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日訊】必須承認，在中共政權主導的穩定第一和GDP優先的六四後中國，跛足改革在使權貴私有化甚囂塵上的同時，也使中國特色的自由經濟學變成最值錢的顯學，因為它差不多已經淪為跛足改革和權貴利益的辯護學。面對急遽轉型的中國，這種顯學，缺少學術誠實，不敢面對中國的真問題，即便在談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弊端時，智囊身份的限制也使之只談技術問題而不談最根本的體制問題。於是，為富不仁的大陸富豪與攀權附貴的御用經濟學家，已經成為最受病垢的兩個群體，遭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抨擊，特別是在新左派和民粹憤青的眼中，這些經濟學家已經變成了既得利益者和暴富群體的代言人。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香港學者朗鹹平對富豪蠶食國有資產的激烈抨擊才能刮起「朗旋風」。「郎旋風」引發出關於改革的大討論，涉及到跛足改革的負面效應的方方面面，特別是腐敗氾濫、兩極分化加劇、國有資產流失、自然資源枯竭、環保污染嚴重，以及看病難、上學貴、社會保障缺失等問題。但是，由於爭論的雙方都不敢或不能觸及到實質性的問題，更由於信息不對稱使關注爭論的民眾無法瞭解真相，被朗鹹平抨擊的民營大老闆和當紅經濟學家自然成為眾矢之的，而造成兩極分化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制度原因卻被輕易放過了。
其實，早在九十年代中期，秦暉、徐友漁和劉軍寧等大陸自由派學者就尖銳地提出了「社會公正」的問題。比如：
1994－1996年，秦暉先生在期間，就在當時的《東方》月刊上連續發表「四論公正至上」，激烈地抨擊過「掌勺者私佔大鍋飯」的國企改革，指出中國改革的根本弊端「權力作弄權利」，提出改革應該遵循「公正至上，起點平等」的法治化市場規則。
1997年－1999年，徐友漁先生寫過《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等文章，他指出：腐敗氾濫和社會不公等問題，不是因為市場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而是因為舊權力體制對市場的控制，是市場的不規範、不成熟所致。在權力主導經濟改革的中國，不公正主要表現為以權謀私和官商勾結，也表現在幾種經濟成分競爭時的不平等，權貴們以加快改革為借口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而把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全推到普通人民群眾身上。
1998年-1999年，劉軍寧先生寫過《市場經濟與有限政府》、《利息稅：預期效果與實際效果──如何實現合理的財富分配》等文章指出：中國的貧富懸殊和腐敗氾濫，不是市場經濟太自由化了、競爭太充分、太公平造成的，而是行政權力、壟斷行業和既得利益阻礙了市場的健康發育，沒有自由而公平的競爭。中國式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來自獨裁政治——權力不受監督，官員任意濫用權力，漏洞百出的豆腐渣制度。正是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使得一些有權的人可以更從容地以政策設租，以職位尋租，利用手中權力斂取巨額不當財富。
然而，為什麼大陸自由知識人的提醒卻無人喝彩，而香港的朗鹹平在2004年的發言卻能刮起「朗旋風」？
第一，中國素有外來和尚好唸經的傳統，朗鹹平的香港身份和著名財務專家的身份幫他出名。第二，在大陸的語境中，中國本土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一直受到打壓，胡錦濤政權急遽左轉更讓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越來越被大都被排除在主流媒體之外；而朗鹹平以「左派」的面目出現，恰好投合了當局左轉的「政治正確」，故而「郎旋風」可以暢通無阻地盡吹。第三，朗鹹平公開點了大陸幾個著名企業的名字，並引述了許多實證的數字資料，使被批判的目標變得更明確、更具體，也更醒目；第四，近年來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顯現，底層民眾的不滿急遽升高，但由於直接抨擊現政權及其高官的風險過大，所以愈演愈烈的底層不滿大都轉向富豪和某些經濟學家，而「郎旋風」所橫掃的，不僅是私人老闆，也是主流經濟學家，正好迎合了社會的胃口，使社會不滿借此傾瀉而出。
