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維光先生，畢讀大作，極為贊同。你提出的問題很及時，準確，尖銳和不妥協。文章裡呈現的邏輯很鑿實，既是理論的證實，也是現時的再現。
對於你文中提到的那些沉默的前輩如陳寅恪，洪謙等大師，筆者也是心嚮往之，知道不是圈子中那些弄潮兒。關於洪先生，想得更多一點。因為他所師維也納實證學派，對於上帝問題的排除，引起我很多想法－－勒南在「實證」耶穌的時候說，耶穌……「他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儘管一切都應該從實證的角度加以判斷」（『耶穌轉』）。如果順此思路思索下去，是不是就會回到胡適的主義，問題說；而毛們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止，而說教－－他們在雙方向上背棄了形而上學和實證主義－－就是用意識形態製造偽宗教，用政治實用主義代替邏輯和證明，從而使得國人半個世紀既無神的規範也無理性指導。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其實是對於宗教和實證主義的雙重背叛。而馬克思主義，其實就種下這個背叛的惡種。
我很欣賞你關於李慎之把黨文化簡單歸類到所謂封建專制文化之說的駁斥。
簡單說，文革也好，革命也好，都是對於中國文化本身的莫大摧殘。有作者戲言，如果楚懷王也搞樣板戲，離騷和楚辭就被消除於歷史了。五千年中國文化其實就是封建文化。沒有一個文化大國是以批判其文化圭皋和文明主帥為能事的－－德國人不會批判歌德和貝多芬－－希特勒也沒有這樣對待之，俄國人不會批判托爾斯泰和普希金，斯大林在納粹鐵蹄驅使城下時，還讚揚了他們－－而我們的老蔣，也不會批判孔子或者基督教－－而這正是毛的所為，在其遊民情結裡，可真是當代中國無大師了，除去他欣賞的權術和辯證法，國人只剩下八個樣板戲和小紅書了。
所有這些批判，是隨著蘇聯式極權主義的到來而到來。早在孫文時代，列寧主義和對資本論的批判，就採納了孫文式雙軌制。這帶來了以後中國文化政治走向的扭曲和盲目。
專制和極權是一樣東西，也是兩樣東西。我們溫故而知，在對待革命問題和自由問題的歐洲復辟時代，專制取代革命，是一個事實。但是，專制並未完全取代民主和自由。一批參與專制政體的知識分子，運用其也許可以稱得上的變通的手法和觀念，把革命逐步逐出歷史－－同時，在維護有限專制，而非絕對君主制的前提下，使得復辟時代轉變成為有著某種新聞自由，寫作和出版自由，有著普選權（男人普選和納稅普選－－俾斯麥認為，不公開選舉和德國人的高貴品質不合），加上私有財產的半民主社會。我的意思是，專制政治和文化的復興，也許如馬克思主義所云，和經濟政治並無絕對的關聯。該時代同樣是一個巨人輩出的時代。年輕的雨果發誓，「不為夏多布里昂，寧為塵土。」所以產生這樣的文化復興，一是，他們梳理和疏離了革命摧毀打倒一切的宗教和文化虛無主義原則，開始重新估價革命和反革命。
再就是，他們對於革命打倒的天主教，也產生了新一輪的再評價。勒南對於「耶穌是人不是神」的有名觀點，說明了革命扼殺宗教和宗教扼殺人文精神的雙重反思。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用基督教的回歸，排斥了革命神話的捲土重來。
三是，他們期待政治秩序的重建，其間，固然有神聖同盟的牽制，但是，這種牽制，並未完全阻止主權國家爭取獨立教權甚至信仰的自主權－－他也許先於個人個性的面對上帝之權賦。
黎塞留的宗教民族化政策，說明神聖同盟中所謂「正統主義」的式微。有作者說，這個宗教主權國家化，是歐洲民主憲政體制的萌芽。其實這起源於梅特涅－－
