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日訊】2006年4月29日，北京《新京報》發表記者張弘《朱健國告《收穫》一審敗訴》，《南方都市報》刊登記者秦鴻雁《收穫雜誌社不構成欺詐，法院一審駁回深圳讀者起訴》，分別報道了4月28日的一件深圳新聞——「雜文家朱健國狀告《收穫》雜誌發行銷售虛假書刊廣告一案昨日再次開庭，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朱健國敗訴。朱健國表示，’判決書正式下達後，我將提起上訴。《收穫》雜誌編輯部主任鐘紅明說，朱健國上訴，我們只有奉陪。」
耐人尋味的是，這一表示被告深圳新華書店和上海《收穫》文學雜誌社「一審勝訴」的喜訊，北京、廣州爭相報道，深圳媒體卻一言不發，上海除一家「早報」大膽披露一條「朱健國’知假買假’告《收穫》敗訴」的百字消息，其它媒體都在某種「指導」下，一概鉗口不言。這就奇了怪了，千方百計爭取到「勝訴喜訊」的「勝利者」，為何反而害怕「頻傳捷報」？
知情者分析，「腐敗需要保密和低調」，被告及其主管者皆明白，這一所謂「勝訴的喜訊」，實際上是一個最新司法腐敗和文化霸權醜聞聯手打造的新冤案。因為《收穫》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活頁廣告中「征訂２００６年收穫 巴金主編」之虛假內容，與《收穫》2006年第1期插入的活頁廣告中「訂閱 ２００６年收穫 李小林主編」之「改正內容」，前後矛盾，二者必有一假，鐵證如山地證明《收穫》文學雜誌社至少發佈了一個虛假廣告。這是每一個正直讀者都可一目瞭然的事實。
然而，由於被告深圳新華書店和上海《收穫》文學雜誌社乃深、滬兩地的「先進文化典範」，事關深、滬兩地有關官員的「面子」與前程，「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之「護官符」，像一隻「看不見的手「無形地左右著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胡建忠法官（審判長），於是便有深入研究「八榮八恥」精神後，堅決果斷地「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之新版故事。但當年賈雨村成功完成「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的寶貴經驗是，此類事情，只可在事成之後，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等高官，密報」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云云，而切切不可公開張揚，以免引發公憤激發眾怒。於是乎，就出現了深、滬兩地「勝利者」，反而害怕媒體發表「朱健國告收穫一審敗訴」新聞。
對於這一「被告雖勝訴，不宜多宣傳」的結局，在4月28日開庭幾分鐘就有種種跡象預示——
1、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支持違法法官胡建忠繼續擔任審判長。
4月28日9時40分一開庭，原告朱健國就第四次（前三次是書面申請）當面提出請求「胡建忠審判長」迴避此案。理由是：3月21日下午《收穫》案庭審中，胡建忠審判長將70%時間由被告用與本案無關的閒話浪費，並拒絕原告修正不實庭審紀錄的合法要求，與原告發生激烈衝突。這表明胡建忠涉嫌「與本案當事人有其它關係，可能影響本案公正審理的」。法院已於4月17日批准原告《朱建國關於變更一審審理程序的申請》，定於4月28日以「合議庭」「普通程序」重新開庭，說明胡建忠3月21日下午主持的「簡易程序」庭審確有不當或違法亂紀。
胡建忠只好在眾目睽睽中暫時離開法庭。但幾分鐘後，羅湖區法院主管民事案件的副院長戴偉群（女）卻斜著眼睛當庭宣佈：受院長丁建華委託，駁回原告朱健國請求，胡建忠繼續擔任本案審判長。
2、「胡審」讓被告的答辯時間多於原告兩倍。
成為「還鄉團長」的「胡審」，理直氣壯地在庭審中放肆報復原告朱健國。「胡審」首先宣佈本次庭審紀律：原告、被告雙方要以「平等」時間答辯，第一輪答辯，每方8分鐘；第二輪答辯，每方5分鐘；最後陳述，每方一句話。這個看似公平的「庭審紀律」，其陷阱在於，原告僅有一個，而被告有三個，原告只能佔有庭審中四分之一的答辯時間，而被告則可合法佔有四分之三的答辯時間，形成答辯時間上的絕對優勢。「胡審」明確宣佈：原告的代理律師之答辯時間，不予另撥，只能由原告的一份答辯時間中擠出。結果使原告的兩名代理律師無法正常行使代理權，被強行虛設。
原告朱健國起訴的被告，本已有兩個：深圳新華書店和上海《收穫》文學雜誌社，但「胡審」此次重開庭前，突然提出增加深圳發行集團為第三被告——所謂「深圳發行集團」，只是深圳新華書店的一個「筆名」，屬於「一個機構兩塊招牌」，是用於與有關行政部門打交道的一塊虛擬招牌：其在工商局並無獨立法人註冊，並非一個獨立法人的企業實體。原來不知「胡審」不顧原告堅決反對，執意拉「深圳發行集團」當被告是何意，此時方明白，是為了讓被告進一步多佔答辯時間，讓原告沒有時間展開答辯。
