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六）五反運動的協奏曲：自殺、自殺、還是自殺
中共在幾十年的每一場政治運動中，每次都有大量的人自殺，從而形成了一套哲學理念叫做「畏罪自殺」。新華社《內參》的題目謂《盧作孚畏罪自殺》就是中共幾十年錘煉出來的哲學理念。（18）這個哲學是由這樣一個邏輯推演出來的：凡自殺，就是自我證明是「畏罪」。你要是無罪，不「畏罪」，還用得著自殺了？
凡政治運動搞的總是逼供信，打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從精神到人格到身體到活動，實行有罪推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百般羞辱，使你尊嚴喪盡，精神崩潰，最後以自殺求解脫，但是誰自殺誰就留下了「畏罪」的惡名，死了以後立即宣佈你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進黃河洗不清，而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兒孫，都要受到株連。因此，在「自殺」的最後剎那間，不是貪圖生的留戀，而是害怕死的卑污。這就是許多自殺者臨別之際還要寫下「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的根本原因。他們害怕死了以後被羞辱，想以此證明自己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這是足以寫出一部「政治運動自殺心理學」的題材。這就是中共奉行了幾十年的一套構思巧妙的整人哲學，連周恩來躺在手術床上，被推進手術室前也要大聲吆喝「我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可見這個哲學真是誅心入髓。
謝泳的文章《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問題》說：「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後不要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這種自殺哲學的現象：連自殺也要叫你恐懼！」
五反運動的自殺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錢數。每個資本家當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後是要如數「退賠」的。你並沒有偷稅，沒有偷那麼多稅，為了「過關」，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後怎麼辦？那只有一死了之。
據謝泳引述《內參》的材料，盧作孚的自殺並沒有使中共心慈手軟，「五反」運動在重慶依然如故地如火如荼地進行，所以在盧作孚之後，自殺者仍然是前仆後繼，不絕於途。反之，既然連中國這位重量級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盧作孚都自殺了，別的等而下之的人物，也就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了。
《內參》1952年82號133頁，《重慶「五反」轉入處理階段以來自殺案件增多》記載：重慶市「五反」運動轉入處理中小戶，複查四、五類違法戶以來，自殺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殺總數達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為情節嚴重的大盜竊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業者，本身違法不大，有的才幾十萬元，有的還是職員。一般多是問題嚴重或與政治問題有聯繫的畏罪自殺；個別的是由於檢查人員逼供；造成中小戶自殺者多是由於檢查人員工作方式簡單，政策交代不夠，未安定其情緒；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壞分子恐嚇，造成自殺。二、三區均發現有中小戶為「大虎」逼死的嚴重事件，群眾影響極不好，對死者多表同情，壞分子並乘機造謠，情節惡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集體自殺的現象出現。牙刷業有幾個奸商被管制後，互相遞條子商量自殺。大美綢布店股東之一的翟大慶四月八日晚與妻子、母親一同自殺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對此問題有的單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運動自殺的規模在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當然要更上一層樓。據謝泳寫道：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
