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應該堅持改革。通過致力於民權不斷擴張和官權不斷萎縮來建立民間社會，讓中國的改革逐漸走上通往自由憲政之路。
難以根治的腐敗氾濫、急遽擴大的兩極分化、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自然資源浪費、環保污染嚴重、倫理道德崩潰，特別是普通百姓的看病難、上學貴、社會保障缺失等問題，引起官府、媒體、學界和民間的共同關注，中國國內正在展開一場關於改革的大討論，跛足改革不僅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甚至否定改革的輿論也不斷出現。
一、抑止社會不公的三種思路
在如何消除社會不公、抑制腐敗和緩解底層不滿等問題上，中國內部存在著重大分歧，浮上臺面的起碼有三派觀點。
1，維護跛足改革的“國家主義”或“威權主義”。御用智囊充分肯定二十多年跛足改革的成就，並用“成就”來論證跛足改革的合理性。所以，他們說辭，與其說是關於如何改革的探討，不如說是如何維護一黨獨裁及其權貴利益。所以，他們仍然將“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置於統治策略的中心，希望改變的僅僅是勸說獨裁者走向開明專制或仁政統治——“有克制的剝奪”。他們認為，社會公正的奇缺，不是源于現存政治制度下的基本人權的空白，而僅僅是源於權貴集團的極端的短視和貪婪——對社會財富的無節制無規則的掠奪。致使官僚階層的腐敗愈演愈烈和社會不滿如同烈火乾柴，敗壞了現政權的合法性、削弱了政府的統治能力、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所以，從維持政權穩定和權貴們的既得利益出發，就必須實行同時兼顧兩方面的仁政統治，一方面要明確維護政權穩定和權貴利益的優先性，肯定由官權主導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壟斷化，甚至把兩級分化和普遍腐敗視為改革的必要代價，以必然的“代價論”來誤導社會輿論；另一方面告誡權貴們要逐漸減少竭澤而漁的斂財方式，在權貴們占大頭的同時，也要適當地讓弱勢群體分享小頭，為的是盡力避免把底層逼上造反的絕路。換言之，在權貴們已經成為財富暴發戶之後，應該變肆無忌憚的掠奪為有節制的剝奪，通過政府對分配的調節和強勢集團的自我克制，讓弱勢群體也得到一些殘羹敗葉，以緩和日益加深的底層不滿和公正危機。在避免逼出底層造反的意義上，關注弱勢群體和社會公正問題的“親民路線”乃明智的策略轉換,表現出胡溫體制高於江朱體制之處,這是走向施仁政的開明專制或王道統治的良好開端。
2，“新左派”提出了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解決方案。他們斷斷不敢直率地批判現行獨裁體制，而是把兩極分化加劇和腐敗橫行歸結為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他們主張停止“民進國退”的國企改革，而回歸“國進民退”的計畫體制，甚至公開主張全面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強權式平等分配。“新左派”對毛澤東遺產做了後現代的理論包裝，所謂“人民公社”為村民自治和鄉鎮企業提供制度基礎，“鞍鋼憲法”等於“後福特主義”的經濟民主，“文革”是大眾民主對抗官僚特權，打倒“走資派”是限制權貴經濟，三個世界的劃分是反霸權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和國際民主……等等，一方面，他們提出保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口號，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干預，扶持國有經濟和消弱私有經濟，為近乎瘋狂的權貴私有化進程減速。另一方面，通過自下而上的大眾化經濟民主，最大限度地發動底層百姓參與經濟管理，削弱上層權貴對底層百姓的強勢地位。只有這樣的上、下結合，才能達到抑富濟貧的財富再分配。如果照此思路行事，那麼在現行制度的前提下，政府的強制干預和大眾化民主的結合，很可能導致“經濟文革”,回到由專制強權主導的絕對平均主義時代，也就是導致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
