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8日訊】今年「兩會」，共產黨又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我有很多擔心。理由是被樹為「建設新農村」旗幟性人物的「三農專家」溫鐵軍，他的一些言論是明確歧視農民的。
溫鐵軍在知識官僚中級別不高，但一般廳局級遠不及他的風光。近年來，溫鐵軍特別串紅，一是被推為中央電視台2003年年度經濟人物，二是「新鄉村建設」才搞了幾個月，就被傳媒炒得紅紅火火；三是溫鐵軍擔任總編的《中國改革》、《中國改革‧農村版》、《改革內參》，都集中閃現著溫鐵軍「當年戴草帽、穿褲衩、著背心、騎單車」，奔走於鄉村調查研究，心繫作為國民經濟基礎農業的鄉土學者形象。上了中央電視台的溫鐵軍，分明成了一個榜樣學者。
2005年年初，我從網上看到山西作家李銳《給友人信談張煒》。李先生在信中說到：「中國問題的巨大和複雜，讓許多『真理』變得捉襟見肘。有鑒於此，尤其不可以用簡單的義憤填膺來代替冷靜堅定的理性思考。我非常敬佩像李昌平、溫鐵軍這樣的思考者和行動者。我甚至不認為應當把權力和市場『本質化』成為惡魔，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的正是有效也有監督的權力和堅持平等原則的市場。」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人對溫鐵軍的認識有太多的「失真」。
本文不無「矯枉過正」之意，不是要抹煞溫先生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價值，但卻一定要將溫先生更重要的面目看個清楚。題目中的「坑農」二字，針對的是溫先生的言論。
一，永遠的「喜鵲」
我瞭解溫鐵軍以「長江《讀書》獎」為第一階段。事實上也就沒有了第二個階段。在那篇獎金為3萬美元（曾有報道說溫鐵軍給河北定縣他「蹲點」他「掛牌」的「鄉建學院」捐款人民幣3萬元）的論文，《「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的一開頭，溫先生就擺出「用腳做學問」、「注重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學習革命領袖將外來學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實踐派」姿態。論文的中心意思是：西方無論什麼學說理論，都無法搬用到中國；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但除了農民素質低需要繼續教育的問題外，20世紀的核心問題——土地制度已經解決。世紀之交農民問題已經擴展為「三農問題」。文章主要回顧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到鄧小平解決農村土地制度問題的實踐，認為他們都能從實際出發，都達到了各自能夠達到的正確、偉大、英明。針對農業生產責任制是否需要做出調整改變的輿論，溫先生明確指出：目前的農村土地政策遠未走到盡頭，是切合、適合、符合農村發展的實際需要的。就這樣一篇文章，說了半天，「現存的就是合理的」，完了。當然，溫先生對一些具體問題表現出了相當的熟悉。
這就應了一句格言：熟知不等於真知。數年過去，溫先生基本上沒什麼變化，所變者是傚法前人搞鄉村建設，獲獎更多了、影響更膨脹了，從歌頌江澤民的「資本經濟」轉到了歌頌所謂「新政」。
溫先生的榜樣意義用他自己一次座談會上的一句話可以看個透了——
「從長期看，不僅任何政府都沒有『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能力；而且只要佔人口多數的農民仍然以分散小農經濟的方式生存，那麼對農民而言，『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與農村的村社自治結合就是必然的結果。」（《改革內參》2003年11期）
2004年5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溫先生關於「三農問題」的代表性著作《解構現代化》。書中大講毛澤東的兩個相信：相信黨相信群眾。「目前我們只能寄希望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到農村基層和農民頭上，……」「中國要真正實現『三個代表』的偉大思想……」「我們首先應強調中國對內宣傳和對外宣傳都應該認真學習鄧小平，毫不避諱地講清這種國情，誰想讓我照搬你的制度，請你把我這2億多過剩農民勞動力拿走。……你給他們人權吧。」 「中國得明白，站在這塊土地上，腳下這塊熱土就決定了你搬不來現代化。你就得認可『可持續發展』。」原來「可持續發展」在溫先生這裡是用來對抗現代化的！（該書146—153頁）他肯定歧視農民的發展戰略說：「……這些年的增長也表明，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受到資源約束的瓶頸制約。唯一比較優勢就是廉價勞動力，過去靠這個（包括剪刀差）支撐工業積累，現在進一步靠這個支撐出口優勢。」（該書28-30頁）