也就是說，朗鹹平雖然是境外經濟學家的身份，但他同樣免不了大陸知識分子（新左派與御用經濟學）的通病，即對跛足改革的診斷和批判大都採取圓滑的避重就輕。朗鹹平激烈抨擊國企改革，甚至驚呼「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但「郎旋風」刮得再猛，也只說出事實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他那鋒利的矛頭所向，僅僅是「柿子撿軟的捏」——只敢抨擊為富不仁的私人老闆和經濟學家，而不敢抨擊逼出了「壞資本主義」的獨裁製度及其貪婪的權貴。正如著名法學家江平先生所言：依照中國決策機制，執政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才是最後的決策者，而經濟學家只是提建議。在中國現有政治體制下，決策者永遠正確，不允許批評。所以，當改革出現爭議後，那些對改革有意見的人不敢批評現任以及已經下台的領導人，卻拿學者做「替罪羊」，這是「很不公正、很不應該的事情」。他坦言：「板子不是打在應該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經濟學家或其他人身上」，「因為學者是最好指責的、也是最好罵的。」
江平先生沒有明說的全部事實應該是：無論國有企業以何種方式完成轉制，也無論國有資產的流失多麼嚴重，決策權都在中共中央、各級地方政府及其黨政官員的手中，所以，國有資產流失的最大禍魁及其受益者，不是私人富豪而是為權貴私有化的保駕護航的獨裁權力及其官員；最該抨擊也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堅持鄧小平跛足改革模式的江朱政權和胡溫政權。再看朗鹹平，他確實點名批判了幾個著名企業家，但對中央到地方的決策者及其權貴家族，他卻不敢點出一個名字，而這些人才是當下中國最富有的群體。
在中共掌權後的中國，「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的稱呼本身就是欺騙性的文字遊戲，因為，中國的現實明明是「黨有」，卻通過冠以「國有」的包裝來欺世盜名。事實上，「國有企業」就是「黨有企業」，「國有資產」就是「黨產」，而這些「黨有企業」和「黨產」的形成，來自中共掌權後對所有個人財富的暴力掠奪，所謂「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是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這兩大財產搶劫運動完成之後，中國的經濟資源及其所有權全部歸在中共政權的名下，中共也就變成了具有獨佔權力的惟一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如何改革、如何再分配的決策權，自然也在中共手中。一個獨佔性的特權集團主導的經濟改革和財富再分配，怎麼可能不走向瓜分公共資產和權貴私有化之路！
朗鹹平為醫治跛足改革所開出的藥方，也是昧於中國現實和違背時代潮流的渾掄。他認為，因為民營企業的效益未必超過國有企業，更因為國企改制過程中大量國有資產被民營富豪據為己有，所以，中國改革必須停止「民進國退」的產權改革，而開始新一輪「國進民退」；必須「改變國家政策的方向」，中止放權讓利的改革，加強國家權力對經濟的干預，把中國再次變成「大政府主義的國家」，也就等於回到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幾乎與高呼「保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大陸新左派如出一轍。所以，「郎旋風」的效應才出現兩級化分裂，新左派們齊聲推波助瀾，而自由派知識分子普遍表示質疑。
在我看來，香港經濟學家朗鹹平挑戰私人富豪顧雛軍，是一次毫無個人風險的機會主義乖巧，事實上，他是站著說話不腰痛。「郎旋風」的最大受益者僅僅是他本人的雙贏：他一面享受著香港的健全資本主義及其私有制的一切好處，一面在大陸贏得了敢於挑戰權貴的經濟學良心的超額聲譽。他充分利用了目前中國制度環境約束下的信息不對稱，把信息匱乏的大陸百姓對兩極分化和腐敗橫行的強烈不滿引向私人富豪、進而引向「民進國退」的私有化改革。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朗鹹平的「國進民退」行事，將再一次把創造財富的權利和機會從民間奪走，轉而交給獨裁的官僚體制及其官員，也就將再此重複毛澤東時代的最大歷史的錯誤。因為，來自資本主義香港的朗鹹平不會不知道，接近一個世紀的兩大制度競賽已經作出了結論，自由經濟是富民強國之本，而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
在中國現行體制和改革政策下，中國特色的市場化不過是：權力干預市場和官權壟斷暴利行業，官權從干預中和壟斷中獲取暴利，權貴階層是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在此國情下，即便朗鹹平指出的「保姆變成主人」是事實（他把國有企業比喻為一個家庭，國家是的主人，企業經營者是保姆，但保姆在管理家庭的過程中變成了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卻出局），那也僅僅是事實的一半，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表象下隱藏的事實則被遮蔽：誰有權讓保姆變成了主人？
