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在《論言論自由》發表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沒有言論自由，但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突破口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極權主義社會的阿基里斯之踵。解決言論自由問題是戰勝極權主義的第一步，也是最後一步。——胡平：《我為什麼寫論言論自由》
一 、我真怕自己得上“犬儒病”
如果不是有媒體電話採訪，我還真不知道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自以為也算嗜書的人，我一邊接受採訪，一邊心有慚愧。採訪結束，我決定關上電腦，放下正在寫的稿子，專心讀幾個小時的書。
我巡視書架，本想找一本還未讀過的小說，但找來找去，幾乎是不由自主，我的目光停在胡平的新作《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上。我抽出它，也不知為什麼，灰蘭色封面上的三個黑體字“犬儒病”，居然令我怦然心動。《犬儒病》一文，我早在網上讀過，但同樣的文章，一變成紙上的鉛字，那種閱讀的快感，遠非面對電腦所能比擬。書拿在手中，看封面上的幾行題詞，有種讀哲理詩的享受：
“人心不會熄滅，但它可能蒙上灰燼而不再燃燒。灰燼本來是燃燒的產物，但它反過來又抑止了燃燒。撥開灰燼，你會看到重新燃燒的心。”
這篇長文，寫於1998年，是胡平流亡生涯的力作之一。他將自己的新文集命名為“犬儒病”，說明他本人也很看重此文。胡平1987年出國，寫作此文時已經去國十一年。然而，他的目光仍然能夠跨越寬闊的大洋，穿透十一載光陰的阻隔，準確地洞見國人精神的病灶，足見其睿智。在這種有穿透力的智慧之眼的背後，是他的心靈從未離開過中國的夢牽魂繞，是他對中國問題的長期積累和傾心專注。
正如胡平論及自己當年的精神覺醒時所言：“我的自由主義信念並非直接來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論，因為中國本來就缺少自然法一類的文化傳統，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壟斷又使我們無法直接從西方那裏獲得這一精神資源。我們的自由觀念是產生於我們自己的經驗，產生於我們自己對自身經驗的思考。我想，這恐怕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共同歷程。”
我在1999年10月出獄以來，閱讀和寫作都離不開網路。2003年以前，網路管制還不象近兩年這樣嚴厲，所以，在國內的多個民間網站裏，常能見到胡平文章的轉貼，其中，《犬儒病》的轉載率極高，可能是他近年所寫被閱讀最廣的文章。“犬儒”一詞在大陸民間知識界的流行，肯定與胡平的《犬儒病》一文相關。雖然，“犬儒主義”不是胡平的發明，但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中，用“犬儒主義”來解析六四後中國精神危機，而且解析得精確，胡平應該算的上是第一人。
胡平透視出的六四後中國精神景觀，向人們展示了驚人的道德衰敗，讀之不免令人唏噓。大屠殺的殘暴和無辜者的鮮血，換來的非但不是對暴政的拒絕和挺直的脊樑，不是對六四亡靈的銘記和對難屬們的持續關注，反而是對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的屈從，是沒心沒肺的遺忘和日益加深的精神危機，也就是犬儒病的流行——不敢坦言的懦弱、看破紅塵的玩世、惟利是圖的厚黑和言行背離的分裂，而且犬儒得那麼理直氣壯!