3、「胡審」暗中轉移庭審關鍵事實的調查，拒絕原告的核心證據。
有法律專家說，「狀告《收穫》」案，有六大要點：其一，此案是狀告《收穫》，還是告巴金？其二，《收穫》2005年第6期是否確鑿存在虛假廣告信息？其三，原告是否受到被告的欺騙？其四，狀告《收穫》是否具有公益訴訟意義？其五，被告是否逼原告「狀告《收穫》」而蓄意商業炒作？其六，「巴金主編」是否表示被告對巴金先生的「刻意紀念」？
庭審一開始，「胡審」不顧原告朱健國要求，圍繞本案的六大要點進行法庭調查與答辯，而是一再反覆向原告追問這類問題：「你要求被告在全國主流媒體上進行道歉，什麼是主流媒體，你給我將全各地的主流媒體一個一個說清楚」，轉移焦點浪費時間。
當原告請被告回答：《收穫》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活頁廣告中「征訂２００６年收穫巴金主編」之虛假內容，與《收穫》2006年第1期插入的活頁廣告中「訂閱２００６年收穫 李小林主編」之「改正內容」，是否前後矛盾，載有「巴金主編」之虛假廣告信息？「胡審」竟然三次打斷或阻止。致使被告拒絕回答原告的這一關鍵調查。
當原告證明「狀告《收穫》具有公益訴訟意義」，舉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北京文學編輯蕭夏林等人對「狀告《收穫》」的支持，舉證深圳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華博士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在《世紀學堂》貼出《王曉華本人正式授予朱健國部分代表我的權力（利）》——「決定正式授權朱健國以代表我要求《收穫》向讀者解釋和道歉的權利。」「胡審」竟然以其它話題打斷，拒絕原告對此答辯。
當原告證明，所謂以「巴金主編」是《收穫》同仁對巴金表示「刻意紀念」，是被告事後為掩蓋疏忽而刻意編造的謊言時，「胡審」拒絕查核原告提出的證據——
2005年12月28日，杭州《青年時報》實習記者焦璐穎報道：《巴金女兒李小林接手〈收穫〉》，文中透露——「《收穫》雜誌副主編程永新說，2005年第6期的《收穫》廣告早在巴老去世之前就已經印刷好了，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2006年2月9日，上海《東方早報》報道：《朱健國訴《收穫》小題大作？》，記者陳佳透露——「《收穫》雜誌副主編程永新接受早報採訪時說，報刊征訂時間為每年的十月、十一月，在那段時間插入征訂廣告是《收穫》的慣例，巴老十月份去世是突發事件，當時雜誌社要參與很多紀念活動、李小林也要接待很多人，一直非常忙亂，征訂廣告也就沒有改過來。」
2006年2月10日，《新民晚報》報道：《「紀念版」保留「巴金主編」絕非欺詐》，記者夏琦透露——「《收穫》副主編肖元敏則表示，巴金逝世是事先不可預期的，而雜誌征訂是每年都要進行的工作，去年第5、6期中的征訂廣告早在9月就已經印刷好了，巴老逝世後事情比較多，也沒有更換。」
儘管原告出示了上述鐵的事實，又在「起訴書」中明確說明：原告購買《收穫》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時雖然確知巴老辭世，但因《魯迅全集》第六卷「許廣平後記」說：《且介亭雜文》三集是「魯迅生前編輯」，死後由許廣平出版，因此懷疑該期《收穫》是巴金委託其女兒倣傚許廣平，遵循文化傳統「生前主編」，「死後出版」；並明確引證國家期刊管理法規關於封面不能署「某某主編」廣告語的管理法規，但「胡審」仍然在宣讀「判決書」時偷梁換柱說：「法院認為：《收穫》雜誌社對巴老辭世，主觀上沒有故意隱瞞，在客觀上圖文並茂地宣告巴金先生去世，因此《收穫》雜誌社既沒公佈虛假信息，更不構成隱瞞信息，無論主客觀上均不構成欺詐行為。……」更奇的是，「胡審」在說明了「法院認為，本案中主編一詞是否有紀念意義，《收穫》雜誌封面是否能署’巴金主編，不屬於人民法院調查範圍，本院不作評價」，卻接下來宣佈：「由於原告朱建國是知假買假，法院認定2005年第6期的《收穫》上出現巴金主編的字樣確有紀念意義，不構成朱建國所說的’發行銷售虛假書刊廣告’，駁回朱建國全部訴訟要求。」
至此，一個堅決保衛《收穫》拒絕改正「小疏忽」而進行文化欺詐和商業欺詐違法特權的新冤案，就這樣被「胡審」及其幕後的「賈政」之流製造出來了！一個「造假有功，打假有罪」的新版「葫蘆僧亂判葫蘆案」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冤有頭債有主。即使上訴後終審維持「胡審」，人們也深信：「狀告《收穫》虛假廣告侵權冤案」，定然會有平反昭雪的一天！
2006年4月29日於深圳「早叫廬」
來源：新世紀(5/1/20061:12)(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