3，優先關注分配正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思路。他們在政治上主張政治民主化，在財富分配上主張平等主義。他們的理論資源是西方當代的“新自由主義”或各類左派思潮（如分配正義理論、第三條道路、社群主義、全球化中的依附理論、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等等），自以為站在了最前沿的自由主義立場上，把中國的權貴化資本主義歸結為古典自由主義的弊端——只關注自由市場、私有產權和經濟效率，而完全忽略了政府調節、底層利益和分配公正。在他們看來，古典自由主義在當下中國的實際作用，已經淪為權貴私有化、政治腐敗、兩極分化的辯護士。雖然，他們在政治上持有自由主義的立場，在談論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等公正問題時，也能夠在字面上兼顧自由、效率與平等，力圖平衡市場的自發邏輯和政府的人為干預、先富起來的極少數與日益貧困的大多數。然而，在面對轉型中的權錢勾結、公正饑渴和貧富對立等日益嚴重的公正問題時，他們只知道義正辭嚴地權貴資本家，而不敢直率地批評現行政治制度。所以，他們的方案便越來越偏離自由主義立場而向新左派傾斜：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站在社會底層的一邊，首先關注財富分配的正義，強調政府干預對平衡效率與平等的關鍵作用，甚至反對私產權的憲法保護。
中國存在的以上三種思潮，可以依其與現存秩序的關係而分為真保守、偽激進、中庸態度：
“威權主義”是真正的保守派，他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關心，主要不是基於對現行秩序的質疑或對底層民眾的關心，而是基於腐敗對政權的內部瓦解和底層造反對政權的外部挑戰的擔心，所以，與其說他們關注如何反腐敗、如何使財富再分配變得相對公正，不如說他們關注如何維持獨裁秩序的穩定。
“新左派”是“偽激進”的代表，經常陷入言行背離的尷尬處境。他們認同毛澤東主義而不認同市場化和私有化，甚至號召“格瓦拉式的革命”，但他們經營自己生活的方式，恰恰在利用毛澤東的合法性和跛足改革提供的方便：一邊熱衷於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一邊又激烈反對資本主義；一面高舉毛澤東的民粹主義大旗，一面又完全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牟取私利。所以，與其說他們真的關心社會底層和社會公正，不如說他們僅僅是利用人們對腐敗和社會不公的嚴重不滿，來大肆炒作 “社會公正”和“革命秀”。
“民主社會主義”採取一種中庸態度，既肯定改革又批判現實，既在政治上堅持民主又在分配方式倡導社會主義。而關鍵的問題是，他們對現存秩序的批判，大都採取避重就輕的取巧策略——刻意避開公正奇缺的制度根源，回避了中國人仍然生活在無自由的恐怖秩序之下，也就必然在言說中回避最醒目的制度常識和現實格局。或者說，在無自由的中國，強調分配平等而省略自由權利，實在離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太遠。
概言之，三者中，一為現實秩序的維護者，一為大作革命秀的機會主義者，一為關注社會公正而不直面其根源的取巧者。而在我的常識中，凡是不堅守個人自由、不針對獨裁制度卻大談中國的社會公正問題，無論何派何論，皆與社會公正無關，至多是玩弄文字遊戲而已。
對於珍視自由價值和厭惡奴役的我來說，我自然厭惡威權主義、鄙視新左派，而對民主社會主義，我雖有同情卻無法認同。我認為，醫治跛足改革的藥方只能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公正原則，必須重申這些原則並將其貫徹到改革之中。
二、重申自由主義的改革觀
在我看來，當下中國的社會公正問題，首先是自由之有無的問題，而非財富分配是否平等的問題，分配不公源于自由匱乏。自由問題在中國就是民權之有無的問題，兩極分化不過是民權奇缺的後果而已。
土地開發過程中的強制性徵用、拆遷等違法違規現象氾濫成災，大量群體性的官民衝突由此而來，甚至屢屢演化為軍警加黑社會的暴力鎮壓，根本原因在於：1，在法律上民眾沒有土地產權。儘管改革以來土地使用權下放，但中共法律仍然明確規定，土地歸國有。所以，中共出臺的土地徵用和房屋拆遷的相關法律，才能賦予了官權以任意擴大徵用和拆遷範圍的強制權力，也給了開發商以蠻橫的單方面定價權。2，土地開發商的背後是官權，而祖祖輩輩活在那塊土地上的民眾卻無權無勢，他們沒有結社、言論和遊行示威等可以與強勢集團討價還價的權利，也就談不上公平交易權、申訴權、享受公正裁決和人身保障等基本權利。
