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2006 年7月13日，希望之聲記者蔡虹就《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獨立調查報告》一事，采訪了國內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和華盛頓DC聯邦法院的成員、著名人權律師葉宁。葉宁認為，《報告》揭示了當代人類文明當中一种震撼人類良知的絕對不可能被接受的，非常丑惡、極其殘酷野蠻的這樣一种反人類、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
由前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組成的“加國活體摘除器官獨立調查團”七月六日發表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獨立調查報告》。
這兩位調查員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通過對18例證据的反證，（Proof and disproof），得出指控是真實的結論。
葉宁認為：調查一個重大的事件，如果依靠一個單一的證据我們稱之為“孤證”。“孤證”在證据學上是缺乏支持性證据。在這种情況下，“孤證”并不是說一定不能成立。有一個“孤證”來證明的一個案件，在沒有其他證据支持的情況下，根据案情的其他情況，也是能夠成立的，也是能夠得出事情的是非确實的重要結論來的。但是一般來講，如果你僅僅憑一個“孤證”對一個重大的指控做出落實的話會留下比較多的問題。因為它缺乏cooperating evidence，就是說來支持這一個重大證据的證据鏈。如果Mr.Matas 和Mr.Kilgour他們調查18個證据的話，如果這18個證据他們都認為是真實可信的，有它的真實性，那么這個證据就非常充分。如果有這樣多的證据來證明一個案件，證明一個指控，使得這個案件真實性建立起來應該說是綽綽有余的。我注意到Mr.Matas 和Mr.Kilgour他們在出了調查報告的時候，而且我還注意到他們回复中共當局對他們調查報告的快速反應的時候，他們援引的這些事例和援引的這些證据。我認為這兩位，一位加拿大議員、一位加拿大知名的人權律師，這兩位調查員做出的獨立調查的可信性非常大，而且它非常平實，就是說它的風格是嚴密、平實，沒有偏頗、超脫，而且是純粹證据說話，非常厲害。雖然他的行文都是白描的，沒有任何渲染、夸張的東西，但是語言的簡練，證据使用的到位，确實是一流的，非常頂尖的證据調查專家才能寫的出這么好的調查報考。包括他們對中共當局的聲明所作的反駁都是字字在理、句句到位。
高智晟表示：毫無疑問，很常見，這應該是整個證据取得以及最終對證据梳理要理清待證事實的一种法律上的常見形態，即便是中共自己的法律，它也把證据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直接證据，一類是間接證据。間接證据它的特點就是每一個獨立的證据都不能單獨證明待證事實，這里的待就是等待的待，待證事實。但是呢，它可以有若干個證据，以及對若干個證据的分析和推導，得出待證事實的清晰輪廓。這是在法律上應該說是一個常見的形態，常見的證明待證事實的形態。在法律上沒有瑕疵，沒有問題。
麥塔斯（David Matas）在《報告》發表當日新聞發布會上說道：為了調查，我們試圖檢驗所有我們所能找到的證明或反證證明。我們沒有被支付任何工資，我們是自愿在做。我們也和任何組織都沒有關聯，我們是完全獨立在做這個調查。
葉宁在談到獨立調查是如何保持其獨立性時指出，首先獨立調查就是說進行調查的調查團，或者調查員，他不是哪一個政府或者政府組織的雇員，就是說他不是受某种政府或政府組織的指派，拿著政府或者政府組織給的錢進行調查，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他所做的調查，他上面沒有一個婆婆在指示他，給他一個框架告訴他什么可以調查、什么不可以調查、什么可以說、什么不可以說。這樣一种獨立的調查他完全是超脫的，他超脫了任何政府、政党和政治派別或者特殊利益團體，就是說和這些利益團體都是脫鉤的，他沒有政治團體的利益糾纏在里面，他也不受任何現成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府組織控制、不受他們的指示。從這兩位調查員組成獨立的調查團組成的性質以及他們從事的這項工作純粹是處于人類良知和道義的驅使來看，他們的獨立性和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
高智晟認為：首先一點必須肯定的就是說它和被證明的事實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就是參与調查的成員和被調查結果、待證結果，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這是第一個保證獨立的必然條件；第二個保證獨立的必然條件就是他和待證事實對法律主體造成的傷害，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受害人，調查成員和受害人之間沒有親緣、親屬、同事這樣的身份關系，和其它可以影響調查結果真實客觀性的身份關系；第三，在調查的過程中，沒有收受賄賂或者說進行其它可能影響公正結論這樣事實的存在。應該說目前我們完全能夠肯定，至少我自己能夠肯定，他們的獨立性是不應當受到怀疑的。