但還是要感謝胡平，因為對時代病的準確診斷是消除疾病的前提。
胡平對六四後中國精神狀態的透視，象三十年前寫作《論言論自由》一樣，依然是力透紙背的鋒利和環環相扣的嚴謹，甚至，重讀如同初讀，讓我再次檢視自己的靈魂中是否也有犬儒之毒。
我真怕自己得上“犬儒病”。
二 、胡平——我的啟蒙者
象我這樣常年受到官方“關注”的敏感人士，生活在中國就等於處在無孔不入的監控中，走出有形的小監獄，再進無形的大監獄，通訊被監聽，人身被監視，行蹤被跟蹤，員警動不動就來“關照”，眾多的“敏感”日子裏都要被站崗，嚴厲時被軟禁在家中，連妻子出門買菜也被跟蹤。所以，六四後無孔不入的員警政治，常常會令我懷念相對寬容的早春時代，現在讀胡平新文集，徒生一種懷舊的感念。特別是讀到文集中那篇《言論自由是第一人權》，不禁勾起了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鮮活記憶，讓我再次置身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精神饑渴和探索激情的氛圍中——那是傳閱民主牆時期的諸種民刊的興奮，是讀《今天》的詩歌和小說的激動，是讀《第五個現代化》和《論言論自由》的震撼。
胡平生於1947年，我生於1955年，他大我八歲。論年齡，應算我的兄長；論思想，他當為我的啟蒙者，正如“民主牆一代”都是我的啟蒙者一樣。記得在長春吉林大學讀書時，學校曾搞過一次大學生思想狀況的問卷調查，在“你最敬佩的人物”一欄裏，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添的是“魏京生”。
我與胡平初期見面，是八九年初我在紐約。不久八九運動爆發。回國之前，我經常與胡平等人一起，騷動地注視著國內的一舉一動，特別渴望能夠為國內做點什麼，於是有了那份《改革建言——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
在我還未見過胡平時，我就開始知道他、閱讀他。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思想上，他都是中國民間自由運動的極少數先知先覺者之一，而我僅僅是無數後知後覺者之一。故而，那時的他，就是我心中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
行動上，1978年，胡平就投入民主牆運動並創辦民刊《沃土》；1980年，胡平、王軍濤等人參加海澱區人大代表選舉，相貌平平而思想和辯才俱佳的胡平成功當選；而那時的我，還只是一個拼命讀書並做了大量筆記的大學生，要論行動，也不過是《赤子心》詩社的成員，自己編過定期的詩歌刊物而已。
思想上，胡平更是名副其實的啟蒙者。改革開放之初，我讀到的激動人心的文章之一，就是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此文寫於1975年，發表於1979年民刊《沃土》；1980年，北京大學競選期間,曾油印作為競選檔並抄成大字報張貼,在校園內廣泛流傳；1981年，香港《七十年代》分四期連載；在胡耀邦、趙紫陽營造的寬鬆言論氛圍中，胡平的自由思想開始由地下走上地面，在1986年連載於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論壇》上，首都各界人士還專門舉行過《論言論自由》的座談會。與會者無不對該文給予極高的評價，參加者陳子明將此文視為“中國新型知識份子的人格逐漸形成、新的知識份子的典範逐漸形成的一個標誌。”可見八十年代的言論氣氛之寬鬆。
翻閱大學時代自己的讀書筆記，其中就摘錄了《論言論自由》的某些段落，比如：“有了言論權利不等於有了一切，但是，喪失言論權利則必然導致失去一切。”“壓抑言論就是壓抑精神，壓抑精神的直接後果就是消極。”“語言是人類精神自我肯定的最基本的形式。人倘若終其生都不曾公開地發表自己的見解，那就是一輩子不曾做過人。一個民族，在那麽長的時間裏一直不能發出自己真正的呼聲，這是何等奇恥大辱!……言論自由好比空氣，唯有失去它時一般人才會感到它的存在價值。言論不自由所造成的損害也正象窒息，看不見刺眼的傷口。”“當代專制主義最重要的特點是，它不是像古代那樣，公開作為人民的敵對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統治的奧秘，與其說基於暴力，不如說基於欺騙。因為它的暴力工具，歸根結底，也是依靠對組成這種暴力工具的人民進行欺騙的結果。”
三十年前，胡平對言論自由的激情呼喚和精彩論證，曾經是那麼強烈地激動過、啟迪過大學時代的我。
三 、向民主牆一代致意
