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6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 聯結收看
主持人：你說到這，我想到在王文怡事件發生之後，有一些在海外的中文媒體提到，比如用詞，說她在叫囂、攪場，然後故意給布什、胡錦濤難堪，迫壞中美關係。想請葉律師一方面回答這個問題，然後另外回答剛才觀眾孫先生的問題。
葉寧：其實這個問題由楊大夫來回答最好，因為一部份中國人主要是來到美國的這中國人，我們知道來到美國的這一部份中國人，可能是中國人國民當中最想有特權的這樣一部份人，就是說這個比重至少是最大的。
我想楊大夫可能知道有一個專有業名詞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們不幸我們很多國民當中確實由於長期受到共產黨集權主義，這個強盜集團的劫持以後，有不少國民患有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且我們看到過一些歷史事實，當聯軍把猶太人解放的時候，那些集中營裡面的猶太人當時和聯軍採取不合作的態度，而且非常麻木，這個實際上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這個時候，二戰的時候，在斯德哥爾摩事件之前就已經有非常明顯的表現。
主持人：請楊大夫再近一步說一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事情。
楊景端我覺得「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主要描述非常特殊的，實際上是一個變態的心理。我們老說黨是母親，是吧！它欺負了你、虐待了你，你還不能夠恨它，因為它是你母親嘛！這個母子之間是血緣關係，是不能夠改變的。但是黨和我們可並沒有血緣關係，是吧！但是它能夠讓你覺得它是你母親。
這個轉變是怎麼來的呢？它就是通過一個暴力、通過給你一些小恩小惠，因為它控制國家資源嘛，給你漲工資、分房子什麼的。它最重要的是一個暴力，然後控制小恩小惠，另外讓你感到沒有別的出路，最後它控制所有的與論工具。這時候你這個被受害的人，我們其實中國大陸所有十幾億人都是它的受害人，也都是被它綁架，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當然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共在這麼多年在暴力的前提下，進行所謂的思想改造，讓中國人莫名其妙的就把這個黨、國家和國家的領導人和整個中華民族全混在一起了，所以這個概念完全是模糊的。所以這裡面的確有比較複雜的社會心理因素在裡面，造成了今天的中國人他對有些事情看問題的角度，他不能夠客觀的站在一個立場上來看。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們的學員在紐約的大街上打坐、做酷刑展，他說：唉呀，你看他們這個形象不好，坐在那兒，天那麼冷，有的看起來面黃飢瘦的樣子，還帶著小孩的。後來我就說：你是基督徒，耶穌基督受難的時候那個形象是很光輝的嗎？是很偉大的嗎？你看到那個形象是什麼情形？但是他是在替別人受難。
我說這些法輪功學員他放著舒服日子不過，到紐約大街上來告訴世人真相，希望人們阻止這場人類的災難、人性的災難，是全人類的恥辱。我說他們是在替我們受難。那麼他的形象，你還去計較他的形象，我說我覺得這個至少不是一個基督徒的型態。所以我想這裡面是原因比較多吧！
主持人：那我們再接一位觀眾朋友的電話，這一位是台灣的劉女士。
劉女士：我想請教高律師，我想聽聽他說，因為他對國內比較清楚。第一個問題，你在給胡溫的三封公開信中，所描述的法輪功學員尤其是對婦女還有老人的酷刑，到底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有多嚴重？想請高律師描述一下。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楊先生，您有一篇文章裡面曾經說，有一個香港先生給您打電話，然後埋怨說他的太太修煉法輪功，經常早出晚歸，還散發法輪功的傳單跟資料，還參各種遊行、示威、宣傳等等的活動，還教育他的孩子修煉法輪功，甚至於好像還打算把自己的房子賣了然後支持法輪功的事業，搞的家庭有點狀況蠻嚴重的。我很想知道楊先生你對這個太太支持法輪功的修煉者，她這個樣子你的理解是什麼？能不能說說？我很想知道。
主持人：謝謝台灣的外劉女士。高律師應該還在線上。剛才這位劉女士她問了一個問題，你您在三封公開信中提到了，描述了一些關於法輪功學員受到的迫害，她想知道這迫害到底有多嚴重？請您談一下。
高智晟：應該說迫害的嚴重後果或者說任何令人髮指的後果都不在迫害者關注之列，也就是說出現什麼樣嚴重的後果他們都不去排除，甚至更多的都是因為積極的行為去追求這種結果。
你比方我在文字當中談到一段非常令人痛心的狀態，就是說對所有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無論是男是女，它對你的第一道手續就是扒光你的衣服，尤其是對女性法輪修煉者迫害的時候，它有時候二、三十個警察圍著你，它們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整個就像履行一套成熟、老練的機械運作程序一樣。
這時候你會扒光衣服亮在他們面前，然後它們按照它們的程序，所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都遭到極其下流的攻擊，這樣的攻擊不是偶然的，不是在偶然的一次迫害當中，或說偶然的一個受害人受到這樣的攻擊，而是每一個人。
有時候我們確確實實難以啟齒，我們可以把一些令人觸目驚心的文字閱覽紙上，但是讓我們說的時候真的是感覺到確實難以啟齒。
