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大學歷來承擔著批判性保存和發展人類知識和價值的傳統使命，這價值領域的使命表現為保存理想和樹立標準，尤其當社會處於價值激烈震盪的轉型時期，大學的這種作用更加突出。然而，當其體制上成政府下屬機構，作為大學核心價值和生存之本的學術自由十分邊緣，辦學宗旨既偏離大學自誕生就堅持的開發人類精神潛力，又割斷大學與民主的天然聯繫，背離現代大學推進民主政治、促進社會公正的使命——這樣的大學已經靈魂不附，遑論為社會保存理想和樹立標準？
現實情況是，我國大學不僅把傳統使命拋棄得十分徹底，而且在近一二十年間不斷湧起的非理性狂潮中隨波逐流。結果，社會患疾，大學無一倖免。最受人詬病之處，是加入腐敗的狂歡，特別是當貪慾被受教育機會商品化釋放出來後，便無所節制。然而，這象牙塔內的腐敗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塔外人無論如何也想像乏力。
設小金庫、回扣、貪污、行賄受賄之類各領域共有的腐敗模式，大學一樣不少，腐敗程度也不遜於別處。可是真正觸目驚心的是大學依仗特殊資源發展出來的腐敗新途徑、新模式，這是滲透一切學術環節的腐敗。
在科研立項、評獎，職稱評定，碩士、博士授予權的申請和資格評審這類純學術事務上，學術標準不及關係和金錢，是公開的秘密。事實上，反常已經常規化。拿教師職稱來說，有學術實力而不諳或不屑學術外功夫者往往不敵那些沒有真才實學但學術之外功夫十分了得的人；就學校之間在博士碩士授予資格上的競爭而言，不向有關部門「行賄跑點」，不跟投票評委一一勾兌，多半沒戲。如此，莫說不少大學的教授頭銜當不得真，許多學校的學位授予資格也是當不得真的。
教育部名目繁多的「評估」，則催生了大學有組織地造假作弊的腐敗「新氣象」。這種造假作弊還依仗校方掌控的權力資源教唆、威逼師生參與。大約一兩年前，成都一些高校為應付教育部教學評估，紛紛組織開展了全校性造假。如何使師生在被抽查中按校方統一口徑回答問題，如何製造學習空氣濃厚的假象，等等，成了這些學校整整一學期的頭等大事。雖說正常教學活動大受干擾，師生無端遭受折騰，但對校方來說，功夫不負有心人，卓有成效的造假使得原本資質平平的學校在教學質量評估中一舉奪優。接下來是重獎有功人員。最搞笑的是，被重獎的除一些二級學院的頭兒們平時有教學任務，其他的幾乎清一色不教不授不做學問但在造假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行政、後勤官員。獎勵方式是按這些有功人員行政級別高低，分別組織到國外或國內公費旅遊一遭。而這如水般花出去的錢，多半是要打入教育成本的。
本該既保持標準又開風氣之先的大學竟然有組織地造假，如此示範，難怪學界作弊成風，難怪誠實、正直這些品質越來越稀缺。不過，為了應付形形色色的「評估」而造假，社會危害性可能稍遜於下面一類造假：每年國家課題中設立了為數不少的偏袒性或對現狀辯護性的偽學術課題。這類「課題」需要的不是學術實力而是政治站隊，不是學術良知而是見風使舵和善於擱置良心去投權勢所好的投機性。偽學術「課題」的課題費十分可觀（注）。這錢不僅滋養了大堆學術垃圾，還提供給一些無良學者的發財途徑——還在90年代初，學界「先知先覺者」就已經發現，爭取國家課題是學者名利雙收的一條捷徑。
背離了大學精神的高校尤其把久已有之的體制性扭曲、劣變能力發揮到了極至。如今，任何評比、任何一種學術職銜或榮譽設置，都會迅速變成新的分贓途徑和分贓機制；而學術上引進任何評價指標，都會迅速發展出足以應對它的新的造假手法。所以，許多在學術上連三腳貓功夫都談不上的學官可以腳踏幾隻船，官位、學銜、研究生導師、學術帶頭人、有突出貢獻專家……有多少要多少，一個不拉，統統集於一身。最近有人鼓噪設文科院士，我看，趁早打住。莫說我國文科嚴重受制於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分科不倫不類，根本不具備設立條件——據悉，中國社科院將建立的學部委員制，可能成為在文科建立院士制的前身。