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伕歎息而道：車伕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上海當局眼看自殺的人日益增多，為防止蔓延，影響其預定計劃起見，乃採取緊急措施：一、公園及辟靜之處，均派兵梭巡，不准行遊之人逗留。二、黃浦江岸口偏僻之處，築是竹芭，要衝之地，均有解放軍站崗防守，黃昏以後即不准人行近江邊。三、各馬路高樓頂上均站崗防守，又因有從四層樓以上樓窗跳下者，乃嚴令三層以上樓窗均須裝置木欄與鐵絲網。四、凡以自殺逃避「五反「運動者之公司行號，器物財產一律充公，絲毫不留，藉以脅迫其家屬為之監視。除此，更加緊發動群眾，鼓勵員工，一面積極予以訓練，一面督令嚴密防範，凡重要目標，派人跟隨，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為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稅。跑馬廳（今人民公園——李）七層樓公寓，那一對夫婦同時跳樓自殺，就是為著欠稅。自殺也有一種風氣，「五反」的自殺方式，以跳樓為最風行，服毒次之。像華成煙草公司姓沈的副總經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數。跳樓所以風行，也是由於這種自殺方式較簡單，而且不易被防範。上海流行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一個婦人牽著一個孩子打霞飛路（今淮海路——李）經過，後面不知哪個熟人喊了她一聲，她剛立定腳跟回過頭來看時，離開她兩步路外，樓上忽跌下一個人來。如果那個人不招呼她一聲，她和她的小孩豈不都被壓碎了嗎？有一個時期，高樓大廈之下，經過的人確都有戒心。跳黃浦是最不聰明，不僅黃浦江邊防備森嚴，就是有機會跳進，遇救的機會也比較多，而且屍首漂失了只以為失蹤，家屬還有幫助隱匿或縱逃的嫌疑。自殺一定要達到自殺的目的，萬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膽敢拿死來威脅政府和人民」！
面對如此情景，有一次陳毅在廣播裡說：「我不懂為什麼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他當然不知道像殷紀常這種人（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實際在金城銀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國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樓七樓穿著單的短衫褲，當嚴寒的初春時候，跪了五天五夜，受著職工疲勞的審問，單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樣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後，他是第一個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國最大有腳踏車零件廠送出去「合營」的，在銀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請范長江到行裡向職工演講的，這種人他自不想死，但終於受盡折磨還是不免跳樓一死。當時廣州的五反高潮，較上海稍遲一點，四五月間最厲害，自殺的也最多。
關於自殺規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難者的敘述，據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一書估計，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五十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二十萬人自殺。雖然這些數字可能是誇大的，但是根據官方材料，自殺顯然是一個重要的現象。
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聽完匯報悠閒的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即是指跳樓商人。
謝泳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抄錄了大量新華社「內參」上的自殺資料，也勉強可以算得上「出口轉內銷」。上面轉引的只是「五反」運動中自殺的部分。
（七）開展「五反」運動的八大目的
毛澤東為什麼要開展這場「五反「運動呢？3月23日毛澤東下達了《中央關於在五反鬥爭中及其以後必須達到的八項目的的指示》。其中第一條就是「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以利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這個目的，如果只是為了「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對於掌握了政權的中共來說，用行政的方法調查核實就不能達到嗎？為了這麼一個目的，要大張旗鼓地搞一個運動，值得嗎？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控制資產階級」才是真正的目的。所謂「控制」，包括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全國大中小百分之一百的工商業主，都被敲打了一遍，從此誰還不是服服貼貼俯首貼耳？這個目的是圓滿達到，所以隨後的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簡直是順風順水，一蹴而就。
