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所謂謎面，就是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所謂謎底就是把資產階級搞臭，邊緣化，反動化，從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達到「控制」資產階級的預期目的。
（一） 由「三反」運動，毛澤東發動「五反」運動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的指示》。
其實，「三反」運動已經開始，現在是要「抓緊」。在「三反」運動中，根據北京市委的報告，揭發出工商界賄買和勾通工作人員，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和對公家高賣低買，用「回扣」、「送禮」等方式來勾引工作人員貪污的問題。
毛澤東抓到了發射糖衣炮彈的資產階級，因此，第二天，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云：「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瀋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鬥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請各級黨委對於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1）
其實，我們憑情理可以想到，全國解放才兩三年，無論是公家還是私家，當時買賣雙方涉及到的都是極少數的工廠商店和人員，這極少數的人中，真正有問題的更是極其少數的人。再者，問題剛剛才揭露，就認定資產階級是「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岌岌可危，要「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請各級黨委對於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這種誇大其辭，添油渲染，危言聳聽的手法成了毛澤東動員開展每一次政治運動的訣竅與法寶。
兵法曰：師出有名。又曰：哀兵必勝。毛澤東發動每一次政治運動的時候，都是採用這種手法，使自己站在道德與法理的制高點上，動員全黨全國，向他的假想敵開火。
我記得，在反映蘇聯建立初期的影片中，常常出現這樣的號召：蘇維埃處在危急中！保衛蘇維埃！毛澤東其實就是發出了這樣的號召：共和國處在危急中！保衛新生的共和國！
當時作為群眾的我們就是這樣理解的。
（二）怎樣邁過《共同綱領》這道坎
這時，《共同綱領》的墨跡還在散發出餘香。這樣一場對「民族資產階級」開刀的運動，毛澤東大概根本沒有考慮在程序上是否需要在政協討論通過，不過大概他考慮過需要找到法理的依據，使師出有名。因此，同一天，周恩來在政協常委會上作《『三反』運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講話。他首先分析了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說：「今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其積極進步的一面，那就是由於他們長期受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他們中間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參加過或同情過人民解放鬥爭。解放後，他們逐漸參加了人民中國的建設，並在國家的領導下，發揮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於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封建的、官僚買辦的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中國資產階級本身也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2）周恩來的分析邏輯是非常具有分寸感的。談到民族資產階級「積極進步的一面」時，用的都是特稱肯定判斷，分析其「黑暗腐朽的一面」時用的是全稱肯定判斷。
由此，周恩來得出結論：「因此，解放後，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檢舉的，常常以行賄、欺詐、謀取暴利、偷稅漏稅等犯法行為，盜竊國家財產，危害人民利益，腐蝕國家工作人員，以遂其少數人的私利。這種情形如果不加以打擊和剷除而任其發展下去，則我們革命黨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團體日益受著資產階級的侵蝕，其前途將不堪設想。」這種分析，就推理而言，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嚴重性果真如此嗎？
由兩面性的分析，周恩來為資產階級的地位和出路劃出了一條楚河漢界：「他們在國家、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是有可為的方面，亦有不可為的方面；有被容許發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發展的方面的。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經濟事業，就容許發展；凡不利或有害於國計民生的私人經濟事業，就不容許發展；凡能操縱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就應由國家統一經營。這是《共同綱領》規定了的。」（3）
這樣既落實到《共同綱領》上，卻又意味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統一戰線的蜜月從此結束。原來自以為佔據了國旗上四顆星之一位置的資產階級，如今只好徒喚奈何了！三年以後的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不過是春種秋收，瓜熟蒂落。
