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7日訊】經貿、核武、人權，……幾乎在所有在重要問題上，中美之間都有巨大分歧。為了在中共黨魁胡錦濤的訪美營造和諧氣氛，中共副總理吳儀先行送上162億美元大禮。
當今世界最大獨裁黨黨魁與當今世界最大自由國家總統的見面，中美關係再次引起輿論關注。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美表面是似乎是「利益相關者」，但究其實質，不過是根本的戰略衝突中的相互鬥法而已。經貿上的利益相關是權宜性的，而政治上制度上價值上的衝突才是根本性的，即便中共黨魁送出再大的經貿禮物，也無法改變美國在政治上施壓、在軍事上遏制、在價值上滲透的對華政策，更改變不了中共堅決反對美國和平演變的底線。
換言之，自由美國與獨裁中共的關係，對於雙方而言都是制度對立支配利益相關。
關於國際關係，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只有永遠的利益，而沒有永遠的敵人。」近些年，在惟利是圖的中國，一談及中美關係，也大都要引用這種觀點。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也許放在自由制度誕生之前還多少具有普世性，而一旦放在自由世界與獨裁世界的關係中便無法成立，特別是放在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身上就更不適用。
首先，無論在價值觀還是在制度安排上，自由與獨裁在所有關鍵環節上都是對立的，二者就是黑白分明的敵對關係，不應該故意模糊；即便想模糊，也不可能糊弄過去。只不過，二者如何鬥法——熱戰、冷戰、交往遏制並行的和平演變——取決於特定時期的實力對比和內外環境。對前蘇聯是冷戰，對薩達姆是熱戰，對中國是交往與遏制並行的和平演變。
是的，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美國都不是完美的國家，但美國至少是當今世界上最富理想主義和使命感的自由國家。基於道義理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犧牲的傳統，表現在歷屆偉大的美國總統的政治作為中。在美國國內，奠定於《獨立宣言》所宣示的原則中，踐行於華盛頓領導的獨立戰爭中，完成於廢除奴隸制的林肯時代；在外交政策上，肇始於一戰後的「威爾遜主義」，踐行於抗擊法西斯極權的二戰時期和對抗共產極權的冷戰時期。現在，在抗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全新鬥爭中，布什總統拋棄了尼克松時代的權宜性現實主義外交，而接續裡根時代直面邪惡帝國的勇氣，再次高舉理想主義外交的旗幟。
其次，雖然美國與歐洲各國同屬於西方自由陣營，但美國不同於歐洲國家的最大特點就在於：歐洲在外交上幾乎無一例外奉行現實主義，在與類似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打交道時，不會把人權外交作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二戰後的美國外交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驅動，面對共產世界的挑戰，二戰後的美國歷屆政府的全球戰略都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平衡。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負有遏制共產極權和推廣自由理想的重任，所以，美國在與獨裁國家打交道時，一直把遏制獨裁暴政和推廣自由民主作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外交的理想主義來自美國人不同於歐洲的國家認同。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中指出：「1849年，一位歐洲人亞歷山大•麥基在訪問美國後指出，『美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歐洲人所特有的那種地方依附感。他們的情感集中於體制，而不是國土。他談自己，主要是說自己，主要是說自己是共和國公民，而很少說自己是哪個家鄉的人……因此，美國人是自視為特定政治信念的門徒。』一百年後，有一次民意測驗調查人們對自己國家最引以自豪的是什麼，對國土自豪的人，在美國僅有5％，相比之下，英國人有10％，德國人有17％，墨西哥人有22％，意大利人有25％。而另一方面，對本國政治體制最引以自豪的美國人有85％，英國人則有46％，墨西哥人有30％，德國人有7％，意大利人有3％。」所以，亨廷頓得出結論說：「這種態度反映出一個事實，即美國人對美國的認同，主要在於政治理念和體制。」（P44-45）