其中第五條「清除五毒，消滅投機商業，使整個資產階級服從國家法令……」這難道需要來一次「五反」運動嗎？
其中的七條「從補、退、罰、沒中追回國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經濟損失」。這個任務也可以不必用階級鬥爭的方法解決，但是七斗八斗就可以逼出大把的銀子了。這對於當時處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財政結據的政府來說，正是求之不得的。
毛澤東說：「在『五反』鬥爭中，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所得數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來，使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補退之後還有盈餘。譚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萬億違法所得數，超過了資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實際所得，他們準備降至四萬億，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們認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則稍微少一點，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點為適宜。薄一波同志回京報告，廣州新藥業原定違法所得一千億元，由我們幾次主動核減，最後定為三百六十億元，出於資本家意料之外的寬大，大家高興。這個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點。請各市委衡量全局，大體按此比例定案，我們就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取得主動……」（19）一向倡導實事求是的毛澤東，在逼資本家「補退」金額上，卻提出一個全國一致的「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點」的標準，實在是不實事求是。
其實，所有「五反」運動要達到的八個目的，沒有任何一項是需要來一次「五反」運動才能達到的。
「五反「過後，所謂「補退」的那一部分錢，大多轉為「公私合營」公方的投資，像榮毅仁的申新廠，就是這樣實現了「公私合營」。資本家沒有掏兜「補退」，國家沒有掏兜入股，雙方兩全其美。這成了最早一批「公私合營」企業的由來。一大批規模比較大的私營企業，就率先實現了「公私合營」。
「五反」運動從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達到「控制」資產階級的預期目的。
緊接著盧作孚的自殺，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顧准（1927——1974），就是因為主張用「查賬徵稅」的方法收稅，違背了上頭的「民主評議」的方法收稅，被視為「一貫存在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政策方針，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而在2月29日被突然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定為「惡劣分子」。這件事我印象很深，當時在《解放日報》頭版刊登，用的是通欄大標題。而在早前一天，顧准還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作關於開展「五反」運動大關波講話，因為他是「受譚震林委託，暫時負責『五反』運動的領導」人。（20）一個如此負責的幹部，採取如此突然襲擊的方式給予打擊，實在是匪夷所思。
顧準是30年代的老黨員，12歲進入上海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從一個練習生成長為會計專家、教授，1940年以後進入延安，以後在江蘇、山東解放區從事財經工作，渡江前他是山東省的財政廳長，解放上海時他是接收財經口的總負責人。1952年我在上海陝西南路體育館聽過他的報告，是共產黨內少有的一位非常有學識有口才的經濟專家。
關於顧准受到這種莫名的處分，現在所能知道的是稅收方法之爭，實際上恐怕也涉及到「五反」運動的觀點。毛澤東這種用大張旗鼓的政治運動解決經濟問題的做法，顧准顯然是不贊成的。
這是在盧作孚自殺後20天的事情。
在管理現代經濟方面，當時一些領導人還是習慣於「打土豪、分田地」那套做法。毛澤東不懂得經濟問題如何用經濟辦法法制辦法解決。
在經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洗禮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所謂「五毒」問題是市場經濟中司空見慣的現象。毛澤東，一個出身湖南農家的青年，靠武裝奪取了政權，但是他沒有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而是繃緊了神經，時時觀察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只覺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所以只要見到資本家逃稅漏稅，就驚惶失措，以「資產階級猖狂進攻」視之，於是發動了一場「五反」擊退戰。不過，他的最終目的則是全面控制資產階級。這就是「五反」運動的荒唐荒誕之處。