大陸百姓“看不起病”，已經成為貧富懸殊的最醒目標誌之一。為什麼中國城鎮有百分之70%的人和農村96%的人，承受不了昂貴的醫療費用？因為中國投入的醫療經費，有80%是為850萬黨政軍官員這一龐大的特權階層服務的。
屢禁不止的公款消費是另一種類型的腐敗。為什麼中國每年的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的總數高達6000億元以上，幾乎相當於財政收入的20%左右，就在於中國官權擁有任意支配財政且不受監督的特權，而納稅人只有繳稅的義務卻沒有任何應有的權利。這也是中國企業偷漏稅嚴重且屢禁不止——當納稅人的權利被官權剝奪之後，憑什麼只要求依法納稅而不要求官權依法行政！西諺雲：無代表，不納稅。所以，在納稅人沒有真正代表的獨裁中國，中國企業的普遍偷漏稅不過是納稅人的自我保護而已。
所以，如果要談論再分配中的正義問題，首先要致力於民權的爭取和官權的削弱，即首先爭取自由權利的平等分配，其次才是財富的再分配。或者說，如果自由之有無問題得到解決，財富分配中的公正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反過來說，當自由仍然遙遠之時，社會公正也同樣遙遠。
關於自由、平等和公正之間的關係，自由主義政治學進行了這樣的厘定：
1，平等的自由權利（特別是財產權）是社會公正的基礎。自由，不僅在價值排序上處於優先地位，而且在工具意義上也具有促進社會公正的意義，正是自由的優先地位才是公正而多元的社會得以存續的前提。也就是自由之有無優先於平等之存亡。具體到個人自由權利（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平等，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實踐上，皆優先于財富分配的平等。
2，對於人性而言，在所有關於平等的訴求中，也只有一種平等才是公正的，即每個人平等地擁有諸項自由權利，由此產生的不平等乃天經地義。由於每個人和每一國家的先天的自然差別，更由於歷史進程在不同地區的非均衡特徵，征諸於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在自由憲政確立之前，人類從來沒有過任何意義上的平等，恰恰相反，不平等才是現代化在西方獲得成功之前的歷史真相。文人筆下的黃金時代的平等，不過是為批判現實而臆造的想像而已。在自由憲政確立之後，人類才在西方獲得了自由權利意義上的平等。在西方各國——即便實施福利制度的國家 ——也都存在著貧富差異，但這些國家並不缺乏社會公正，那裏的財富佔有不平等，是在權利平等規則的約束下通過自由競爭實現的，所以不會引發窮人的革命或造反。也就是說，遵守權利平等規則的自由競爭所導致的收入差異，非但無礙於社會公正的實現，反而恰恰是社會公正的結果。豪富最多的美國，也是中產階級最龐大的國家，更是社會公正程度很高的國家。自由國家的大多數人（包括窮人）很難想像：比爾•蓋茨等富豪的巨額私人財富是社會不公的結果，更無法容忍政府利用強制權力將私人的巨額財富平均分配給窮人。即便是特定時期的“凱恩斯主義”，也不能僭越個人自由的底線；即便是那些高稅收的福利國家，也要有個限度，即不能過於劫富濟貧，更不能侵犯私有產權。而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講，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的超強經濟體，主要在於其崇尚權利平等、個人奮鬥和自由競爭的傳統。
3，除自由權利意義上的平等之外，其他意義上的平等訴求，要麼是偽善的烏托邦，要麼是強權下的平等。因為：首先，要求財富分配的平等有違於人類的天性和自然生態，已經超出了人類能力的範圍，所以是不可能的。正如要求在所有人中間平等地分配智力已經超出人類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一樣。其次，既然追求財富的平等分配是有違人性的和不可能的，那麼任何旨在達到財富平等的制度安排，只能是違反人性和踐踏人權的暴力強制。所以，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平等和尊重自由競爭帶來的結果不平等，乃自由民主國家的基本共識。