美國外交的理想主義也來自美國獨特的宗教信仰——由新教信仰所昭示的普世主義：所有人皆是上帝的子民，因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應該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擁有對上帝的信仰。在以基督教新教為主要信仰的美國，美國人從發表獨立宣言的那一刻就抱有如下信念：「他們堅信，他們推翻了專制暴政，避免了血腥無度和社會動盪，締造了一個共和國，而這正是上帝為全世界所預設的道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美]沃淪.I.科恩主編，陶文釗等譯，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P14）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也指出：「給予他們熱愛平等和自由之心得，是他們的父輩；但是，賜給他們廣袤無垠的大陸從而使他們擁有長久地保持平等和自由之方式的，卻是上帝。」美國政治學者福山也指出：美國人具有人類一家的共同命運感，所以，「一個人可以為一個他並不屬於的階級打抱不平。美國內戰前激進的白人廢奴主義對奴隸製表現出的憤怒，全世界人民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憤怒，都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在這些情況下，憤怒的產生都是因為感到憤怒的人相信他們是人類，即因為為種族主義犧牲的人其價值沒有得到認可。」
有人會舉出許多例證來反駁我的黑白論。比如，二戰期間美英蘇中結盟，冷戰後期中美聯手，兩伊戰爭期間美國支持薩達姆，現在的美國與沙特還是盟友，等等。然而，自由理想變為現實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會遇到各種難以預測的阻力，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兌現。正如自由主義政治學落實為現實制度時，也都要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形一樣。所以，美國推廣自由民主的努力，總要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危機中進行「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抉擇。但從長遠看，因為自由制度與獨裁製度的根本對立，所以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的結盟都是權宜性的，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二者的對立以及最後的攤牌。二戰時期美蘇結盟無法改變兩國的根本敵對，所以，結盟僅四年而冷戰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前蘇聯的極權的帝國徹底坍塌。冷戰後期的中美握手，是美國出於更有效地遏制前蘇聯的戰略安排，後來的事實證明，美國的選擇是明智的。冷戰後的中美關係，之所以走上既交往又遏制的博弈，源於中共政權走上了改革之路，讓自由世界看到了中國融入文明主流的可能。
所以，在「胡連會」之前的4月10日，布什總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時表示：「美中關係良好而又複雜。美中關係相當良好是因為我們能夠進行對話，是因為中國的領導層，包括胡錦濤主席和江澤民主席，都願意坐下來和我們就多項議題進行坦率的討論。我們希望這次會議美中能就公平貿易問題、人權問題和宗教自由問題進行討論。中國方面，根據過去經驗，他們十分重視台灣問題。在台灣問題上，我清楚表明美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我們也不希望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在此前的4月4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表示，胡錦濤訪美期間，美方有「許多棘手議題」要與中國談。賴斯提到了宗教信仰自由、美中貿易逆差等問題。她還指出，在眾多議題中，最主要的議題是如何阻止核擴散，特別是伊朗核問題。
賴斯特別提到伊朗核問題，顯然是在委婉地表達美國對中國的不滿。伊核問題乃美國最為關注的外交難題，不僅事關美國和伊朗的歷史恩怨，更涉及到布什政府的大中東戰略和能源控制戰略的實施。所以，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分歧眼中的美英和法德，才能伊朗核問題上緊密合作，形成了對伊朗的國際圍堵之勢，並在聯合國內尋求對伊朗的制裁。但是，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俄羅斯和中國卻從中作梗。
正因為如此，伊朗才敢在核問題上不作任何收斂，公開向歐美和安理會叫板，在4月11日向世界宣佈：伊朗已經成功濃縮鈾元素，可用來製造核子燃料。強硬的伊朗總統艾馬丹加還表示，伊朗不顧聯合國停止濃縮鈾的要求，進行爭議性的核子研發計劃，提煉出低純度濃縮鈾為伊朗核子研究的一大突破。
自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連任之後，意欲重溫彼得大帝的舊夢，在內政上越來越傾向於獨裁，在外交上表現出日益強烈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所以，普京一改首任時期的親西方傾向，而越來越表現出抗衡美國及西方的傾向。在如何對待烏克蘭等前蘇聯國家的顏色革命上，在如何對待執掌了巴勒斯坦大權的哈馬斯問題上，特別是在美歐最關注的伊朗核問題上，甚至包括朝核問題上，普京幾乎是處處與美歐作對。所以，甚至有西方媒體將這種俄美對立稱為「新冷戰」。
在中國，江澤民時代就有了聯俄抗美的明顯意圖，無論是中俄兩國元首的定期互訪，還是中共出錢搞起來的「上海合作組織」，顯然都是衝著美國去的；胡錦濤上台以來，在內政上厲行政治嚴控，與普京走向獨裁，可謂一拍即合；在外交上更賣力地推動聯俄抗美，從利益交換的角度講，中共出於軍購、能源的強烈需求必然要討好莫斯科。所以，普京和胡錦濤的聯合聲明對美國發出不點名的警告，中俄關係史上的第一次聯合軍演也是為了給美國人看。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諸如伊拉克戰爭、顏色革命、哈馬斯、伊朗及朝鮮的核擴散，北京與莫斯科的步調完全一致，甚至讓人恍若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蘇蜜月期。