這就叫做馬上得之，馬上治之。
（八）被評為「守法戶」的「工商鉅子」、「紡織大亨」劉國鈞的五反檢查
毛澤東的領導藝術之一就是分化瓦解樹立典型。江蘇省作為當時經濟第一的大省，樹立了一個資本家的典型劉國鈞。劉國鈞(1887——1978)是江蘇省常州市大成紡織染公司的創始人，白手起家，慘淡經營，艱苦創業，最後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界聲望卓著的鉅子。在五反最後，大成公司被評為「守法戶」。劉國鈞以後被任命為江蘇省副省長。
從劉國鈞的情況看，所謂「守法戶」並不是有無違法的事項，而是看你是否低頭交代，此外還要看你是屬於哪類人物，像劉國鈞這樣的頭面人物，本來就是樣板、旗幟，只要他們自己老實交代，那當然就會平安無事了。這一年，劉國鈞65歲。
現在還可以讀到他的《「五反」運動中在民建的檢查》。全文大約兩萬字左右。我摘錄如下：
我是大成紡織染公司的總負責人。自從解放以來，我個人和企業負責人犯了很多錯誤和罪行，還有解放前逃避到國外去的公司資金，應全部作一個交代，我現在要向各位檢查。
「五反」的當中，除了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還沒有檢查出來外，其他的錯誤都犯過的。因為我們有三個廠，檢查出來的事情很多，有的很瑣碎，今天只能著眼於重點，次要的都寫在我的檢查書內。
一、我和我企業中其他負責人都犯過各種行賄的罪行（選兩例）
我在上海曾經私人借給總公司工會幹部許寶驄人民幣600萬元，因為他要搬家，而且母病需要醫藥費。我對其他職工沒有借給過這樣多的錢，這是會影響其他工會幹部的立場的。
在常州各廠及辦事處，行賄的事情也不少，最嚴重的是二廠對駐廠稅務長張泗春，為了退稅以及退稅時計算方面的幫忙，向他行賄了500萬元。在1950年6月，二廠誤繳了兩筆存貨稅，其後經上級稅局解釋，應退回l億6450萬元。7月份即請求退稅，經過3個月左右，未曾退下來，曾托駐廠員張泗春至城裡稅局催促，至11月份退到了，二廠送他500萬元謝意。這顯然是要腐蝕稅干，要他拿了這筆錢，以後繼續幫忙。這是很嚴重的行賄行為。
二、關於本公司所有外匯及台灣資產的情況（略）
三、暴利和盜竊國家財富方面（略）
四、偷稅漏稅方面（略）
五、偷工減料方面（略）
六、我對自己思想的檢查和批判
（一）我承認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很強的人，自從跨進社會謀生時起，一直懷著一顆向上爬的雄心。對於我從一個窮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紗廠的大股東和總經理的一段發展過程，我感覺十分滿意和驕傲。對人說起來，我辦紗廠是為了國家社會，是為了振興實業，但是問問自己的內心，這都是裝點門面的話，實際上完全為了自己。我雖然並不想過窮奢極欲的生活，但是都要別人看我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才覺得心滿意足。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在我主持的企業中，便發展成為嚴重的本位主義，不管別人的利益受到怎樣的影響，我自己的事業總放在第一位打算。所以解放之後，在業務上，像以前一樣還是盡揀利益最高的出品去做。例如：10支紗大成藍布、士林藍布等利潤率高，我們業務領導上就毫不放鬆地去多做。解放後織制的A字蝶球細布利潤比原有的藍蝶球還要多，業務上就盡量爭取多做，寧可以白坯出售，不願送交自己的染廠加工，以致減少了染廠的工作。染廠職工提意見，業務領導上硬說色布滯銷，為了整個公司的利益，應該出售白坯。這是舊資本主義作風的延續，是嚴重的本位主義和暴利思想的具體表現。這種本位主義和暴利思想的發展到如此地步，簡直就是重走舊資本主義的惡路，是向無產階級的進攻。這種思想的危險性，在這「五反」運動中，我已深刻地體會到了。
（二）（三）略
1952年2月19日
附件一：個人在國外的資產（略）
附件二：其它錯誤行為（略）
附件三：我的思想批判和轉變（節選）
我檢查了過去的非法行為，自己像大夢初覺，認識了這麼多的罪惡，方才相信資產階級的本質有腐朽的一面，這真是千真萬確。追究起根源來，是我先有腐朽的思想存在，所以才有這些行為和事實，因此，我得檢查一下過去的思想。
我思想中，首先橫在當前的，一是金錢萬能，以為錢是一切事業之母，所以多辦工廠，無滿足地希望增加財富，這是我的一套獨得之秘。有了錢，一切困難都能戰勝過來，從幾十台木機，可以擴充到紡織染廠，即使淪陷時遭受了破壞，還可以在短期內恢復過來，真是百戰百勝。人家以此恭維我，我亦以此自信，從來沒有想到這種成功，是建築在工人階級的血汗上的，更沒有想到大半是從反人民利益中取得的。我的老一套是：一方面鼓勵工人，起早磨夜，毫無保留地努力工作，以增加生產量；另一方面，學透了投機取巧、囤積居奇的生意經，以獲取更大利潤；再一方面，是隨著時代，應付環境，以保障我的事業基礎不受損害。從這樣一步步進展，我有更大的野心，所以做過1500萬錠的計劃書。又親自到歐美看過了，學回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皮毛，從而發覺了企業的缺點，是新技術的不夠，所以趕快送兩個兒子出國去學紡織，彌補這缺點，從此希望可以成為永久不敗之事業。在香港大病時，和聽信反動派的惡意宣傳時，固然也灰心過一時期，但是病好了之後，並證實了新民主主義還是容許發展生產、保持民族資本的之後，我就回來了。
劉國鈞親筆1952年2月23日（21）
