合七部委祭出「組合重拳」整治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市，其結果是，經過短暫的調整之後，房價仍然穩步上升；更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作為「天子腳下、首善之區」的北京，今年第一季度的房價飆升近20%。中南海的「雷霆手段」剛出新華門就已經成為「和風細雨」了。這似乎是在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宣告：中國的經濟已經告別了「一控就死、一放就亂」的歷史，步入了「越調越旺、越控越亂」的新時代。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缺乏並非近日才有的現象。1993年中國經濟出現過熱，其後歷時近3年的經濟調控終於於1996年實現「著陸」。雖然此後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但至少說明，儘管結果不甚令人滿意，90年代中前期的宏觀經濟調控實現了預定方向上的目標。但此後為了應對自1997年開始的由於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通貨緊縮現象，中央政府連連出招，存款實際利率甚至下調至負數，但存款餘額依然居高不下，大眾的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至2002年之後，中國經濟開始重新出現高增長，但增長來源主要為加入世貿之後的出口順差激增及大規模的投資拉動，而由於消費需求不足引發新一輪通縮的危險至今仍潛藏在炙手可熱的中國經濟增長背後。中央政府反通貨緊縮的無力，已經反映出中國經濟對於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時至今日，在新一輪給經濟降溫的宏觀調控過程中，我們看到的結果卻是與政策預期方向背道而馳。這無疑昭示了，中國經濟不僅對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而且更進一步，產生了與調控目標相反的「負作用」。
這是一個讓經濟學者們哭笑不得的結果。從中央調控的手段上看，既有從經典理論中推演出來的經濟手段：調整銀行利率及貨幣投放量水平，嚴格控制信貸規模等等；也有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的行政手段：從國務院到各部委，各種政策文件連連下發，嚴格控制大中型建設項目的上馬。但所有的措施似乎都失去了在其他地方或者在歷史上發揮過的效能，揚湯止沸，轉而火上澆油。
經濟過熱來源，建築與房地產業、能源產業、原材料產業、出口相關產業等等，究其原因就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加。面對經濟學的邏輯，我們只能感到困惑：投資的資本主要來自銀行貸款，為何各種貨幣手段無法發揮抑制投資增長的效能？固定資產投資的項目需要經過國家審批，為何嚴格控制下的項目審批政策卻導致了更多新項目的開工？我們面對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運作方式？
經濟手段的失效，表明了中國經濟市場化運作的缺陷：政府對於市場運作的強干預和職能錯位導致了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使中國經濟表現出特有的非驢非馬式的「官辦市場經濟」。客觀地說，中國政府對於經濟運行的干預程度較之計劃經濟時期已經大大降低，但其干預的效能卻絲毫不能低估。經濟運行中的關鍵要素都在政府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下：自然資源、能源、土地等等要素，政府對其有全面的控制權；資本的獲取，無論是通過銀行貸款還是資本市場融資，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政府參與的印記；勞動力，中共當局出於政治考慮而禁止獨立工會的存在，使得勞動無法通過集體談判的形式與資本分庭抗禮，因此很難獲取勞動生產率中的適當比重作為勞動報酬。對戶籍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曖昧態度，更使得1億2千多萬農民工不得不日復一日的生存在勞動權利保障的真空中，充當最廉價的要素投入，為風光無限、炙手可熱的經濟增長付出血汗。
在這樣一種條件下，資本只要能夠獲得與權力的共謀，剩下的事情就是坐地收錢了：首先，通過權力，可以獲取低廉的自然資源、能源和土地；其次，勞動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沒法不是廉價的；另外，只要有權力的斡旋和保駕護航，獲得項目批准、銀行貸款和市場融資也非難事。低廉的成本造就了資本的高利潤回報，區區一兩個百分點的利率上調對其利潤而言可以說是九牛一毛。
能夠與權力達成共謀的，只能是強勢資本。所謂的收縮信貸、市場准入的限制等苦果也只能被那些無法取得與權力共謀的「邊緣資本」所獨享。如果強勢資本在權力的庇護下得以免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那麼調控的最終失效也就不難預料了。
而資本與權力的共謀，在當前中國的制度環境下，無疑是一件低成本、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堂而皇之地說，可以獲得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增加——政績所在；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增加更只是個公開的秘密而已。所以只要是一個稍具經濟理性的人都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在此毋庸贅述。