在對抗美國上，正在經濟崛起的中共獨裁所發揮的作用，遠遠超過解體後的蘇俄帝國。甚至可以說，當下中共政權已經取代前蘇聯而變成其他獨裁國家的輸血機。
一直以來，中共給暴君金正日的無償援助是支撐其政權的最重要的外來資源，胡錦濤上台後更是出手大方，20億美元夠金正日揮霍一陣子了。但即便胡錦濤如此慷慨，中共仍然無法左右無賴金正日。胡錦濤訪問了朝鮮，金正日也秘密回訪了中國，但時至今日，六方會談的重開仍然遙遙無期。而中共出於獨裁者之間的惺惺相惜，也就只能忍受金正日的所有無賴行為。
在骨子裡，中共希望敢於公開反美的國家越多越好。所以，自美國打響反恐戰爭以來，中共便用能源合作來吸引極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國家。在伊朗核危機中，能源需求和聯俄抗美，使中共也只能跟著俄羅斯的指揮棒起舞，在聯合國內決不會同意美歐的制裁方案。最近，中共與伊朗達成協議，中方不僅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然氣，還將投入1000億美元開發伊朗亞達瓦蘭（Yadavaran）油田。這是迄今為止伊朗與外國簽訂的最大一宗經貿合同。中共還步俄羅斯的後塵，將成為邀請哈馬斯來訪的第二個世界大國。
一直以來，中共也給予古巴、緬甸等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以大量援助，正是這些援助多少能夠抵消來自西方的經濟制裁，使這幾個殘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殘喘。同時，近年來，中共與蘇丹、敘利亞、古巴、津巴布韋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簽署了大量能源協議，展開大規模合作；中共也開始用大手筆投資承諾拉攏開始左轉的拉美各國。
就冷戰結束已經十多年的當今世界態勢而言，中美關係成為國際關係的焦點之一也是順理成章：二戰後，儘管自由制度與獨裁製度之爭隨著蘇東的巨變而基本定局，但是，世界上仍然還殘存著各種類型的獨裁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能否徹底瓦解獨裁體制，主要取決於最大的自由國家和最大的獨裁國家之間的鬥法，二者的較量也就必然成為制度競爭的最醒目之標誌。
六四後的中美關係，如果說，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是如何推動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和平演變為自由國家，那麼，中共對美外交的主軸，就是如何通過韜光養晦、經貿交往和區域合作來抵禦這種和平演變。
儘管近年來，中國的國力軍力得到較大的提高，但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中國與美國仍然相距甚遠，所以，無論中共怎樣討厭和防範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中共抗衡美國的策略也無法採取對抗姿態，而只能施以軟硬兩手：
軟的一手是在中美關係的上謹守鄧小平韜晦之策，以低調的守勢應對美國的攻勢，鄧小平時代如此，江澤民時代如此，胡錦濤時代也只能如此。無論誰入主白宮，中共都希望保持穩定的中美關係，所以，即便遭遇到類似1999年的「使館被炸」和2001年的「中美撞機」這樣的大危機，中共也用低調務實的應對加以化解。同時，中共利用美歐之間的分歧，跟隨法、德兩國鼓吹多級世界，來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
硬的一手是聯合所有的反美國家，而且是玩弄極端實用主義的縱橫術，完全拋開意識形態歧義而專注於在反美這一共識，所以，在中共聯合的反美國家中，既有古巴、朝鮮這樣的共產極權國家，也有緬甸這樣的軍政府國家；既有伊斯蘭原教旨國家，也有近年來急遽左轉的拉美國家。當然，中共抗美的最大盟友是俄羅斯。因為，就中俄兩國的實力而言，如果某一國單獨挑頭對抗美國，無論聯合多少其他反美國家，也遠遠無法達到實力均衡。只有中俄聯手作為抗美的核心，再加上其他反美國家，才有可能達到差強人意的均衡效果。
冷戰的歷史早已揭示，專制國家之間做不成真盟友，基於專制的國際聯合體，要麼是靠強權和刺刀維繫的（如華約），要麼是說翻臉就翻臉的權宜性結盟。所以，中俄之間的蜜月，對兩國來說都是與虎謀皮，而對於世界的民主化進程已經構成巨大的障礙。特別是中共政權很不好對付，不僅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和中共的機會主義外交，更因為一黨獨裁綁架了十幾億人口。當如此龐大的獨裁體越來越有能力將自身的影響向世界擴散之時，就將是對人類文明的超級毒化。
布什總統和賴斯國務卿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美國希望「中國強大」，但中國應該崛起為世界的「正面力量」而不是「負面力量」。所以，西方國家不能只想著如何從中國大市場上獲得最大化的經貿利益，而是應該承擔起幫助中國由獨裁走向自由的責任。這責任，不僅是美國的，也是歐洲的和亞太民主國家的，因為中國的未來關係到全球民主化的未來。
2006年4月15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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