再者，《共同綱領》就是臨時憲法。資產階級在名義上是參與制定並舉手通過的。現在關係到資產階級命運的大事，竟然不需要通過全國政協討論通過，不需要徵得資產階級的同意，共產黨可以君臨天下，連民主協商都沒有。這就叫做統一戰線嗎？這就叫做人民民主嗎？這不是破壞《共同綱領》的行為嗎？
我不知道發動五反運動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反映，但是讀一下上海市長陳毅3月25日在上海市、區增產節約委員會擴大聯繫會議上的報告，可以感受到已經有人意識到還存在著《共同綱領》這道坎，所以陳毅的報告如同中共習慣的手法，就是主動出擊，倒打一扒，先下手為強，指斥作為全國資產階級最集中的上海的資產階級，他們中的「不法分子在國家經濟建設中所進行的破壞，是五毒俱全，是毒氣熏大，其猖狂進攻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有他一套辦法，業已走上破壞共同綱領的嚴重地步」（4）。既然是資產階級破壞《共同綱領》在先，所以共產黨就不必遵守《共同綱領》了。
其實，開展五反運動，用不著講什麼程序或法理。毛澤東如同發動其它的運動，在黨內是君臨全黨，不必通過什麼決議，在黨外就更沒有這個習慣了。可憐的是代表了資產階級利益的幾個所謂民主黨派的黨魁們，他們這才實際體會到，在國民黨治下，還只是自由的多或少所問題，在共產黨卻是自由的有或無的問題。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表態擁護。
有意思的是，就是那個早先斷定民主自由多少，後來又以「黨天下」一言戴上右派帽子的儲安平先生，遠在1949年10月，即開國大典剛過，就按奈不住激情寫出《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工作》一文。關於《共同綱領》，他帶著良好的期望寫到：「這個『共同綱領』在日後當然會因社會本身的發展而需要適當地修改，但這種修改的工作也必然是在統一戰線事前協商的精神下進行的；因之，這也就保證了我們政府的政治綱領的連續性，一貫性，以及各黨派各分子忠實遵守的一致性。在行政方面說，由於政府的組織是在統一戰線之下進行的，由於參加制訂『共同綱領』的各黨派共同參加了政府的各個部門，因之，這就避免了將政府的工作人員分為政務人員和事務人員兩類，使政策的制訂者及政策的執行者分裂為二；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由於統一戰線的確立，執行政策的人和制訂政策的人是貫通的，一氣的，在一個總的政治認識下推進行政工作的。（5）這種一廂情願的浪漫主義是出於對中共許諾的民主的誤讀誤判。《共同綱領》也好，《憲法》也好，都是高掛在門前的「三碗不過崗」的店招。
（三）道是無轍卻有轍
開始，這場針對資產階級的「大規模地階級鬥爭」還是放在「三反」的框架內進行。21天後，就明確提出了「五反運動」的稱謂。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6），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開始，到1952年夏，這場鬧得神州天震地動影響遠遠超過城市「解放」的「五反」運動宣佈結束。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勝利地結束「五反」運動》算是結束的標誌。
三反和五反是分別在內部（各機關、學校、部隊和公營企業）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基本上是同時進行而略有先後的兩場政治運動。
上述1月5日發出的《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就舉出了重慶。那麼，當時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的重慶，能夠不聞風響應嗎？作為重慶市赫赫有名的私營企業——其實是中國最早實行了公私合營的民生輪船公司能夠不雷厲風行嗎？
這就是1952年2月8日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59歲的盧作孚自殺的背景。時間在下達《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之後13天，該公司開展運動的第一天。
有一種傳說，作為中國「船王」盧作孚的自殺，是對毛澤東發動五反運動的「死諫」，那大概只是一種猜測，並沒有任何根據。也許這是因為盧作孚在工商界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和毛周之間又有非同尋常的友誼。大家猜想他以死相諫可能會使毛澤東有所收斂。其實對於開展政治運動，毛澤東是無所顧忌的。開展五反運動是他的既定方針，也是他得意的大手筆。他認為這是他創造的，有別於蘇聯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改造資產階級的手段。憑了一個盧作孚哪裡阻擋得了已經起錨的航船！
毛澤東在進北京的時候，據說自稱為進京趕考。這當然是一則美麗的佳話，正是作起居注的秀才們難得的素材。可是他在中南海裡，哪裡有一點點做學生的態度。就以五反而言，搜羅一筐資產階級「五毒」的罪行材料還不容易嗎？那時的報紙上，天天是連篇累贅的報道，揭露資產階級的罪惡，至於真偽如何，事後是誰也不敢不能去核實了。誰如果僅僅根據當時的報道來研究五反運動，肯定會走進迷魂陣。筆者現在手頭有一篇3月1日《東北日報》的綜合文章《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鐵證》（7）大量綜合了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材料，其中有一例非常有意思：