今天讀劉國鈞的檢查，實在是令人唏噓不已。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是1月26日，劉國鈞的朋友、遠在重慶的盧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動員大會的當天自殺是2月8日。如此重大的事件雖然新聞封鎖得極為嚴密，直到2月22日，上海《大公報》才刊登了一條題為《盧作孚在渝病逝》的消息，但是，像劉國鈞，他應當是很快就得到消息，因為他們是朋友。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國鈞何去何從？他寫出《「五反」運動中在民建的檢查》是2月19日，附件完成於23日，這裡面羅列了大量的數字，例如在國外每家銀行的存款，尾數一直小到英鎊的「先令」，不但回憶需要時間，而且公司管理人員查賬統計更需要時間，每一個數字都是絕對不能有絲毫差錯的，因為每一個數字都是要「兌現」的，此其一；再說，像劉國鈞這樣在社會上有頭有臉的頭面人物，他何曾在大庭廣眾之前，承認自己的錯誤，低三下四地作過檢查，此其二；因此，劉國鈞在這些天中就完全沉浸在交代、檢查當中了。至於他個人想了一些什麼，他的家人寬解勸說了一些什麼，他的職工對他的態度方式，中共官方對他如何誘導，這些情況，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洗心滌肺」的。幾年後，他作《自述》，回憶道：
「五反」運動初自己坦白交代期間，我的愛人聽到外面許多傳聞，特別是一些經不起考驗的人自尋絕路，很怕，為我的安全而擔憂，並且擔心我可能會吃官司，於是把家中的綢被面換成布被面，鋪蓋都準備好，準備一旦真的吃官司，可以派用場。而我本人卻是很樂觀，抱定宗旨，處處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五反」運動，任何事情不誇大、不縮小，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如果沒有的要我承認，我就力爭，寧可殺頭，我決不瞎承認，決不像一部分同業者冀圖為了當時過關，無中生有地瞎坦白，反而混淆是非，給政府帶來了許多麻煩。
經過將近半年的反覆檢查，在染織業同業公會參加了同業互助小組，相互揭發檢查，又在馬山埠狀元第「五反」指揮部開展同業互助互評，最後由指揮部和增產節約委員會批准核定，大成公司為第一類型——守法戶。（22）
劉國鈞，一個聲名顯赫、像模像樣的大老闆，終於順利過了「五反」運動關。
但是，讀了劉國鈞的檢查，筆者忽發奇想：劉國鈞可謂生不逢時。你看，他說的這些話多麼像現在那些榮登億萬富豪榜的民營企業家們，站在人民大會堂的講壇上，豪情滿懷地介紹自己的成功經驗，宣佈自己的偉大奮鬥目標。請容許我再引述如下：「我從一個窮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紗廠的大股東和總經理的一段發展過程，我感覺十分滿意和驕傲。對人說起來，我辦紗廠是為了國家社會，是為了振興實業，……我雖然並不想過窮奢極欲的生活，但是都要別人看我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才覺得心滿意足。」「我思想中，首先橫在當前的，一是金錢萬能，以為錢是一切事業之母，所以多辦工廠，無滿足地希望增加財富，這是我的一套獨得之秘。有了錢，一切困難都能戰勝過來，從幾十台木機，可以擴充到紡織染廠，即使淪陷時遭受了破壞，還可以在短期內恢復過來，真是百戰百勝。人家以此恭維我，我亦以此自信……從這樣一步步進展，我有更大的野心，所以做過1500萬錠的計劃書。又親自到歐美看過了，學回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皮毛，從而發覺了企業的缺點，是新技術的不夠，所以趕快送兩個兒子出國去學紡織，彌補這缺點，從此希望可以成為永久不敗之事業。」遺憾的是劉國鈞早生了半個世紀，使他成就的事業反而變成了沉重的包袱枷鎖。據《自述》道，當時，有一次，劉國鈞在工廠飯廳吃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面前，高聲問道：「劉國鈞，你吃誰的飯？」劉國鈞板板眼眼地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飯。」今天，走遍全中國，能夠找得到這樣的問答嗎？有哪一個打工仔敢於對老闆直呼其名，問「你吃誰的飯？」
劉國鈞是真心實意地服膺了共產黨。他說：「思想改造不能如唱戲那樣改頭換面，如果真心誠意，就應該脫胎換骨、洗心滌肺地改造。」（23）不過，如果劉國鈞不是死在1978年，而是推後死在1988年、1998年，再多活十年，二十年，他會作何感想呢？
但劉國鈞比盧作孚幸運，他成了資產階級的一面旗幟，戴上了副省長的烏紗帽，享得八九高壽。
江蘇省工商聯主任錢孫卿發表了「謬論」就打了右派。積極動員劉國鈞參加民主建國會、並且以延安的「窯洞對」而和毛澤東友誼頗深的黃炎培，據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回憶介紹，只是因為毛澤東的施恩才沒有劃為右派。
古人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還有甲子輪迴六十年之說。中共建政57年了，社會先是天翻地覆，而後是地覆天翻，六十年還不到，我們這些枉活到七十以上的人，不期而然的收穫就是見識了這不可思議的輪迴。難道這就是冥冥之中那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兩隻並駕齊驅的巨輪在推動歷史的火車頭前進？！