而它要設的五個學部中把作為人類思想探索中出現的眾多流派之一的馬列主義跟人文、經濟、國際問題、法學與民族學相並列。這破壞學科為基礎的分類就很讓人看不懂，但卻提示了：推選學部委員的標準不可能真正從學術出發。據2005年12月22日南方週末文章《社科院欲設「院士」？》，參加學部委員推選的人「必須有副高以上職稱或者是黨委委員」。真不知這「黨委委員」身份與學術何干？僅此規定，便透露出非學術因素不僅滲入進遴選標準，而且舉足輕重。即便擱置意識形態化導致的學科關係混亂，擱置非學術因素支配遴選標準，僅根據這麼多年屢試不爽的變形規律，此舉也無非增加一個學術上的頂級分贓機制罷了。
至於為克服學術評價標準的混亂而引進的國際上常用的「高引用率研究人員人數」、「《自然》和《科學》論文數」、「SCI論文數」、「教職人員平均學術表現」等評價指標，命運一點不比學術職銜之類的好。這些指標，比如「高引用率研究人員人數」，「教職人員平均學術表現」，在中國大學作弊造假是輕車熟路。例如，怎樣提高論文引用率？就有大學能夠發明出如下作弊法來應對：以金錢獎勵為誘惑，要求教師在論文中引自己學校刊物上發表的本校教職工的論文。這可是一舉多得：既製造出了「高引用率研究人員人數」，又提高了本校刊物的「論文引用率」。
在作弊常規化、組織化的環境下，作弊是正常態，不作弊倒成了另類、傻冒。
值得注意的是，對作弊醜聞，人們現今還只盯著抄襲剽竊、篡改試驗數據之類個人劣行，對性質更加惡劣的有組織作弊缺乏足夠重視。筆者說得上是學界抄襲剽竊劣行的經常性受害者了，對這種或偷雞摸狗或明火執仗的思想盜竊行為深惡痛絕。但平心而論，無論對學術可信度的破壞，還是敗壞學生心靈和加劇社會精神淪喪，個人剽竊行為再怎麼層出不窮，再怎麼可惡，跟大學有組織作弊這樣的集體欺詐行為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何況，有組織的作弊還為大量的個人剽竊行為撐起了保護傘，剽竊者可以有恃無恐。所以，才有如下怪現象：幾年前在某名牌大學身居要職者的剽竊醜行已經引來「洋人」興師問罪，卻地位巍然不動；抄襲剽竊劣行最近曝光的「著名法學家」可以對採訪記者公然以「某某部會找你」相威脅……我實在想不出，還有別的什麼地方能讓剽竊者這般氣壯如牛。
註：幾年前，課題費上億元的當代社會階層變遷研究便屬這種「偽學術」。該研究按職業劃分社會階層，把「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即官員階層美化成「是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卻無視高級官員中變相的世襲性和由此產生的封閉性，無視整個官僚集團中廣泛而深刻的腐敗，無視利用公權設置私利、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拚命抵制改革在官僚集團中有相當代表性。事實上，當前中國改革事業面臨的最大阻力來自官僚階層。只有罔顧事實，才會把最大阻力封為「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至於所謂「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之說，其實為極端官本位的社會現實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報告中關於「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處於政治與社會經濟地位不一致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的斷言，則事實上用極為可疑的「不一致說」和「補償說」為後來廣泛發生於官員中的腐敗現象，特別是利用公權設置私利提供了合理性辯護。──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