請看看資產階級又是如何人向科學、文化事業進攻。瀋陽有一家自然科學儀器館(私商)，經理叫張銘，在他無數罪行中有這樣三件罪行：一是把全國一百三十處廠礦、科學研究所的地址及負責人編號，準備有計劃地打入內部。一是偷竊了某些廠礦和文化教育機關購買儀器的材料目錄，並派遣內奸按照目錄從國家機關中偷竊出來或從他處販運去，轉手高價賣給國家。還有一件，就是他制定了一個『十年計劃』，從一九五O年十一月起，準備在十年內，用各種非法手段擴大他的事業，計成立八個部，三個工廠，十餘處辦事處，企圖以此全部或大部控制中國科學儀器的進口和製造工作。
雖然我們可以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是這位名叫張銘的資本家只不過是想大幹一場而已，他採取的都是市場經濟的通行手法。我們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正面的例證，說明在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來臨的時候，資產階級正在摩拳擦掌，準備大顯身手。這算什麼罪行啊！
毛澤東對於市場經驗中出現的新問題，他分不清是真問題還是偽問題。假若是真問題，他有點驚惶失措，除了搞政治運動，他不懂得對症下藥，經濟問題用法制手段解決。這叫作道是無轍卻有轍。
1957年，毛澤東憤怒地指責《文匯報》的檢討犯了「個別性的前提得到了一個普遍性的結論」的邏輯錯誤，可是他發動的每一場政治運動，卻都是由一個典型事例引伸出具有全國性的普遍結論，查出幾例偷稅漏稅問題，就斷言資產階級發起了猖狂進攻，從而禍及全國，其後果就十分可怕了。
（四）毛澤東領導五反運動的硬指標：反動資本家5％
至於「五反」的打擊目標也是有比例數字的。毛澤東將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類，因此每家商店，每個工廠的老闆，毫無例外地要交代問題，接受批鬥，反覆過篩子。遠在3月5日，運動還方興未艾，他就給北京的五萬工商戶的分類定下了比例，分別為百分之10、60、25、4、1。即使1％的完全違法戶，也有500家，至於後來是關還是罰，還是兼而有之，就不知道了。按照毛澤東的分類，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合計占5％，這正符合以後他每次運動都要重點打擊5％的比例。他把這5％的資本家稱做「反動資本家」，並且要「懲治這些反動資本家」。（8）他還把1％的完全違法戶稱為「最反動的資本家」。
（9）如果加上25％的半守法半違法戶，那麼，資本家中的30%都要打擊。他指示「北京天津擬共只殺10人左右，並且不要殺得太早。各地殺資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執行。因為殺資本家和殺反革命不同，必須慎重，否則不利。」（10）
問題還在於，「五反」要反的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因此，對於5％的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稱為「反動資本家」、「最反動的資本家」就把問題的性質混淆了。
資產階級是統一戰線的同盟者，按照這種估算和預案，卻是這麼一群妖魔鬼怪。毛澤東的目的就是要醜化、妖魔化資產階級。
陳毅在上海把指標作了修改，分別為15％，50％，30％，最後兩類為「估計不會超過」5％。（11）
筆者手頭有一部《常州市志》第一冊。該書稱，常州市五反運動最後審定共有守法戶2716戶，基本守法戶2797戶，半守法半違法戶1326戶，嚴重違法戶129戶，完全違法戶23戶。（12）各佔比例為38•8％，40％，19％，1•8％，0•3％。這個比例和毛澤東規定的10、60、25、4、1相比，實際情況相差很大很大，完全違法戶只及指標的三十分之一，而守法戶則為指標的三倍加上基本守法戶佔到五分之一。在工商業方面常州大概算得上中等城市，應該有代表性。
毛澤東在他主政的28年間，總是被嚴重的「敵情」困擾，總是看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似乎他難得睡一個安穩覺。
問題是，毛澤東提出的指標都是運動中要達到的目標，而不是說實事求是有多少整多少。毛澤東的確多次指示「強調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但是步步升高的「打虎預算」，不依靠「逼供信」怎麼能夠完成任務？有多少人七斗八斗，交待不出問題，只好信口胡說，你想要我交代多少，我就交代多少，或者被逼自殺。因此冤假錯案，無計其數。
不過，據說，「三反、五反」運動整人的時候雖然寧左勿右，但是後來還接受「申訴」，不以「翻案」論罪，錯案大多得到甄別。這大概就是常州市「五反」的結果和毛澤東提出的指標相差甚遠的原因。幾年後，反右運動時，運動還沒有開鑼，毛澤東就規定了打右派的比例，而且在他生前，禁絕翻案。
反右運動時，有個別好心而無奈的領導人，根據三反五反運動的經驗，以為運動過後也會「甄別」的，於是打打打，要打多少打多少，更有個別心地善良的領導人實在不忍心再打了，為了完成指標，不惜把自己報上去湊數，以為隨後可以甄別，結果他們都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領導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領導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公私合營，都是把目標化解為數字比例。搞大躍進，大煉鋼鐵，也是如法炮製。
在毛澤東手上，他把計劃經濟的手法玩弄得八面玲瓏，得心應手。人們稱之為「領導藝術」。如此的「領導藝術」，令人歎為觀止！
（五）「五反」運動的要害是經濟問題政治化
「五反」運動的任務是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些都是屬於經濟領域的問題，本來就應該也只能用法制手段經濟手段來解決。可是毛澤東把這些問題上綱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共和國命運的階級鬥爭高度來認識，採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解決。他說：五反之後，「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於孤立，國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順利地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13）這就是毛澤東「控制資產階級」的秘訣。不過，據我所知，五反運動後，受到「逮捕、徒刑、槍決」的資本家並不多。到了1957年，頗有一批資本家劃了右派，他們成了名符其實的「反動資本家」，遂了毛澤東的心願。