溫先生的這些言論是一貫的。而最露骨的表達，則集中、鮮明的出現在同年幾個月後的一次講話中。
2004年10月13日，這一天的溫先生一定處於他有生以來難得的亢奮中，因為他在福建寧德，作了一場注定是他這輩子最精彩最重要的演講。題目是：《「十六大」以來宏觀經濟形勢》。
為了突出「三農問題」，以突出三農專家的榮耀，溫先生不惜忘記了他自己對20世紀的總結，說：「三農」是「上個世紀沒有強調的問題」；也忘記了他1998年拿了三萬美元獎金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個意思便是：政府的現行農村政策是最切合現實的。
針對「居安思危」（或者如我說過的「居危思安」）的杞人憂天，溫先生說：「這十年的時間，中國經歷的是在增長速度快的時候出現的那種方方面面的問題……」——溫先生像一個編外宣傳部長或者政治輔導員一樣！這種套話的意思無非是兩個：現實中是有不少問題，但我們增長很快，是前進中的問題。不說是一種自我辯護（這居然沒有妨礙溫鐵軍也跟著批判「GDP主義」——對於官話，溫鐵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方向、任何話題上都能保持永遠正確，多年來，我竟沒能發現溫鐵軍讓宣傳部長們難堪的哪怕一例！）的套話吧，邏輯上也蠻不講理：既然這些問題是因為增長才必然甚至必須出現的，又憑什麼說過去不重視才造成、現在重視了就可解決？豈不是慢增長少問題不增長就沒問題了？溫先生用假問題掩蔽真問題的本領與他當院長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那些油嘴滑舌的政治輔導員，不相上下。
最近一句馬屁拍得最響亮的話便是：「我們正處在一個『新世紀的重大戰略轉變』的歷史階段。」無論有沒有、能不能大轉，都沒關係，溫先生長期來已經能夠編成一本大書的馬屁話，像到時候有沒有全面小康你也沒法追究一樣，誰還值得去計較溫先生呢。
溫先生說：「人們很容易從『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合乎邏輯地推導出『資本經濟』，但從『資本經濟』的內在邏輯出發，卻很難從經濟的角度推導出『全面小康』。於是，強調『全面小康』與強調『資本經濟』就是對立性的。」溫先生批評反對宏觀調控的人經常說他們「迷惑人們的感覺」，溫先生何嘗不這樣，你這裡權力亂撈的假資本—市場經濟，勞工工資還不如150年前美國工人的工資高，普通老百姓是繳稅大戶，可人家既有真利潤又有真福利，富人也是繳稅大戶，貧民窟已經比這裡的市民樓（非民工）好多了，怎麼可以不分中國外國一概說市場經濟、資本經濟與誰也還不知底細的「全面小康」對立呢！你這裡對立人家那裡可不對立。溫先生說話就這風格，所以沒講幾句又來宣傳部長們玩爛了的辯證法：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並不跟『市場經濟』、『資本經濟』對立。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執政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從鄧小平、江澤民到現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指導思想，從戰略高度來看是一以貫之的，並不是矛盾的。」他說鄧小平設計的「市場經濟」「體現了堅持實事求是的傳統」；江澤民的「資本經濟」等等思想「是他十三年執政的思想結晶。」總之，直到現在的「重大戰略轉變」，都是非常正確的。只是剛說對立又說不對立，讓人匪夷所思。
二，好一個「農民代言人」！
歌頌孫中山的溫先生反對土地所有權改革，反對農民有征地中獨立自主的談判權，因為這樣會妨礙經濟快速增長（溫先生承認中國的快速增長主要得力於兩次大的「圈地運動」）。儘管溫先生也看到了野蠻征地造成一系列苦難，他也還是鐵著心堅持說，就是不能給農民土地私有權，就是要繼續剝奪農民的談判權——除非經過例如溫先生指導建立的農會。他動不動就洋洋自得說中國比印度做得好：「為什麼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為印度搞基礎設施建設太困難。鐵路兩邊全是貧民窟，想將鐵路從單軌變成雙軌，就得搬遷貧民窟，容易嗎？」