同時葉宁舉例說：中共在他們調查報告發表的當天就馬上提出一個反調查、反報告，聲稱他們是往中國政府身上抹黑、栽贓誣陷。那么他們非常平實的說，我們的調查報告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調查了大量的證人、大量的證据以后才做出的調查報告的結論。你們可以在我們調查報告發表的當天就馬上端出一個現成的反駁的聲明來，顯而易見你們的聲明和我們調查報告同一天發表的本身就說明你們對我們調查報告所列舉的事實，所提供的證据根本沒有進行證据的核對和事實的落實，反對調查報告的中國政府的正式聲明就顯然可以看見，第一，它不是獨立的；第二它不是超然的；第三它不是實事求是的，它不是根据證据在說話。它是根据指示，根据官方的利益、官方的指示的框架在往里面套東西。所以在這种情況下，中國政府對這個調查報告做出的反擊和批評顯得非常蒼白無力，經不起思考經不起反駁，所以這個調查報告實際上非常有力。由于他的獨立性和超然性使得他這個調查報告的證据學的效果非常強烈，他會在這個國際社會引起巨大的連串反應。雖然這兩位加拿大的調查員，這兩位捍衛人類尊嚴和正義的，這兩位我們人類社會的普通成員做了受良知驅使這樣一种工作，他們所做的工作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因為中共是在封鎖這种的調查，雖然中共口口聲聲說歡迎國際社會去調查，但實際上它們不讓加拿大這兩位調查員到中國國內去收集證据、收集事實。
葉宁在談到有人怀疑活體摘取器官的指控時，常常會辯論說到底哪個醫院、哪個醫生在什么時候做了這樣的手術的這种思維邏輯時指出，中共摘取從死刑犯的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的事實几乎是一种家喻戶曉的，這個黑幕中共已經搞的非常普遍了。我從加拿大這兩位調查員的報告，他們對蘇家屯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案件的關鍵證人進行了密集的采訪，這是一個；第二他們還提出了很大的統計數据，他們提出的統計數据是在中共對法輪功進行大規模野蠻的迫害之前，全國的內臟移植是 18000多起，可以統計的。在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以后這樣一种內臟移植迅速的增加到了68000多起，這是可以統計的。而且他們找到了大量的中共网站，提供活體器官的這樣一些中共政府网站、官方网站，或者是中共官方的醫療机构的网站，有的做活體器官的廣告一直到今年4月份，2006年的4月份，有一些雖然在中共由于蘇家屯事件提出，中共急急忙忙頒布《人體器官摘除和移植條例》。這些被刪除的网站，現在通過其他的連接點還是可以追溯得到，還是可以打開這些网站，還是能夠檢索得到由中共官方机构提供的人體器官移植的各种各樣的价格、行情和各种各樣的細節性的內容。這些應該說是非常充分的環境證据，有些見證人的陳述應該說是有直接證据的价值，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應該說，不能要求每一件指控都要求提出哪一家醫院哪個個人那個醫生進行的這樣的操作，就是說這樣的要求在普通的情況下看起來是合理的，但是放到中國目前的現實共產党實行的集權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种信息控制、信息篩選、信息扭曲的社會里面呢，這种要求就是過分的，因為中共會把這些東西都列為國家机密來對待，而且它根本就讓這樣的獨立的超然的調查團連中國的國境都進不去，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提出這樣的高的要求來故意刁難提供這种證据的人，實際上是一种對良知的責任的逃避，是故意用犬儒主義的哲學來規避自己心靈、自己道義、自己良知所應該承擔的作為一個同胞，做為人類社會成員所應該擔負的道義責任。
高智晟認為：今天的中國人，一些人他确實是糊涂，象這樣的人呢還是可以救藥的，可以有拯救的希望；但是有相當一部份人哪，他非常的清楚今天的中共做了什么，他也非常的清楚業已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證据能夠推導出什么樣的結論，但是他裝糊涂，當然這里面有一部份人的本意呢，他也不希望這樣做，而是基于對中共的一貫的恐懼，而不得不選擇了裝糊涂；還有一部分人他干脆就是從骨子里邊認同中共這种做法的，相信中共的，這樣的思維邏輯我們毫無疑問應當指出，它是一种扭曲和變態的思維邏輯，是基本背离了人倫的一种思維邏輯。我們僅僅指的是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個問題上的邏輯，但是它卻是中國相當普遍的一种邏輯。
喬高和麥塔斯在7月6日公布的調查報告中建議，那些具備更好的調查能力的政府、非政府和政府間的人權組織應該嚴重關注這些指控，并對這些指控的真實性做出自己的判斷。
轉自《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