4，如果平等的自由權利之外的其他平等能夠實現，就必然導致對社會公正的損害，輕則是社會公正的扭曲，重則是社會公正的消亡。所以，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自由權利之外的平等決不會持之久遠，而大都是曇花一現。征諸於歷史上的各類平等主義的社會試驗，無一例外地造就極端不平等的人間地獄。只有那些不尊重基本人權的極權制度，才可能通過強制性暴力剝奪所有個人的合法財產，並通過公有制來完成虛幻的財富分配的平等。而極權下的公有制不過官有制，是政權控制整個社會和所有個人的經濟手段而已。對於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教訓尤為慘烈。毛澤東時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工商業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正是通過對私有財產的暴力掠奪來完成所有社會財富的官有化，所謂 “三面駕機槍，只准走一方”，但事實上並沒有建立起一個平等社會，反而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了赤裸裸的階級滅絕和身份歧視的極端不平等。正因為如此，類似的平等主義才會被稱為“烏托邦”，意在實現這類烏托邦的政權才是“邪惡政權”，它為此所進行的社會試驗才會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失敗。
在看重自由優先的意義上，我甚至主張大陸的現代化之路，不妨借鑒香港的“先保障個人自由而後進行全民普選的民主”的成功經驗；也不妨汲取臺灣民主化的經驗：在保障私產權的基礎上，先實施有限的地方自治和言論自由，再循序漸進地開放黨禁報禁和制定自由主義憲法，最後走向普選式民主。
這樣的漸進道路能否走通的基本前提，取決於在民間社會對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是否達成基本共識，取決於政府對民間訴求能否給予善意的回應。因為，港英政府是自由英國的產物，除了普選權一項之外，保有港人的基本人權是港英政府的施政底線；臺灣的兩蔣政權是兵敗大陸且在美國扶持下的產物，是背靠自由世界的領袖來對抗獨裁大陸，所以蔣家獨裁下還有一部自由憲法，有私有產權的保障，有地方自治和言論自由，有逐漸向上開放的地方行政官員和議員的選舉。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走向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勢已經相當明朗，但中國官民兩方面的心智仍然幼稚，官權仍然是一線單傳的一黨獨裁，享有壟斷特權的權貴主義是社會上層的主流，就連港人要求民主都不被允許，就連公認的臺灣民主都加以刻意抹黑，逞論啟動大陸的政治改革。民粹主義仍然是社會下層的主流，民間仍然具有強烈的毛澤東情結，大都只追求的分配平等而不是權利平等，期待政治強人的出現，對官權的小恩小惠仍然感恩戴德，希望通過官權的干預來一場“劫富濟貧”式的 “經濟文革”，逞論形成動員廣泛的自下而上的維權運動！
所以，不能因為改革的跛足而否定改革，而應該堅持改革而放棄跛足。同時，即便在今天，糾正跛足改革也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業，而要對中國的自由事業的艱難漫長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當下的權貴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兩面夾擊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僅要有足夠的勇氣，更要有足夠的堅韌，既不會屈從於權貴主義的淫威，也不會被民粹主義的潮流所裹挾，而是堅定不移地伸張自由優先原則並將其貫徹到言行之中：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實現社會公正，首先要爭取自由，1，反抗獨裁權力對基本人權的肆意侵犯；2，致力於爭取從私產權到言論權的個人自由，並將諸種個人自由提升到法治保護的水平；3，通過致力於民權不斷擴張和官權不斷萎縮來建立民間社會，通過改變社會來改造政權，讓中國的改革逐漸走上通往自由憲政之路。
2006年4月18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06年5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