從早先反對「自由化」開始（儘管1980年代的他也曾有過小小的「失足」），到現在的反對經濟全球化，溫先生強烈反對四個化：「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無論如何，「反對派」算是「全面發展」了。但是，他顯然顧忌到專門歪用「四化」的權貴們的不高興，於是，他就有些靦腆地說：你們的我不反，但最好聽我一句。——他出的主意是：採用「並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應該是工業化、城市化、貨幣化、資本化。」什麼意思呢？為了國家強大的工業化，在中國人多地少的情況下，一定要付出「污染與人權」的代價——但為了國家你還說什麼？為了將農民更大量地變成民工的城市化，就得征地——你不想變成非農人口、縮小城鄉差別嗎？過去的城鄉歧視、現在日益擴大的城鄉差別你要嗎？不要就把地交出來！儘管溫先生也批判野蠻拆遷，但他就是不願意看到農民有談判權，並解釋說那樣至少不符合農民的長遠利益。你看溫先生是多麼有機心！落實到利益，他的所謂便於人們接受的「四化」，無法是希望對農民剝奪得「技巧」一點、更有「中國特色」一點。
這樣，溫先生自稱「實事求是」寫的《無地則反，黨爭則亂》一文，說是要「維持公有制」是假，骨子裡維護的只是「集權制」。怕什麼呢？溫先生既心驚膽顫又幸災樂禍、洋洋自得、惟恐天下不更亂更黑地說：「儘管城鄉差別全世界第一，農民被剝奪的程度並不亞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卻仍然沒有出現農民起義，充其量不過是砸個鄉鎮政府，掀翻幾輛警車，打了幾個警察。還沒有出現農民武裝起義，沒出現農民大規模造反。」
針對同行們的農業規模化經營減小成本增加農民收益的設想，溫先生說：「永遠不要想」「規模效益」！為什麼？因為溫先生的「四化」都是對「集權需要」而言的，一到農民他就「變臉」說：農民的土地永遠不能貨幣化、資本化，只能讓他們老老實實有得種先種著，用承包的辦法拖住農民（如果國家不搞工業和城市擴建，農村就讓它永遠這樣下去），別讓他們到城裡來犯罪、把城裡弄得亂七八糟……溫先生不顧歷史上發生農民起義、改朝換代主要是因為「朝廷權力惡性擴張」，而不是因為「地主獲地太多」的事實，同時又簡單片面地端出它的「出國考察報告」，拿出一串串「歷史的外國的教訓」，來嚇阻先權利（能給農民私有權的盡量給——並非「土地私有化」而是「充分私地制」）後效率（土地向種田能手、經營能手集中）的改革方案。帶著毫無顧忌的「集權霸氣」，溫先生赤裸裸地說：「這個制度（指農戶皆佃戶的現行分種制——引者）的收益是社會穩定，制度成本是農業沒有效益。因此，三農問題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須創造出中國特色的解決方式。」原來如此：不讓農戶皆主人，並用這個不讓來證明農民不富是對的，說到底，溫先生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三農問題」，就是千方百計的控制農民，確保「穩定」。這真可以命名為「法家三農」了。溫先生竟好意思將秦暉先生的「權利三農」（即三農的根本是農民權利問題）無端（沒給出一個具體證據）指為「片面的深刻」，你的全面除了「經常官費調查」、「頻頻上報領導」，或許自以為是的「對上負責」還有些「全面」，論到古今中外的識見、現實把握的準確和對民眾的負責，除了機會主義的小姿態，你溫先生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難道「只能實行小農經濟加集權政治的模式」，不是你這個欺世盜名的「農民代言人」經常脫口而出的嗎？
三，「密室」中的猙獰面目
在寧德的講話中，溫先生披露了他參與的一次「關門密議」：「我們去年關門討論了一次，當時提出，執政黨轉型期間要加強執政能力，要格外防範政治風險。什麼政治風險呢？第一，現在要想推進美國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碼的健康力量。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問題，大家都滿天飛地走穴講課，拿的錢難道都報稅了嗎？越是大腕學者，越是可能有大額的非稅收入，比較普遍地有偷漏稅問題。其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而既然中產階級主要是官員、企業家、知識分子這三部分。在這種三部分都有問題的條件下，能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嗎？不能，那怎麼辦呢？目前只能加強執政黨的一元化領導。」
原來溫先生長期反對自由民主，是出於自己、同夥、奸商、貪官們的利益需要。溫先生坦率嗎？呆嗎？這使我想到世界上的真話至少有善惡兩種。善良的人們能夠想像到，以「農民代言人」閃來晃去的這個姓溫的，還有這樣一副潑皮無賴般的嘴臉嗎？（請讀者原諒我的不客氣了！）
看這個姓溫的以何等人物的口氣繼續說了些什麼吧——