「在當時的環境下，若換一個不如他的人，可能已經把神聖羅羅馬帝國恢復過來。但是這個曾經信仰過伏爾泰的人，無論是在他的思想中，還是就歐洲的大局來看，都找不到被伏爾泰曾經出色地嘲弄過地那個著名地體制的地位。神聖羅馬帝國是屬於那樣一個時代，當時宗教社會理想已經實現，因而文化能夠在帝國和教皇兩個觀念上獲得穩固的平衡。
「……但在王朝復辟的那個時刻，所有宗教給予政治的東西，都不免帶有民族感情色彩，並在聖壇和王位的結合中明白表現出來。1814年的那種依據查理曼的思想使歐洲平衡的企圖，正和1807年拿破侖依據戴克裡先的思想把歐洲重建起來的企圖一樣，必然徒勞無功。無論是中世紀的或者異教的平衡，當時都不能革命狂熱下的那種左右搖擺的歐中大陸的均衡；也無論是防範古老的愷撒主義或者防範心的方式的神權，都不適於這個新世紀的民族崇拜。宗教和政治在它們能再度一起進入歐洲生活之前，彼此之間還得發生某種新的關係。」（『梅特涅』阿·塞希爾著）
最後，也是我們尤其感到興趣的是，復辟時代的歐洲，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參與的政權及其政治大佬，都在排除所謂「人民主權」論的誘惑，以期杜絕暴力和民粹歷史的重演。這個反革命的共識，幾乎遍佈所有有識之士，如塔列朗，梅特涅和俾斯麥，如基佐，貢斯當和夏多布里昂。他們排除人民主權論和人民革命論的基礎和要以所在，是因為民粹暴動和民主遊戲帶來的不確定性，致使文明在文化變更期冒有全軍覆沒之險。
我們只是援引俾斯麥的人民觀，以觀其念－－希特勒和德國人民最終嘲笑了他們的前輩－－
「任何一個國家共同體，如果沒有來自有產者的物質和或精神的謹慎的有抑止作用的影響，那麼就會像第一次法國革命那樣飛速發展，以致使得國家這輛車被顛得分碎。
「由於長期的滲透，由於人多勢眾，貪婪之輩就會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地位。為了這些民眾本身的利益，希望這種滲透避免造成危機四伏的急速發展和國家這輛大車的碎裂。但是如果這種事態竟然發生，那麼歷史的演變將在較短的時期內回到專制，暴力統治，絕對君權上去，因為民眾最終時會順從一種制度的。」（『回憶與思考－－俾斯麥回憶錄』）
而時過近百年，卡爾·波普關於民主危險和民主不是「人民當家做主」一類論述，想維光是很熟悉的（見其『二十世紀的教訓』）。
總之，革命時代的拿破侖，正好成為後革命時代梅特涅和俾斯麥的一種反證和悖論。而法典和基督，正好開闢了後拿破侖時代的文化政治特徵。
簡單而言，革命，「在歐洲」（！）已經成為過去。
自由，在有限專制環境中產生良性的和平演變－－民主，正在排除革命的意義上施行費邊式演化。
這個歷史教訓，正好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特麗思當主義和聖西門主義的漸次式微和破產。
這段歷史的溫習，我以為正好填補了歷史避免民粹和暴力的空缺（其間，當然也包括批判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和布朗基的恐怖主義－－巴黎公社），以比較健康的方式，重建政治文化和歷史文明。
一百年來，歐洲人在一個比較長期的政治鬥爭中得以產生他們的文化觀念，文學主見，哲理判斷，皆源於他們對暴力和非暴力的反思。雖然，不盡人意之處在在難免。一本『惡之花』，要等到1949年才被解禁。暴力和非暴力都是一個過程。是的，他們思考革命，傳統，自由，文明之事，畢竟轉化成為他們的經典。換言之，他們對於二十世紀出現的革命烏托邦試驗，早已具備比較完備的比照背景。這個背景，就是他們對於法國革命及其復辟時代的反思。他們具備的反革命正面經驗，大大超過革命經驗。
