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風:道德是否能夠?

逸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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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4日訊】最近流覽文章的時候,見到有篇文章裏的這樣一句話:「當道德回歸于良知,人只由著本身的良知的指引做事,而不再屈從於群體的淫威(道德),全人類和諧共生的新時代就會來到。」

剛開始的時候,我被這樣的道德語言所激勵;但是,靜心想一下,我們會發現有很多誤區在裏面。

其一,道德是否能夠回歸良知?

一位署名為南塘秋的在一篇文字裏描述我們的這個時代的特徵,他寫道:

「我們活在怎樣的時代啊!這是一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時代,這是一個寡廉鮮恥、逼良為娼的時代,這是一個小人得志、賢愚錯位的時代,這是一個無可救藥、病入膏肓的時代。這是一個充滿了血腥和濁臭的時代,這是一個喪失了理想和信念的時代,這是一個為暴力和謊言所統治的時代。」

關於這個時代的道德特色,不用我多加描述。上面一段文字足夠了。在這個時代,人們是否能在這個「為暴力和謊言所統治的時代」裏向著理想的道德標杆奔跑?

中華所謂的文明歷史,我們僅僅可以在現行的中小學教科書裏尋覓到蛛絲馬跡而已。其實質是人類的文明發展在這片土地上其實一直是在停滯的。我們自古以來,在專制和暴政下的民眾是受眾和強眾,要麼是逆來順受的子民,要麼是揭竿而起的強盜。談到追求道德的自律和完善,我看幾乎不可能。士大夫一族不過是受制或利用專制的淫威並騎在這些受眾頭上的利益既得者而已,本身在道德的修為上也差了一大截,更不會思考到和百姓和諧共生的問題。甚至在當今的專制社會的末路的時期,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個人的私欲而置民生于不顧,談何道德的標杆與道德的和諧共生?所以,根本談不上道德能夠回歸良知。良知不是依據道德的喚醒而產生的個體的善良發現,而是現代政治民主制度下的強制和行為。

其二,道德的特質究竟是什麼?

道德其實就是道德者和道德追隨者的一種關係,是整個人類進步的功利性的反映,道德僅僅對人類的週邊有效率,對個體來說僅僅是一種安全的保障,是人趨利避害的自私行為。從孔夫子、耶穌、佛陀等身上可以得到表現。這些人(聖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力量和魅力是人們對道德產生了敬畏,之後才能把道德觀念和人生觀念根植於人們的心中。原初的人們是沒有道德的,其實人是沒有道德的,只有那些有道德人才有道德;亦即道德是道德人的心中道德。我們必須通過聖人而道德。在沒有信仰的時代,道德的淪喪是必然的。

中華在有一個孔聖人構建的人倫道德的體系下,還有某種意義上的道德感在民眾的心中;儘管,士大夫當權者僅僅是利用孔子的學說進行的道德教化而其實他們內在本質上並不在意這些教化倫理性的東西。當皇帝士大夫官僚在戰亂屠殺暴虐之後,道德倫理無以為繼之時,他們就會想到孔子,否則,就甩掉孔子。這樣的事情在中華大地上屢次三番地上演。其實質就在此罷——道德是以封建專制者的喜好而定的道德,是為民眾所制定的道德。當孔子的道德倫理觀念束縛了專制者的卑劣的私欲的時候,道德就被埋葬掉了。所以,「無法無天」是專制者內心最喜歡的事情。

耶穌、佛陀等道德者樹立的標杆是我們凡人難以望其項背的。當道德者苦口婆心要求凡人遵守他們的道德的時候,凡人卻感到步履維艱。這是因為人的天性裏的趨利性和所在性所決定的。人不可能都類似地和聖人意義一樣地生存,私欲和道德良知的博弈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現實難題。在此情形下,西方先哲們的努力探究的並一路發展道如今的文明產物——現代政治制度是一個相對比較美好的選擇。宗教的選擇也是個體凡夫俗子們的道德選擇,因為在宗教信仰之中,道德的遵守相對而言要輕鬆的多,可以比較輕鬆把難題拋給所信奉的上帝或者佛祖。

但是,當今中國大地的道德淪喪,概而言之,有很多的歷史淵源。文革浩劫使得我們的倫理道德觀念完全顛覆,孔子像被拉下聖壇之後,造出來的「新神」——絕代暴君毛澤東——根本不具備道德標杆的作用。反而對中華大地的思想文化道德倫理等一系列諸多方面造成的摧枯拉朽式的影響是數代人的努力也難以修復和挽救的。

當那個所謂的「偉人」逝去,他所樹立的「道德」標杆對後人的影響是建立起來很多大多數凡人所嚮往的道德追尋物(標的物),相當於英文 裏的一個詞語reminder。這個reminder一直紮根在那代人甚至通過現行政府的好惡以「狼奶」的形式灌輸給下一代新一代的精神裏面,更為可怖。這個標的物就是個人的貪欲、權欲、物欲等一系列的私欲。這就是為什麼說一代人不如一代人的根由,而很多真正追求真實道德標杆的人卻要被這個體制所不容和排斥的原因。當你真實地去做一個真人 的時候,所受到的外在的壓力和精神上的痛苦是他人難以想像到的,其實這樣的人很難在這樣的情勢下生存,即使生存下去,也是絕對被邊緣化的人。