「任何執政黨，包括美國的黨爭，不也是執政的共和黨想加強自己執政黨的地位嗎？執政黨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強地位符合政治規律。所以，我們討論的結果是認識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標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加強執政黨的地位。」「不論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麼強烈，只能先把它壓住，先服從一下中華民族在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需要，執政黨在轉型時期，社會需要穩定。尤其是黨內幹部，至少先服從一次黨中央。」
這是「學者」的腔調、「專家」的口吻嗎？遠遠不是了。
人們哪，請好好動腦筋想想，這樣的坦率罕見嗎？難道在「正式報告」、「正式講話」，尤其重要節日、重大活動前夕的安保綜治通令中，不也常能看到蛛絲馬跡麼！我所想追問的僅僅在於：溫先生這樣講是管不住嘴巴的失言嗎？如果不是，是不是屬於一種刻意的言論安排？如果是，那為什麼要通過何新、王山、康曉光、「冼巖」、蕭功秦、溫鐵軍們，一而再、再而三時斷時續地釋放，夾雜混合了無奈、威脅、恐嚇、勸告、又打又拉的「公開密碼」呢？
此間就這種李敖厲鬼們的輩出之地、沃土肥壤。
姓溫的又一次坦露了他必欲置農民於無望之地而後快的凶相：「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個權力部門的人，包括公安……所有這些部門的同志們，你們也照搬不得現代法制。……我問你們，農村大包干以後，事實上恢復了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呢？恢復的是傳統的小農村社制的經濟基礎。……你們是上層建築呢，還是經濟基礎？當然屬於上層建築。那請問，難道不是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決定你們嗎？」
難怪不讓農民有自己結社以作和平談判討價還價的自由，難怪溫先生要讓農民長期「小農」下去。溫先生當然不是通常的「說真話」。事實上他是有更多的忸怩作態的。想想吧，一個「新農村建設的樣板小村」，擁有那麼台電腦，得到那麼多「捐款」，「八字未見一瞥」便牽動了那麼多神經，造了那麼大的勢，這樣做與九億農民的「新村建設」有關係嗎？農民們當然需要一定的指導、培訓和幫助，但是，自然界沒有跳躍，社會進步沒有離開自由自發的外推型跨越，當年的晏陽初、梁漱溟，比起德蘭修女來，實際上有了較多的一廂情願；而今天的「傚法」則因主事者的先入性政見，必定更少了理念的真誠，更多了雜亂的工具意味。
隨著溫先生一個個光環披身，近年來，我曾反覆思考：為什麼溫先生要千方百計表演「農民代言人」的種種小把戲？這棵「三農問題懸崖邊的歪脖子樹」，為什麼能夠被諸般「高端」媒體一再美化、無限放大？是什麼力量出於什麼需要精心包裝了這個「赤腳學者」、「草帽專家」、「實踐派代表」？坦率說，我又想到了17年來一直在不同範圍、不同程度上，若隱若現的「替代工程」。溫鐵軍這個「三農李鬼」的如日中天，這樣的思想、學術、實踐、理論「四維醜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能不叫人深思嗎？
多麼乖戾悖謬陰暗厚黑的「三農專家」！將農民打散、垂下分種地的銹釣鉤、誘逼農民不死不活地吞著、再將缺氧的魚網拴到巨型鐵樁上，你們游罷，一則離土難離鄉、離鄉不離土，二則外出打工堅決只給低薪，三則讓專政的鐵拳始終懸在你們的頭上——這，就是「壓迫農民的代言人」名變藥不變的「三農藥方」。
關注時事的人們一定記得：「三農專家」演講的省份那前後發生了什麼！「三農專家」彷彿專程為地痞惡霸撐腰打氣去了——有人「罵我們的基層幹部是土豪劣紳。其實，基層幹部90%以上本質是好的，恰恰是強壓了一個現代上層建築的基層，既讓他們去貫徹這個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又不給足額經費，只能迫使對小農收錢來支持這個龐大的高成本的上層建築，……所以農村就雞飛狗跳，結果當然要跟農民發生矛盾。而反過頭來罵他是土豪劣紳。到底誰錯了？干群矛盾尖銳，難道賴那些執行這種錯誤政策的人嗎？……欺男霸女幹壞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層幹部是好的。」溫先生宣佈：就這樣了，這是「上層建築」要求也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規律」！
天真的人們還真以為溫先生四下忙調查，暗地裡還不知道出了多少鐵腕主意、上了多少冷血奏折呢。照他自己的這些話看他的所謂調查，或許是到處察看官心、窺探民風輿情也未可知。難怪《中國改革（農村版）》停辦之後的通報信，寫得那樣晦澀支吾！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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