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1日訊】捷克著名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在他膾炙人口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寫下過這樣一段文字：「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的被允許了。」
「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的被允許了」，這兩句話若用來形容法輪功群體自1999年7月以來，被中共政權以「群體滅絕」的殘酷手段開始迫害之後，整個世界範圍內–包括台灣–的近乎冷漠以對的態度，可以說是非常貼切的。然而，法輪功這個群體所遭遇的，事實上又比米蘭‧昆德拉所能想像的道德墮落還要再可怕千萬倍。因為昆德拉所感受的乃是以「回歸的不存在」作為基礎，亦即，這樣的歷史只發生一次，所以，「過了就過了」，當人們不再憶起，那些集中營的可怕就「僅僅不過是歷史而已」。
但是，法輪功群體所遭遇到的殘酷迫害卻「不僅存在一次」，自1999年7月以來，這場迫害便不斷的重複、回歸，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甚至遭受迫害之慘烈程度還日益升級，換言之，它尚未成為「歷史」。但在這種情況下，這場迫害至今卻在世界範圍內被漠視、「被預先原諒、可笑的允許」，如此荒謬，恐怕連擅於刻畫世界之荒謬的昆德拉，都無法以他解剖刀般的文字功力加以描寫於萬一吧？！
而在台灣，這個荒謬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僅僅在20多年前，台灣人們對於魏京生、王炳章、白樺、方勵之、劉賓雁等人，可說是耳熟能詳，「北京之春」、「傷痕文學」更是報上經常可見的名詞，至少，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台灣還以一首「歷史的傷口」為禱、為悼。但時至今日，有多少人關心、或僅僅「只是知道」，法輪功、高智晟、陳光誠、郭飛雄、師濤、趙岩…，他們在做些什麼？又遭遇了些什麼？儘管上海灘的繁華「眼見為真」，但是一年高達8萬多起的維權抗爭事件，豈不更能一窺其社會結構之朽腐真相？
台灣人為何冷漠？是因為為中共所欺、所瞞嗎？恐怕並不全然。台灣人其實不是不知道中共的真面目，即使對於中共心存希望者，自己心底也都明瞭，那事實上是一場賭博，「賭」中共真的會變好、「賭」自己沒有那麼倒楣…。台灣人其實知道中共是很難依常理來判斷的，所以，既無法依常理判斷，那麼，就只有賭下去。因此，一切對於在對岸所能擁有的機會的頌揚，實則正與賭徒的自我催眠的心態相去不遠：「我相信下一把一定能贏！」
那又是什麼促使了台灣人必須「賭」下去？最常見的說法就是「除此之外已別無機會」。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並不見得。台灣人之所以產生這種非賭不可的無奈心態，其實最關鍵的因素乃是在於「自信」的喪失：不再認為以自己的民主自由可以引領對岸的發展；不再相信道德才是永恆的、而經濟利益只是短暫的；不再堅信「正」可以勝「邪」；不再肯定自己才是真正傳承中華道統文化的；不再堅持「暴政必亡」的信念…。由於不再自信，所以面對表面張狂、實則氣虛的中共政權，台灣人也只能無奈的走進賭場，而無視於法輪功群體的被迫害，也正是賭徒的自我催眠之所需。
台灣必須從這場自我催眠中甦醒過來，而法輪功群體正給了台灣一個可以效法的典範。亦即，法輪功學員們從信仰中所獲得的自信與勇氣，使得他們即使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殘酷迫害時，也能凜然正視迫害者而不屈服，也能秉持正信與善念而展現大度從容，這種種一切，反令迫害者氣急敗壞、騎虎難下。因此，法輪功學員正在幫台灣上著寶貴的一課，他們以期自身受苦經歷告訴了生活在台灣的所有人們：只要擁有正信、善念、自信與勇氣，那麼不但不必與邪惡無奈的妥協，更能走出一條光明正道出來。
「不信良知喚不回」，法輪功學員正在努力的喚醒台灣人的良知與自信。◇
（作者為亞洲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