世上沒有活神仙，世上沒有王鐵嘴，能夠預測吉凶六十年，但是一個人獨斷乾綱，閉塞眼睛捉麻雀，為了一個烏托邦王國，處心積慮走火入魔不擇手段地「共產共產」，可是給歷史留下的卻是一本不堪回首的空白！筆者為了寫作本文，到網上和圖書館尋找資料，結果，關於曾經轟轟烈烈的「五反」運動，竟然被歷史學家遺忘，沒有專著，沒有論文，主流的，非主流的，正面的，側面的，反面的，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我希望這篇一萬八千字的文章能夠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彌補其萬一。
（九）五反運動的謎面和謎底
中共奪取政權，打的旗號是推翻三座大山。所謂三座大山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宣告結束。消滅封建主義，中共的處方就是在經濟上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在政治上對地主實施清算與專政的土地改革。然後就是沒收官僚資本即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本，轉化為中共的國有資本，其本質仍然是官僚資本，僅僅是姓「國」，還是姓「共」的不同。
現在我們有幸從《毛澤東文集》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讀到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五反運動的一系列指示，因而對於他開展這個政治運動的謎面和謎底有了準確的瞭解。所謂謎面，就是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所謂謎底就是把資產階級搞臭，邊緣化，反動化，從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達到「控制」資產階級的預期目的。
（2006-6-18於山東大學附中）
註釋：
（1）（2）（3）（6）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4）（11）陳毅《為爭取「五反」運動完全的徹底的勝利而鬥爭》，《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林蘊暉等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儲安平著《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工作》，見《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林蘊暉等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載《觀察》六卷二期，《新華月報》1949年10月號
（7）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林蘊暉等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8）《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48頁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第98頁
（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第213頁
（12）《常州市志》第一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13）《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93頁
（14）劉少奇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加強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
（15）薄一波《回憶新中國政務院的組建為民主人士安排職務》，據《北京日報》2004年5月31日報道
（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第458頁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卷第203頁
（18）本節引用文字，均直接或間接出自謝泳《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問題》
（19）《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中央關於在五反鬥爭中及其以後必須達到的八項目的的指示》
（20）陳敏之、丁東編《顧准日記》中，陳敏之寫的《我所知道的顧准與「三反」》，貴州人民出版社
（21）劉國鈞文集•傳記卷，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2）劉國鈞文集•函電與其他卷，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3）劉國鈞文集•卷首，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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