主持人：好，謝謝高律師。剛才劉女士還談到一位香港的先生給您打過電話，說他的太太參與很多法輪功的這些活動，他表示沒辦法理解。那您怎麼看呢？
楊景端：這個事情我是這麼看的。一方面，現在法輪功學員處在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時期，那麼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你做為一個修煉的人，你看到自己的同修在中國大陸受到這樣的迫害，而且這種迫害的真相被中國大陸這樣的掩蓋，那麼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來揭露這樣的真相，至少讓更多的人少做一些壞事，讓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能夠盡快的停止，這樣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我覺得做一個家屬他們的確在這種情況下做了很大很大的犧牲。
當然據我所知，這也不是法輪功本身的，做為法輪功修煉的人你就是這麼做。法輪功正常修煉很簡單嘛，大家有工作、有家庭，煉功、打坐這都是一個非常美妙的事情。那麼正是因為迫害造成這樣一個結果。那麼我想作為家屬呢，你真正愛護你的親人的話，那麼對他的信仰，對他做這樣一件很大的善事的話，應該給予支持。
那麼從另外一方面來講，做為法輪功學員來講，我個人也認為要盡量協調好家庭的關係，因為這個事情不是一天、兩天的，我們在做一件很長時間的、很艱苦的一個過程。那麼這樣的話，要求大家也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生活環境，互相支持的一種信賴的家庭關係。我覺的對長期的、持久的做這樣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有幫助的。
主持人：謝謝！我們再接下一位聽眾朋友的電話，下一位是紐約的李女士，李女士您請講。
李女士：我就想問一個問題，我怎麼都想不通為什麼王文怡為了一個法輪功，她就能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主持人：好，謝謝李女士。那請葉律師說一下好嗎？
葉寧：我覺得王女士這個代價不僅展示了她巨大的道德勇氣，而且也體現了王女士很高的智慧。因為從王女士的這個行動，它導致的這個結果，它起到的這個作用，和王女士現在的付出還是不成比例的。王女士現在的付出還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實際上美國政府已經在打退堂鼓了，美國政府試圖要撤案。美國政府考慮的是怎麼樣在撤案當中減少他們自己臉面上的損失。
那麼在這個問題上，王女士這個行動，我們知道在最近的十幾年當中，就王女士的行動可以有三個比較，第一個比較是1989年6月4日這一天，就是說擋在陳列的坦克，中國人民解放軍屠殺人民的坦克前面的青年勇士王維林。
第二個勇敢的壯舉是在六四大屠殺一週年的時候，美國現在眾議院少數黨領袖Nancy Pelosi和他的這個國會議員的朋友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突然打出這個「紀念六四烈士、要求中共平反六四」的橫幅。當然當時可能中國也有這一套類似112條這樣的規定，所以國會議員Nancy Pelosi當時也被中共的警察制伏了，當時就被按倒在地上，而且也扭送到專政機關去。當然中國當時的統治者還蠻聰明的，他們沒有大張旗鼓的公開開庭審判那個美國國會議員Nancy Pelosi，而是把他們趕出去了事。
那麼這個時間過了十幾年以後，同樣在地球的另一端發生了王文怡女士這樣的抗議行為，我們知道王文怡女士的抗議行為，她付出的代價還是比較小的，從它造成巨大的影響。因為王文怡這一生她選擇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和地點，整個國際的傳媒都集中在那裡，當王文怡發出這樣一聲歷史性的呼喚的時候，那麼所有的媒體統統對她進行了聚焦；相反，胡錦濤先生倒是成了陪襯王文怡的這個歷史行動的一個陪襯或者是成了一個道具。
那麼現在胡錦濤先生大家都已經忘記了，有過這樣一次4月20號在白宮南草坪上照本宣科的這樣一個表現；但是王文怡博士的行動將會被歷史記住。因為在王文怡發出這一聲吶喊以後，整個世界國際的主流媒體開始大規模、集中的報導法輪功受迫害和中共摘取人體器官的事件。而這個事情是在王文怡發出這一聲吶喊的時候沒有發生過的。
我借這個機會糾正一下我剛才的一個錯誤，我剛才說的是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下面的第七篇，實際上這個規定是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第405條。本來這一聲吶喊、這種控訴、這種揭露，應該是由布什總統來做出的，這是美國法律的規定，美國法律規定他應該這麼做。
那麼我們如果說美國總統是一個守法的總統，他切實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來對胡錦濤先生發出這樣一種公開的譴責的話，那是不是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就應該是美國布什總統呢？就因為他模範的遵守了美國的聯邦法律就必須站在今天華盛頓DC聯邦法庭的被告席上？這個問題如果要進行開庭審理的話，必須提出來的事。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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