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7日訊】中印兩國的崛起，是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印度的經濟起飛比中國遲十二年，現在的經濟總量也只相當於中國的三分一多些。但是，印度的政治、經濟潛力並不比中國差。中印兩國現時的差別在於：
中印勞動力的優勢和劣勢
第一、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靠大量的資金和廉價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印度的總投資只有中國的一半，外國直接投資只有中國的百分之十。印度的經濟增長，是靠創新精神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新興企業創造出來的。據亞洲銀行估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工作崗位，需要經濟增長百分之三；九十年代，人口增加百分之一，需要經濟增長百分之七——八。這就是說：近十餘年來，中國有很大一部分經濟增長是「無就業的經濟增長。」
中國現有的充分而廉價的勞動力，這個優勢，在十年以後可能被印度超越。因為印度的人口發展趨勢比中國好。十年以後，印度適齡的新增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可能趕上和超過中國。中國在十餘年後，人口老化比例上升，適齡的勞動力可能變成負增長。印度會說英語的人多，也是一個優勢。
政府的干預
第二，由於政府干預不大，創新精神強，印度有一個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生氣勃勃的企業家階層，現在已有一批在全球有競爭力的頂尖公司，如搞軟件的信息系統技術公司，從事製藥業的蘭巴克公司，經營汽車生意的巴賈傑公司，經營汽車裝配的馬亨德拉公司。中國的大企業本來就是自上而下發展起來的，至今還未能擺脫不應有的甚至是粗暴的政府干預，還沒有在全球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中國著名的世界級公司都是外國投資和提供技術的產物。
由於同樣的原因，印度已經擁有民間性的流動性更好的債券市場和金融系統，銀行基本上沒有壞賬。中國的股票市場持續不斷地一落千丈。二○○一年，上海股指達到二千二百點，二○○五年，股民的一半財富從股市蒸發了。銀行系統的壞賬多得驚人！
資金投向何處？
第三，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在基礎設施上投入鉅額資金，如摩天大樓、城市豪華公園、廣場和世界級的高速公路、機場、港口。據中國官方公佈：二○○五年，中國的財政支出已達三萬億元人民幣，其中經常性項目支出只佔百分之十三，公共事業支出佔經常性項目支出不到千分之三。大量的基本建設支出擠壓了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支出，公共事業支出大部分靠自籌資金解決。學生和病人等居民負擔了本應由國家財政支出的資金。（見《檢察日報》二○○五年二月五日報道）
現在，專家們和普通公民都認為超過中國現有經濟力量的面子工程太多，豪華廣場和仿古建築太多。山西臨汾一個中等城市就修建了擁有同北京天安門一模一樣的堯帝廣場，霓虹燈和黨政機關的辦公樓耗電太多，房地產和已經圈佔的耕地閒置者不少，高速公路收費過高，利用率不高。印度的基礎設施很差，需要彌補。但是，印度在教育領域堅持不懈地加強支持力度。二○○六年初，印度又通過一條憲法修正案，要求私立中學、大學和職業培訓機構必須留出四分一以上的名額，招收屬於賤民階層的達利特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學生。這項法案將有利於百分之七十的印度人改善其未來的前途。
中國在教育產業化、公立醫院商業化和醫藥費亂漲價的情況下，使許多弱勢群體的學生失學，病人失醫，這都影響到人口和勞動力的素質。民間有一首順口溜說：房改，家家掏光；股改，家家輸光；教改，家家發慌；醫改，病人死光。當然，「病人死光」是過甚其辭。民間口頭文學都是誇張的，我們不能要求它們像科學論文那樣精確。
誰的社會更穩定？
第四，印度的貧困人口遠比中國多。但是，印度是一個擁有初步民主和法治的國家，能夠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中國政府雖然一再宣傳自己的政治穩定，但是，集體上訪、請願、遊行示威以至局部騷亂的事件越來越多。據說：二○○五年有七萬六千餘起。
就消費領域來說，印度消費部分在GDP總值中所佔的比例高於中國。這說明，印度人能夠比較放心地消費。中國私人儲蓄已經達到十四萬億元人民幣。政府千方百計地調動居民消費，可是十三億中國人只有百分之二的大富翁在進行著與世界富豪接軌的超豪華消費，使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市場；絕大多數儲蓄者，為了應付意外事故，不敢放心地消費。
誰的民主自由更多？
第五，中國的製造業發達，因而能夠創造大量的財富和外匯儲備，但是，製造業中的高科技產品，多數是外資企業在中國生產的。印度的軟件和服務業遠比中國發達，因為軟件和服務業需要新聞自由、信息自由和法治的保障，這是中國所不具備的。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印度的國際環境、友鄰關係，可能比中國越來越好。因為印度同世界上佔大多數的民主國家沒有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對立，他們受到的猜忌、戒備和遏制要比中國少得多，喜歡同他們打交道的國家會越來越多。
總之，中印兩國都是人口最多、人均資源很不夠的世界大國，都是世界文明古國，都是在近代受過帝國主義侵略和統治的國家。就歷史淵源和經濟文化條件來說，兩國的情況是很相似的。現在，兩國的主要差異就在政治制度方面。印度現時的劣勢，是由於他們實行經濟開放較遲，也沒有中國引進外資大膽。印度的優勢，主要由於她們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就短期行為來說，大膽地吸引外資和外國技術，是利用全球化的良好機遇救貧致富的捷徑。就長期行為來說，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就是胡耀邦、趙紫陽在一九八六年所說的「要創造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要創造一個寬鬆的經濟環境」。有了這樣的環境，才能夠鼓勵國民的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支持良性競爭，限制政府的粗暴干涉，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去發展、保護和規範市場經濟。中國如果能在制度創新方面彌補自己的缺陷，就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成為世界上富強、民主、文明的一流發達國家。如果固步自封，不實行制度創新，恐怕在二三十年以後就可能被印度所超過。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４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