保姆無法自動變成主人，必要得到主人的允許甚至縱容。國有資產的主人在法理上當然是「全體國民」，政府及其官員是國有資產的看守者，但國有資產的主人是抽像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看守者卻是壟斷性政權及其一個個有權有勢的大活人，他們具有不受監督和限制的國有資產處置權。由此形成了公有制經濟的最大弊端——所有者缺位且毫無權利與看守者在位且權力無限的悖論。換言之，在中國的權力獨霸體制下，從毛時代的全盤國有化到今天的國企改革，作為國有資產主人的國民，除了作為國有企業的雇工都得到一份可憐的工資之外，就再無任何主人應該具有的權利。
中國式的國有制，國民非但不是什麼主人，反而淪為獨裁權力的奴工，他們既沒有國有資產的處置權，也沒有有效制約看守者的監督權、罷免權，在財富再分配的改革中，自然缺少與看守者進行討價還價的能力。所以，政府及其官員從來都是利用看守權對國有資產進行任意處置，要麼是毛澤東為實現自己的權力意志而任意揮霍國有資產，搞得民貧國窮；要麼是寡頭集團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侵吞、瓜分、變賣國有資產。
作為國有資產主人的全體國民無法參與國企改革，在根本上是整個制度本身導致的。首先，獨裁政權之下的制度架構，既無政治權力內部的分權制衡，也無自由媒體和獨立司法，不可能形成相互制約的權力監督機制；其次，民間社會既無私有產權，也無言論、結社、罷工、遊行示威等權利，更沒有通過選票選出民意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更不可能形成對政治權力的社會性制約。所以，在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的處置權掌握在中共黨權及其官員的手中，他們對國有資產的處置又大都是黑箱作業，不但全體國民不知情，甚至某一國企的職工也不知情。
朗鹹平激烈地抨擊MBO式的產權轉讓，矛頭直指收購國企的私人富豪。但他卻對官權的作用不置一詞。事實上，官權主導下的國企轉制，沒有官權的介入，任何民營企業家都無法完成MBO式的產權轉讓；在任何產業內，凡是一夜暴富的私營老闆，背後大都有官商勾結的權錢交易。朗鹹平只譴責位於前台的民營老闆如何侵吞國有資產，卻輕易放過了出售國有資產的官權，也就放過了從中牟取暴利的官員。
大陸富豪的為富不仁，明明是獨裁製度和跛足改革逼出的制度性原罪，在主流民意中卻被避重就輕地歸結為道德性的黑心；當人們譴責房地產老闆拉高房價的黑心時，卻忽略了房地產行業的制度成本或權力租金的高昂；當人們指責股市的大戶莊家在幕後操盤掠奪散戶的金錢時，卻忽略了中國股市的畸形准入制度才是權貴在股市上大把圈錢的最佳工具；當人們激烈聲討偷漏稅的富豪們時，卻很少有人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文明原則，把批判矛頭指向納稅人毫無權利的制度，輕易放過了中共當局的黑箱財政和作為黑箱財政的橡皮圖章的人大制度。於是，出現了極為荒謬的顛倒：納稅人的無權利和中共政權的獨裁財政乃天經地義、合法合理，而國人的偷漏稅卻是大逆不道、違法犯罪。
參與瓜分國有資產的民營老闆，固然免不了資本積累的制度性原罪，但國企轉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首先是看守者的監守自盜。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在《我為什麼要回應郎鹹平》中所言：「權錢交易、權貴主義等等，重點是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這個重點不解決，走市場之路，歪事和邪事怎樣也揮之不去。權力攪買賣，攪來攪去，做買賣的非攪權力不能生存。所以雖說官商勾結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靠權力發財的商人令人鄙視，但問題的重點是官，因為官比商要難管得多。我講過，權力不上法治的路，私產和市場終究難以上路。從歷史經驗看，解決社會矛盾靠階級鬥爭為綱不是辦法，以窮斗富，就是鬥得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不實現法治，還是不能擺脫那個歷史興衰的週期律。」（見：《經濟觀察報》2004年9月11日）
2006年5月1日於北京家中──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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