需要強調的是，縱觀經濟過熱來源，每每是國家控制程度最深的行業部門，這些部門也只有強勢資本才能進入，調控對其難以發揮預想的效能。而對那些「只能」按照市場規律經營的「邊緣資本」（如中小型企業）而言，則無力抵禦調控的重拳。貸款和市場准入難度的增加只能進一步提高這些企業的「高死亡率」，而降低他們原本具有的「高出生率」。而正是這些苦心經營的「邊緣資本」，才與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才真正決定著市場運行的健康程度。宏觀調控，很有可能造成的後果是壓制市場的內在活力，鼓勵進一步的投機行為。這個後果的危險程度不可小覷。
如果說市場的缺陷只能說明經濟對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的話，那麼解釋「負作用」的產生，還需進一步分析經濟之外的領域——政治體制和行政體系。宏觀經濟調控的「負作用」就是地方對中央政令或明或暗的反抗的後果。
市場經濟的改革使經濟運行的自由程度顯著提高，同時也削弱了中央直接控制經濟資源的能力。但擺脫了中央直接經濟控制的地方政府，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的政策指導下，儘管動員資源、干預經濟的範圍有所收縮、手段也多轉為間接，但絕對能力卻是更加獨立且不斷增強。在此格局下，局部利益相對於整體利益的位置上升，中央權威的下降不可避免，並不斷受到地方利益的挑戰。
當中央政令同地方利益發生衝突而遭遇阻力時，中央通常可以以個人政治前途為價，購買地方大員的忠誠。這曾經是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前期屢試不爽的法寶之一，如今卻也不太靈驗了。問題就在於，地方官員忠誠於上司獲取陞遷的單一激勵方式已經被更多元的利益驅動所取代。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近三十年間，不僅地方經濟發展成為官員獲得陞遷的政治資本，而且地方政府無論是集團利益還是個人利益已經與當地資本之間形成了剛性利益紐帶。所以，雖然地方官員在經濟調控中的表現也能為自身積累一定的政治資本，但調控一旦傷害利益共同體中某一方的利益，整個共同體便會產生強烈反彈。
面對這樣的權力結構，如果高層由一鐵腕人物控制大局，通過自身的絕對權威使封疆大吏畏服。那麼實現中央與地方的協調一致尚存希望。但自鄧小平西去之後，中國已然告別強人政治時代。在「常人政治」的格局下，最高統治者只能在各方力量的較量與妥協的夾縫中艱難經營。如今中共的最高統治層，派系之爭洞若觀火。對應高層權力的劃分，地方權力也各有所屬。對立陣營中的封疆大吏非胡溫親信嫡系，只要胡溫繼續主政，政治前景已不樂觀。因此即便他們配合中央進行經濟調控，非但不能為個人爭取到更大的政治發展空間，且在原來陣營中也難立足。所以對於這些諸侯而言，陽奉陰違、暗地掣肘成了最佳選擇。此招可收一石二鳥之效，經濟上使集團和個人獲利，政治上打擊對手。由此觀之，原來行之有效的中央對地方諸侯的激勵機制也因新的政治格局而效力大大縮水。令胡溫政權尷尬的事實是，幾個中國主要經濟大省的諸侯與自己都是離心離德，指揮不靈。在這種「半身不遂、高位截癱」的局面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中央政府只怕也只能慨歎力不從心了。
由此，宏觀經濟調控「反作用」的出現也就不難理解了：經濟過熱的部門，通常在一定時期內恰恰是資本回報率最高的部門，各種資源迅速向這些熱點彙集。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的出台，增加了進入這些市場的門檻。在中國「官辦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強勢資本借助與權力達成的共謀，通過行政手段排擠對手、抑制競爭、形成壟斷，並藉機加大投入，以期製造更大的泡沫從中牟利。中央政府對地方諸侯激勵不暢、制約乏力；部分地方政府對中央的宏觀經濟調控陽奉陰違，暗地憑借手中行政權力，瞞天過海（例如把本需中央審批的大項目化整為零，把項目審批權留在地方，以便順利上馬等等），協助利益共同體中的強勢資本動員資源、製造壟斷，對過熱的經濟火上澆油，為集團和個人贏取政治和經濟利益。
如此格局之下，宏觀經濟調控抑制了有效的市場競爭，地方權力逆中央旨意而行，與強勢資本聯手製造更大的經濟泡沫。經濟調控焉有不「越調越熱、越控越亂」之理。若如一些學者所期望，重新回到計劃經濟體制，那樣經濟自然回到政府控制之下。我們且不用爭論市場、計劃孰優孰劣。但就目前中央政府的能力而言，宏觀調控尚不能有效推行，遑論整個經濟的全面逆向轉軌。恐怕即便鄧大人再世，也是無法完成的任務了。
就目前情況而言，宏觀經濟調非但不能解決投機與過熱，反而會扼殺市場的真正活力——公平競爭，對中國的市場經濟產生長遠的負面效果。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過熱且調控失效的狀況，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長期不兼容造成的積累性矛盾。擺在中共高層面前有兩條路可走：從短期看，宏觀調控要取得成效，必須完成政治權力的整合。這就只能寄希望於胡溫在十七大人事佈局上，施展雷霆手段，迅速完成政治權力的集中。但是，這種轉變非但不能治本，治標的效果也是短暫的：如果「人治」的政治框架因此而進一步強化、各級政治權力博弈的規則依舊，那麼類似今天的情況在今後只會不斷出現且長期持續，那麼中國經濟將在一輪又一輪的「低迷—過熱—低迷」的怪圈中逐步走向崩潰。這無異於「飲鴆止渴」。從長期看，唯有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同時，啟動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法制和民主的框架下，重新確定政府職能，劃分行政職能，才能期待市場的良性運作，並使中國獲得持續的發展動力。
（此文簡本已在《動向》雜誌2006年8月號發表，此處發表的是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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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6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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