從古希臘政治學出現以來，幾種政治體制的輪番表演，也對西方知識分子勇於蔑視和面對二十世紀的納粹和共產主義，提供了借鑒。古代和近代，用貢斯當的話講，已經形成了各自的自由；古代之自由和近現代之自由。所有這些使得他們對付專制極權，心有成竹，不為所動。固然，希特勒的巨大魔力，一時間使得一批知識分子掉入陷阱，但是，就像法國1968年人一樣，他們那些覺悟也是值得期待和很快復位的。
於是，我們回到我們中國的事情上來。
和維光討論的一個重點是，其實，我們已經說過，專制和極權的選擇，成為國人在蔣介石和毛之間做出的選擇。也就是，李慎之等人的「兩頭真」的選擇，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選擇。用我的話說，他們在考量上述專制，革命和極權問題上的選擇，究竟如何！
坦率而言，蔣介石是一個專制獨裁者，但是，這個專制社會還是一個社會。社會的各種形態還是存在的，大學，報紙，企業，社團，魯迅和胡適。民國文化的存在也是極其明確的事實。其建築，其城市，其人物，其主義信仰（蔣介石本人就是例證）。固然，蔣介石是一個反共專家，他屠殺這些以後屠殺了更多人的黨。在這個基礎上，共黨的推翻之的選擇，就多少類似是不是要在法國再行一次1792年的大屠殺。歐眾否定之，而國人，卻選擇了後者。
李慎之們，胡風們，沒有面對這個歷史思考－－就像德國人沒有來得及思索，何以俾斯麥的均衡政策之失敗，最終演繹了德國的膨脹，崛起和覆滅－－李們不知道，革命選擇，其實就是納粹對於俾斯麥的悖反和背叛。這個革命，一言蔽之，就是辜鴻銘說的民主變成「民賊」。李們關於專制文化和文化專制的辨析不清楚，就是他們也許研究了民主，但是他們未研究民粹，未研究民主轉化為民粹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反革命，這些諸如此類的價值取向。
他們走向毛式政權，左右於周恩來甚至胡喬木一類人，說明他們沒有瞭解拿破侖，塔列朗和俾斯麥。他們不知道，早在這些專制大佬思考革命的時代，革命，多少已經被歐人排斥和拒絕了－－納粹是一個偶然－－李其實翻譯了第三帝國，他對神聖羅馬帝國和愷撒，應該有些瞭解－－他們短視地只是看到了蘇聯，十月革命。而這個十月革命，其實是對於所有關於革命思考，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思考的反動－－這個思考，早就呈現於世人（如紀德）。但是，李們沒有顧及紀德。他們只知道法捷耶夫。
重複言之，人民革命和獨裁專制，是一個事務的兩面。走向憲政民主的暴力方式，也許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必須，但是，並不是全部條件－－全部條件，是美國不成文法和經濟結構的配置和預設－－這一點許多人說過。換言之，李們的革命選擇，缺乏波普和阿論特的學養和提示；正像維光所說，三十年代，正好是波普批判極權主義的年代，也剛好是李們後來（四十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年代－－這個選擇當然是罔顧真理的選擇。
這樣說，所謂的「一頭真」，起碼沒有了。
兩頭之尾巴，存在嗎？這一點維光說得很多。主要是他們和蘇俄反對派的出身不同－－這是關鍵（他們甚至沒有無政府主義和空想主義者的純粹；因為畢竟，特麗思當和普魯東，空想主義者沒有官方背景），而李們的背景和資源，誠如維光所講，是黨文化，黨人緣和黨意志－－也許其間有反戈一擊之可能性。
總之，李們在選擇蔣介石的社會和毛的社會毀滅方面，犯了錯誤，但是，他們堅持說，他們反蔣的正確性。這個正確性就是如何看待我們上述所言，如何對待有限專制，是革命還是演化。反之，期待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加以改造，就像你要改造一所未蓋之房，這個結構之前的解構是很好笑的。