現在我們的這個時代是流俗的時代,是謊言和虛無的時代,這個時代用怎樣的貶義詞來形容都不為過。

而我們卻要生活在這個時代,是時代的悲哀呢?還是個體的悲哀呢?這個發問其實是很多道德人的痛苦所在。

有些凡人也有自己的道德,因為這些凡人在看見過真正的道德標杆。而這卻正是他們的痛苦所在。

以前,我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什麼是中國的最大敵人?」我也天真地認為:「極端民族主義是我們的最大敵人。」但是,現在,我認為,人是中國的最大敵人。這句話裏的這個「人」字是指具有巨大私欲的人,是那些僅僅為私欲得到滿足而無視他人權利的某個集團或個體;為了私欲而惘顧國家前程的集團和個體;這樣的集團和個體不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存在的,而僅僅是為了私欲的滿足。他們才是中國的最大敵人。

其三,是否有群體的道德?

關於群體的道德,就讓人想起毛時代的群眾運動,那樣的群體道德其實質還是毛個人所建立的個人崇拜而強加給人們的所謂道德。如同希特勒的個體道德觀念強加給德國人民和其他他所奴役的國家的民眾是一樣的道理。但是,希特勒時代的結束,德國人民很快地反思了自己的錯誤。而我們卻還讓那個橫虐中國的僵屍躺在水晶棺裏欺騙和愚弄新生代。這也應驗了一個規律:當示範者破壞而沒有受到懲戒,人們對道德就會冷漠。

已故河南民間思想家殷之聲先生曾經對於此類人有自己的見解,他在他的一篇《實現「民為貴」的中國文化理想》裏寫道:「……於是獨夫民賊被打倒、被誅殺了,那些情願不情願這樣的民眾,又一齊把解放者、大救星當作自己的領導人,而將自己的一切情願或不情願、自覺或不自覺地都託付給了自己的「公僕」們。於是歷史演現了一場至今不被人覺察的荒唐劇:除了每一個時代的少數清醒者、智者外,幾乎全社會的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為那些深知己貴的大大小小的權貴們,實現自己的理想效犬馬之效。於是,醜惡、悲劇、愚暗和種種不公正統統因為這少數「知己之貴」的達官貴人和首腦領袖們自己的自私和局限,導致謬誤、荒唐、邪惡而源源不斷地滋生。於是人們就越來越期盼等待一個真正懂「民為貴」、「民為本」的人和群體,來解救自己,來為自己作主。久而久之,知己之貴或自己也想顯貴的人,看出了門道,便利用種種天災人禍、國難當頭或種種正論危言,取那些稱職或不稱職的領導者而代之。「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個確乎要讓人民都知己貴的革命口號,不僅沒有使那些新世界的主人們豁然驚醒,反而更加昏睡在專制意識的牢籠裏,讓高喊「民為貴」、「人民至上」的專制末代頑主們得意妄行。」

在當所謂的「偉人」充當道德者的角色的時候,就可以有所謂的群體性的道德。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在瘋狂或者癲狂狀態下完成自我的道德轉換,從而輕易地達到「領袖」所要求的「道德標杆」位置。而道德的實質卻是這樣的:當聖人等真正的道德者苦口婆心要凡人追隨他們的道德時, 凡人卻因為情勢感到步履維艱,很艱難地堅守和踐行著道德之路。因為 追尋好的道德和壞的道德 純是個體趨利地與他所在的世界的博弈行為。基督教所倡言的「愛」和「恕」之道並不是我們每個凡人能做到完美的;但是,有這樣的道德標杆的存在,我們凡人就可以有了真正的道德道路和道德方向。不管這個標杆是否真實,但是上帝已經把道德的天堂給了普天下的他所愛的子民,上帝播散種子,本身就是愛。上帝寬恕我們這些愚昧的人們,本身就是恕。我們在現在的這個時代還能夠忍受痛苦,是因為我們心中有了天堂。

但是,希望我們心中的天堂不是來世的天堂,想像的天堂。

我希望,愛和恕,不要讓我們僅僅說說之後,就去吃飯,然後淡忘……

我希望,讓眾多的道德追隨者獲得實在的思想器具,依據個體的自然行為,而不是被愚弄和欺騙的對象。

我希望,道德不再是一種歷朝歷代皇家權力者和士大夫官僚們的無能的救濟。

我希望,道德不再成為個別無知的「聰明人」貧困的想像,不再大眾嗤之以鼻的玩偶,不再成為社會進步所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而成為大眾自覺的精神訴求和追求。

不要讓越是道德的實施起來越不道德,也不要讓道德的施行起來越是不道德。

2006/3/3淩晨 於 逸風閣(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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