胡平屬於“民主牆一代”，記憶改革開放之初的胡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記憶“民主牆一代”。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傳承史，“民主牆一代”必佔有一席之地。不知道其他人如何評價民主牆諸位代表人物，反正在我個人的評價中，創辦《探索》的魏京生，創辦《四五論壇》的徐文立，創辦《中國人權同盟》的任畹町，創辦《北京之春》的王軍濤和陳子明，創辦《沃土》的胡平，創辦《今天》的北島和芒克等，他們都是中國自由事業的先覺者。
就個人偏好來說，我喜歡文學和哲學，所以，《今天》中的文學性作品和《沃土》上的思想性文字，特別是《論言論自由》，更契合我的心靈，也給我更多的思想啟迪。在“民主牆一代”留下的思想文獻中，無論是思想的激情和深度，還是論證的嚴謹和有力，《論言論自由》都堪稱傑出，即便在三十年之後的今天看來，仍然毫不遜色。正是通過這篇激情澎湃和環環相扣的長文，我才得以更清晰地瞭解了言論自由的偉大意義，開始四處尋找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找到的關於言論自由的文獻來讀；也使我萌生了在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意願，並將對言論自由的信念付諸于公開言行。
我想，不僅是我，許多當年象我一樣心向自由的青年人，大都會對《論言論自由》有深刻的記憶。當時，家在北京的年輕人當然比外省人幸運，只要有意願，他們就可以去西單看民主牆。我的妻子劉霞就曾是無數位“民主牆”的熱心讀者之一。那時，剛剛年滿十八歲的她，每天從三裏合步行到西單，在人頭攢動的民主牆前駐足。為了抄幾段民主牆的文字，她總要想方設法地擠到前排。無奈她身體瘦弱，鑽到前排的成功概率很低。
在此意義上，在改革初期的思想啟蒙中，不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思想解放運動，而是自下而上的“民主牆運動”，才是對文革後一代大學生的真正思想啟蒙。雖然，“民主牆一代”對文革後一代青年的巨大影響，距今已經過去將近三十年了，但只要自由中國還未由理想變成現實，這影響就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
正如余世存先生在授予胡平“2004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的授獎辭中所言：“在政治學領域，漢語的論述是少見的缺席，即使論述，也多流於空疏、勢利或權宜，胡平先生的論述是難得的例外。1979年他投入民主牆運動，發表《論言論自由》長文，這篇文章已成為漢語世界的經典。在二十多年來已近山積的中國政治學文獻中，這篇文章仍堪稱第一。因為它不僅表達了迄今中國大陸不曾享有的人權，而且它的論述風格也有別于書生論政的漢語傳統。”“胡平先生也不同于後現代的學術大師，因為他直面極權、專制和一切非義反人性的存在，只不過他的武器是邏輯和理性的力量。他的理性風度不是冷漠，而是對血腥、眼淚、罪惡、死亡的民族歷史和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經驗的包容。他的理性武器有著手術刀般的鋒利。透過胡平先生二十多年一以貫之的創作生涯，我們可以想見，這種文明理性其實是激情的另外一種形式。”
在我看來，在患有極度精神饑渴症的改革之初的中國，對於啟蒙文革後一代青年的事業來說，“民主牆一代”的作用超過體制內開明知識份子的作用。在“民主牆一代”的代表人物中，如果說，北島的名字象徵著不同于“傷痕文學”的審美啟蒙，那麼，胡平的名字就象徵著超越“思想解放”的精神啟蒙，而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任畹町的《中國人權宣言》和徐文立的《庚申變法建議書》，則標誌著一代人的政治覺醒。
在曙光初現而黑暗依然籠罩的新舊交替時代，最先舉起火把的先覺者往往要付出慘重的個人代價，“民主牆一代”也不例外。無論是留下還是流亡，他們都付出過代價——留下來面臨隨時被捕入獄的人身風險，流亡國外面臨失去土地的失重和融入異域文化的艱辛。他們或輕或重、或早或晚，都曾付出過先驅者必將承受的個人代價。重則身陷囹圄數年，如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陳子明、王軍濤、劉青等人；輕則長期流亡，胡平要算“民主牆一代”中流亡時間最長的人。
現在想起“民主牆一代”，他們對於中國自由事業的價值，不僅是先驅者的啟蒙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群體的“民主牆一代”，面對獨裁中共的野蠻迫害時，他們不再是痛哭流涕的檢討者，而成長為不畏暴政的勇士。“民主牆一代”的道義勇氣，不同於反右時期的林昭和文革初期的遇羅克，他們不再是個別人在光榮孤立中的罕見勇敢，而是一群人面對監獄時相互激勵的大義凜然。三十年前，他們在中共的法庭上和監獄裏的卓越表現，最早昭示出一代人反抗暴政的勇氣與堅忍，標誌著獨立的民間評價標準的曙光初現，激勵著一代代不屈從於暴政的民間志士。可以說，今日中國的“道義在民間而權力在官府”的社會格局的形成，第一次民間推動就來自“民主牆一代”。