我有個一位同事，他的父親是醫藥商。40年代給膠東解放區偷送了大量急需的醫藥用品，那可是玩命的買賣啊！因此成了名副其實的紅色資本家，革命的有功之臣，解放後受到報答，被委任為山東省商業廳的科長，但是反右的時候就落了馬。至於一般的商人打右派的就比比皆是，無計其數了，在上海哪個弄堂裡沒有一撥？
「五反」的時候，我住在南京市的軍隊大院裡，只能知道一點街面上的情況。當時，主要街道的每根電線桿上，都安裝了由全市統一播音的高音大喇叭，每天不間斷地播音，除了高唱戰歌，不是呼喊口號，宣讀文件，就是指名道姓地點名某某資本家，說你的職工已經揭發了你，你要立刻到某某地點交代問題。抗拒交代，死路一條；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類口號聲充滿了空氣的每一個分子。只要喇叭一響，那些大小商店的老闆，無不側身站在店門口，膽戰心驚地豎起耳朵，專心靜聽。他們時時刻刻準備被點名。他們只圖僥倖度過每一個白天，即使聽到點名點的是別人，也沒有了幸災樂禍的輕鬆或竊笑。
至於大幅的漫畫，招貼，標語，當然是隨處可見。
當時的報紙，我在南京每天必讀的有上海的《解放日報》南京的《新華日報》，天天都報道資本家的五毒罪行，如上海的王康年，連篇累牘，誇大其辭，就不在話下了。
網上看到一張「五反」照片，拍的是上海滬光電影院的大門頂上，貼了巨大的通欄標語：「自動徹底坦白並能帶罪立功者，從寬處理；抗拒坦白，威脅職工者，一定嚴懲。」在張貼電影海報的牆壁上，換上了大幅的漫畫，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嚴肅地伸手向前逼問：你坦白了沒有？
這樣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成了空前的奇觀，直到十幾年之後的文革才後來居上。
「五反」過後，每家商店、工廠都要評定類別，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類，寫在類似於現在的營業執照上，張掛在店堂或辦公室的顯著位置，使每一個顧客進門就看到。上海經歷過滿清時代、軍閥時代、租界時代、日偽時代、民國時代，上海人見多識廣，但是他們沒有料想到從來還沒有一個執政者把資本家治得如此服服帖帖，俯首低眉。許多資本家犯了一個常識錯誤，就是對於中共的來臨，他們根據經驗推想：共產黨來了也不能不叫做生意呀！因此那些本來還有條件走香港去美國的人，留了下來。
我們可以回憶，中共建國的政治基礎是《共同綱領》。這是和各民主黨派共同制定的一個相當於憲法的政治綱領。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說：「這是目前時期全國人民的大憲章。」他表示中國共產黨將同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一起，在「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忠誠合作，來決定中國的一切重要問題」，並「當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規定」，為《共同綱領》的「徹底實現而奮鬥」。（14）
據薄一波回憶：由於我們正確地貫徹《共同綱領》精神，組建政務院的工作進展順利。4位副總理，黨外人士佔兩位；20位政務院領導成員，黨外人士占11位（1950年4月增加李富春為政務院委員）；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正職中民主人士占15位。10月20日，周總理召開了第一次政務院會議，宣告政務院成立。那時，黨內黨外，和衷共濟，真可謂政通人和。（15）
但是，這不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新中國政治藍圖。這只是統一戰線的策略，權宜之計。一當戰線「統一」，共濟就不必和衷，所謂「民主人士」請你們「下野」吧！
作為「陽謀」大師的毛澤東，就跟川劇演變臉一樣，變起臉來，只是一瞬之間。川劇演變臉是顯示技巧的高超，毛澤東的變臉則顯示政治家的道德低下。毛澤東交相玩弄陽謀與陰謀，永遠是得心應手，堪稱一絕。
6月6日，五反基本結束，毛澤東《對「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的批語》寫道：「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16）中國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政治蜜月，由毛澤東不宣而告走向終結。
從這時開始，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名義上在國旗上佔有四分之一的位置，即四顆星中有一顆星，實際上已經成了要打倒的敵對階級。
非常有趣的是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先生於2月9日在他主編的報紙上，發表了《資產階級有沒有猖狂進攻？是「我們製造階級鬥爭」嗎？》一文。毛澤東讀後於12日給《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寫信，要他予以轉載。不過，毛澤東親自刪去了王芸生文章最後一句話。這句話是：「如此，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的『四友』就團結得更為親密，共同勝利走向社會主義前途。」（17）毛澤東為什麼要刪去最後這句話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許這裡正好洩露了天機，他對於「四友」之說不喜歡！資產階級已經不是「朋友」了。(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