我們一再說過，民主其實是文化的一個形態。世間沒有沒有文化的民主，只有沒有民主的文化贗品。這個贗品文化，正在國中大行其道，究其原委，實在有幾種原因－－
一是，革命文化，毛文化，甚至蔣文化的某種負面因素，正好是消除文化的一種勢力。相對而言，軍閥政治也消滅肉體，消滅異己，消滅報人，但是他們不消滅報紙本身。我們在撰寫大公報歷史時充分理解這一點。正是這一點，說明了蔣專制和毛極權的本質之非。這個沒有報紙的國體，究竟要塑造什麼樣子的文化，這個新文化和舊文化究竟是什麼關係，不是很清楚嗎？
我們沒有看見李們，原人民日報，新華社諸公，批判此類文化。這個事情不是偶然。
二是，李們懂得，用民主做為批判手段，是可以打擊老蔣政權的合法性的。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如何對比大公報名存實亡以後的媒體和民主的絕對隔絕呢？
這是一個悖論，用民主作為武器，消滅相對的自由，以致完全消滅自由－－這是黨文化之一大奇觀。
三是，上述外國革命和反革命，之所以對照中國事務不無意義，就是中國革命本身，也不是純粹的國產，是蘇俄革命產物。以俄為師的人們之所以視野狹窄，就是他們看不到改良或者保守，費邊主義等等嘗試於國中，也許比較嘗試毛，要有價值得多－－雖然，我們確實不知道，究竟是統治者的野蠻，還是被統治者的愚昧，造就了所有者一切。
四，現在的人們，知識分子們，發明了一種新的與專制（其實是極權）和解說。這個和解說很有些意思。遠而論之，他們可以把我們上述講過的，變為和中國的梅特涅，俾斯麥的妥協，稱之為新的選擇，說，這個和解，就是「告別革命」－－但是他們忘記了，他們要與之和解的人，第一不是梅特涅，不是俾斯麥；二是，這些人不普選，不支持出版，新聞自由，也不支持夏多布里昂和基佐。
維光說，你很尊重的學人都在沉默。
是啊，可是，我們看看民國吧！我們想到的大名鼎鼎者就有許多，他們和上述基佐們，勒南們，都是一種文化風景。如，康，梁，辜鴻銘，馬相伯，吳稚暉，胡適，熊十力，馬一浮，陳寅恪，吳宓，牟宗三……數不過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老蔣的社會之存在，存在得有價值。毛社會，一切皆無。這是李們出現的前提。
這個前提還在指導國人。國人現在只好看看後生小子如余傑等人之文章了。豈不太慘了一點嗎！
總之，正確的選擇，不是消滅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哪怕其為封建文化，專制文化，而是要改造和結構/解構之－－解構的德理達式涵義是，我們不是解構主義者－－這讓人想起
「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噱頭－－其中課題甚大，要義是繼承，批判繼承吧！
「弒君者」，在復辟時代是一個貶稱。現在，我看，革命者，很像弒君者。他切斷了所有皇帝延續的道統和文化，造就了一代代無知無畏者－－造就了汲取外來列寧主義糟粕者－－這是中國歷史的選擇之罪。
無論是貢斯當還是貢古爾，阿克頓還是波普，都不厭其煩地宣稱尊重歷史傳統的嚴重性和必要性，聲稱歷史進步性的虛妄和人民革命的徒然。他們的言論正在成為，或者業已成為歐人知識分子的共識。在這個意義上，對共產黨知識分子們的去魅，成為國人之必要－－我們應該回到那些民國知識分子風格和思維中去－－他們探討的一系列的問題，應成為國人拾遺補缺之課。
就像北京，應該是梁思成的北京，而不是彭真的北京－－固然，這個亡羊補牢簡直就是夢想。但是，事情總是從夢想開始的。
一時想起這些。與維光共識，同勉。
敬祝筆安。
自立
06 6 24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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