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亞洲時報方德豪撰文)民望持續下跌的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近日終於就香港民主發展問題表態。曾蔭權公開表示，可以先集中研究先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爭取在2012年實現香港特首由普選產生。曾蔭權提出的這點建議，背後應是大有文章，甚至應該是有高人教路。
曾蔭權近日對香港亞洲電視表示，普選可以採取“先易後難”的方式。曾蔭權所謂的“易”，是指普選特首“較普選立法會議員為容易”。根據“香港小憲法”、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行政長官的產生，最終應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按曾蔭權的說法，“有關行政長官普選的框架，已經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勾畫了出來”。他建議按基本法的框架，社會只需集中討論“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內涵，成事機會較高。
曾蔭權此舉，算是回應了外界對香港的普選訴求。按曾蔭權的說法，“普選”一直是六成香港人的期望。事實上，普選也是國際社會對香港這個國際都市的普遍期望。香港具備法治、強大中產階級、經濟發展也頗成熟，普遍認為發展民主的條件。中國政府和曾蔭權如一味迴避普選問 題，最終只會一起遭遇“政治傷害”。
這次曾蔭權拋出普選特首的想法後，外界自然有一懸念：有關建議是否能為北京所接受？對此問題，現時仍是有待觀察，但可以指出的是，近年中國內外的一些局勢變化，已產生了北京調整香港政策的一些客觀空間。
在 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中，香港市民表現出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高度熱情，有港澳辦官員直斥香港為“反共基地”。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排斥香港普選。但在回歸之後，香港經濟日益依賴中國大陸，今天香港深深明白其需要中國龐大的市場，實在沒有成為“反共基地”的條件。事實上，中國在換屆以降，新的國家領導人在處理香港問題時，雖也循規蹈矩，也某程度上展現了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信（例如起用“英國爵士”曾蔭權當香港特首），相信這點變化也跟香港跟中國內地關係日益密切有關。
香港在１９９７年後已回歸中國，中國一直強調有能力管治好香港，結果在董建華成為香港特首的期間，特區經濟和社會都處於黑暗時期；經過這個經驗，香港社會即使對普選無共識，卻也一致同意在特首產生問題上要作出改革，確保最不受香港市民歡迎的人選不會成 為特首。在某程度上，香港社會也需要一個有民意基礎的機制作為香港社會團結安定的安全閥。
另外，台灣的總統已由普選產生，島內獨派甚至統派一直以香港不民主作為拒絕中國大陸提出“一國兩制”收回台灣的理由；如果中國中央政府連香港特首普選也容不下，試問北京如何可以說服台灣民眾相信台灣跟中國大陸統一？
中國政府現在開始強調“中國人在民主政治問題上不要妄自菲薄”，英國人當年認為可以做到的，為何中國政府辦不到？以現今中國領導人的信心而言，他們也應該有容納香港有條件實行普選的可能。
對自稱“務實”，事實上也屬“醒目香港仔”的曾蔭權來說，提出“先行普選特首”的建議，明顯也有考慮到北京的立場。曾蔭權這次以技術性理由把立法會短期內實 施普選的可能否決掉，這也算是保住了中國中央政府渴望香港維持“行政主導”的大前提。因為泛民主派和政黨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已經存在並參選立法會，中國大陸不可能把泛民主派或政黨人物排斥於立法會之外，但特首選舉則不同，一個頗大的可能是有關選舉會循著現行的規則，要求特首候選人沒有政黨背景。這麼一來，未來經普選產生的香港特首的理念雖有可能跟某些政黨相近，但始終他或她不受黨章約束，權宜的空間較大，香港出現不受北京控制的執政黨的風險可謂極小。
最重要的是，基本法早已規定有一個提名委員會，特首也是“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換言之，這個提名的程序，也可確保北京不接受的候選人不能參加選舉。相對普選立法會，普選特首對北京的風險系數確是不高。
也不要忘記，被視為“中國國家主席智庫”的清華學者，中國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王振民曾於今年４月開列香港實施普選的“六大條件”（註），換言之，如果香港要實現普選，各政黨就要在２０１２年前先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以及完善政黨法上開綠燈。對中國中央政府而言，這可謂是“除笨有精”，絕對沒有做虧本生意。
曾蔭權建議普選特首，也算是穩住他個人於２００７年連任香港特首的威信。曾蔭權就香港民主發展問題表態的時候，剛好是他的民意蜜月期結束之際。據香港大學民意網站7月25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曾蔭權民望持續下跌。據這次7月中的最新調查顯示，曾蔭權得65.4分，較半個月前跌0.4；他的支持度大約是回復至去年12月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付諸立法會表決，引起社會爭論期間的水平。
巧合的是，近期在香港關於政制發展的討論確有升溫趨勢。6月底開始，前香港政府二號人物、原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呼籲曾蔭權向北京反映香港市民對普選的訴 求；7月1日，陳方安生帶著家人一起參加由香港泛民主派發起的遊行。一時間，本來已冷卻下來的普選議題又再成為媒體焦點。
曾蔭權自去年6月底宣誓成為香港特首後，民望本來一直較董建華當特首時的水平要高一些。一般認為，自稱“寂寞推銷員”的曾蔭權出身港英政務官，在推銷政策、應付突發事件、以及面對國際媒體時的表現，均較董建華優勝，兼且他上任後享有一段時間的民意蜜月期（因為社會上各項爭論仍未累及其個人聲譽），所以出現社會上支持較高的局面。
曾蔭權自去年底出台一套略為改良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方案，但結果該方案遭泛民主派反對而在立法會給否決。自此之後，曾蔭權強調集中精神處理香港經濟和民生問題。不過，自有“香港良心”之稱的陳方安生聲援香港的民主發展後，香港市民對特首的要求，尤其是在 政制發展方面的期望明顯增加，其民望的壓力也相應加大。
去年年底，曾蔭權宣佈改組諮詢組織策略發展委員會，擴大其成員名單到150多人。其中，負責政制發展的小組委員會包括了7名泛民主派人士。不過，批評者指出，此委員會人數過多，泛民主派人士太少，且沒有具體制訂普選路線圖的時間表，最終多會淪為沒有共識的口水會。
曾蔭權這番就香港民主的表態，可望能夠改變他近期一直處於被動的局面。最少，曾蔭權以此向香港市民表明，他並非一味迴避香港民主政制的問題。現時他已把皮球 踢給各政黨，被視為“保皇黨”的政黨，多不會反對，而泛民主派如果堅持要綑綁雙普選，最終一拍兩散，也要承擔給一些願意妥協的市民的責難的風險。
無論曾蔭權的建議是他本人想出或是北京授意，他這回也算是立於不敗之地。起碼他要連任香港特首時的基本支持度可以維持高於董建華的水平，這樣，他已算是達到目的。
註： 王振民今年4月27日出席“港澳基本法頒布十六周年研討會”時提出普選六條件：
一、社會各界認同普選，並取得中央認可；
二、有利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 展，保證經濟不衰落；
三、先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完善政黨法；
四、足夠的國民教育；
五、各界應尋求積極建設性而非對抗式的政治文化；
六、各界需有足夠時間，適應普選後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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