具體而言，“民主牆一代”之於中國社會轉型的先驅意義，起碼達到了三個層面上的突破。正是這些突破，既凸現出迄今為止的鄧小平跛足改革的根本局限，也標示出中國社會轉型的未來方向。
1，突破了官方的改革模式，標誌著民間的改革訴求與官方的改革訴求的第一次鮮明分野：前者的選擇是走向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的全面改革，後者的選擇是經濟改革和政治獨裁並存的跛足改革。正是針對“民主牆一代”在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訴求，鄧小平才於1979年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對“民主牆一代”進行鎮壓。由此，鄧小平的暴君面目已經初露猙獰。
2，突破了體制內開明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根本局限，凸現了的獨立性民間與依附性精英之間的歧途。當“民主牆一代”公開反對鄧小平的獨裁式改革，呼喚政治民主、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之時，體制內精英卻在齊聲歡呼鄧小平式改革，突出“實事求是”的毛澤東思想，提倡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辯論新聞的黨性和人民性。所以。更重要的是，面對鄧小平施加于“民主牆一代”的嚴酷鎮壓，當時重返舞臺中心的體制內開明精英們大都漠然相向。
3，更重要的突破在於：突破了毛澤東式的思維方式和革命話語，為一套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民間價值觀和民間話語奠定了最初基礎。在文學上，《今天》文學代表著對延安整風以來的毛式文學語言的第一次大突破；在思想論述上，如果說魏京生等人的政論在語言方式上還有傳統毛式政論的鮮明痕跡，那麼，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已經見不到毛式政論的任何痕跡。現在回想起來，民主牆一代的觀念突進還不太會令人吃驚，但在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已經徹底“毛化”的語境中，在絕大多數開明人士都在用毛式語言表述改革之時，胡平居然能夠用一種全新的語言方式來寫政論，甚至可以稱得上一個小小的“奇跡”。
儘管，對“民主牆一代”的今日作為，人們褒貶不一，但當我再次翻看“民主牆一代”的代表性作品，發自內心深處的謙卑和敬意便油然而生。試想，改革之初的中國，如果只有《人民文學》上的《班主任》等作品的流行，而沒有的《今天》上的詩歌《回答》和《天空》（芒克）、小說《雪雨交加的夜晚》（萬之）等作品的地下流傳；如果只有官方畫展上《父親》的轟動，而沒有民間的“星星畫展”的叛逆；如果只有《光明日報》上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沒有《探索》上的《第五個現代化》和《沃土》上的《論言論自由》；……也就是說，如果只有官方媒體上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而沒有“民主牆時期”民刊上的思想啟蒙運動，改革時代的中國精神將會蒼白得讓人不堪回首。
“民主牆一代”在開拓中國自由事業中的先驅者地位，已經進入歷史；他們對自由中國的三十年如一日的執著，仍然活在今天。
回想1979年十一前夕的北京，為抗議“星星畫展”被取締，北島、芒克、黃銳等幾十位民間藝術家舉行遊行，特別是拄著拐杖走在隊伍最前列的畫家馬德升，顯得格外醒目。他們走在秋風蕭瑟的北京街頭，走在一大群軍警之間；他們手中高舉的橫幅正是“要言論自由”和“要藝術自由”!
雖然，在《論言論自由》發表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沒有言論自由，但我仍然堅信，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突破口是“言論自由”。黨禁可以緩破，但破除言禁卻刻不容緩。正如胡平所言：“言論自由是極權主義社會的阿基里斯之踵。”“解決言論自由問題是戰勝極權主義的第一步，也是最後一步。”言禁一開，自由中國必定降臨！
2006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人與人權》2006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