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 草庵評中共“兩會”面臨矛盾深重的局面

新唐人獨立評論(66)

【大紀元3月1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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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現在又到了《獨立評論》時間,今天我和草庵兄要談談每年3月例行召開的“兩會”。“兩會”全名稱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會議”。人大會議有 3,000名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大約有2,000人,兩會加上党政軍高級官員例席旁听及“兩會”工作人員至少有6,000人開會。据北京市公安局證實,己動員62万人投入保護“兩會”安全,其中包括14,800名公安警察。巳有1,000名上訪者被捕,劉曉波等异議人士被禁出家門。每年例行“兩會”勞師動眾,耗費大量民脂民膏,禁止异議人士講話,有多少實質性的作用呢?

草庵:每年例行召開“兩會”只是個形式而己,這兩個大會所通過的任何決議都是中共代表大會或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的翻版而己。中共政權一直講党和國家領導人,就是党在國家之前,由党來領導統治國家。所以“兩會”的任何決議都是中共決議的翻版,這毫不奇怪。中國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醫療和教育問題、以及正在高漲的維權問題,正放在“兩會”面前,開10天半個月的會,討論議論一番,送上去几千條建議,上述問題和矛盾仍存在,并繼續擴大,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可見,開“兩會”沒有實質意義,僅是個形式而己,所有的決定權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手中。

伍凡:不妨我先舉教育作例子,家庭子女教育是當今中國百姓最關心的民生問題之一。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說,全球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免費的義務教育,除了發達國家以外,亞洲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都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1986年通過的中國義務教育法第5條規定:凡年滿6周歲的儿童,不分性別、民族,應當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第10條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在農村,政府雖已提出義務教育的目標,但改善還非常有限,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實施全部的免費教育。

其關鍵是中共政權對教育投入不足。中國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邊GDP一直在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己達3万億元,而長期扣壓教育經費。世界各國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是 5.5%,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是4.5%,中國政府定的目標達到4%。但直到今天只有3.3%。現在中國各類學校大肆向學生超收學費,据一些教育專家保守測算,十年來教育亂收費總額超過2,000億元。有的學生因付不出學費而自殺。

草庵:溫家寶在2003年3月 27日的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曾強調要“有效治理教育亂收費”,在2004年2月13日的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他再指出“要加大治理教育亂收費力度”;今年2月16日,溫家寶在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加強語气指出,要“特別要嚴格規?”教育收費。北京講歸講,地方做歸做,不听北京命令。

《新華社》去年七月曾報導,宁夏銀川市的一位13歲女生,因為擔心要交的10万元人民幣的初中擇校費,給父母帶來經濟負擔,而服毒自殺。在這位女生留下的100多字的遺書里,有“我是個差生,我死了可以幫您節約10万元”等詞句。

可以預期,今年的中國人大兩會,教育亂收費也少不免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之一。但我估計,在“兩會”上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伍凡:醫療體制改革后,百姓無錢看病住醫院,醫生收紅包吃回扣,在全國全醫療系統內普遍流行。在例行的“兩會”中多次建議要求重視并糾正,毫無效果,中共政權不得不承認醫療體制改革沏底失敗了,朱鎔基是個大罪人。

据《南方都市報》報道,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民醫院有醫生約200名,卻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醫生有處方權,可以決定用藥量、用何种藥,据此收受回扣,病人每一次打針,開單醫生就會有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回扣收入。

不僅是醫生拿紅包、收回扣,醫院院長也接受藥商的賄賂。所有這些在過去十几年中在“兩會”中都提過,要堅決糾正,但中共政權對此毫無辦法,醫生照樣吃回扣,拿紅包。這就是政治制度和法治的問題。

草庵:這次“兩會”的一個重點議題是“三農問題”,這是十几年來例行“兩會”的老問題,解決不了。城鄉差距、城市居民和農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權限不在“兩會”,而在于中共中央和地方諸候。為什么“三農問題”那么難解決,關鍵在于中共政權近60年來一直把農民當農奴,任意剝削、壓迫。農民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就拿人大這個机构來講,3,000各全國人大代表有几個是從農民中選出來的代表?中國農民占人口9億,約占全國人口2/3,在全國人大中的農民代表占多少比例?少得可怜,在最高立法机构中沒有農民利益的代表。

伍凡:中共在最近發表了2006 年的“一號文件”,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又是一個典型的中共控制農村的一貫政策。几十年來,中共對中國農村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名曰為了農民,但從來不需要農民的同意,強迫農民執行。從“土改”、“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土地30年家庭承包制”,到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每次大規模的改變農村土地關系和生產關系的運動,都一再宣傳為了農民好,推動“人民公社”是要把農民送入共產主義,可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是農民。改革開放快30年了,GDP在上升,但是中國農民生活仍然是最苦的。這次“兩會”要討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可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把中國從社會主義引向資本主義,冠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道社會主農村包圍資本主義城市?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標簽了。

草庵:由中共中央提出來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划規划報告》一定會在“兩會”討論并會獲得一致通過。代表們直到開會時才能看到《規划報告》,在几天內根本不可能詳細論證《規划》是否合理,是否有經濟效益、是否符合持續性發展的要求,以及是否符合環保要求。如此等等問題怎么可能讓代表們弄清楚?并且,中國人大代表們發言都是在各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團小組會議上發表,由大會秘書處整成文向上級報告,不允許各省市自治區代表們橫向聯系交流,各個代表團基本上是封閉的。人大代表大會不允許代表們提出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決定,更不允許在全體大會上發表或擴散。因此,可以說例行“兩會”是最沒有創見性的,既便有創見性意見也被封殺了,以維持中共一言堂。

伍凡:中國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對住房房价和房地產很關心,在這次“兩會”上會有所反映。中國房地產和房价牽涉到中央、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問題。目前,中國對土地的管理主要還是依靠地方政府來完成和實現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對房价的調控主要是通過土地管理、地稅管理和工商管理來實施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利益一致的,都期望房价上漲,因為房价漲可以帶動地价上漲,地方政府稅收和官員政績同時增加。

現在中國房地產投資資金約75%來自銀行貸款,中央政府一直要宏觀調控,就是為了避免房地產過熱,積壓大量銀行資金。現在全國房地產空房率超過30%,近1/3的新房賣不出去。居民收入低下,用工資薪水買不起房子,在等待房价下跌。在房地產經濟中地方政府是大贏家,這就是為什么地方政府強占民房農地,以致造成維權運動的興起。

房地產高价出售,地方政府低价強征土地,這兩方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根本不是“兩會”能解決的,因為人大代表中50%是各級地方党政官員,房地產与土地和他們的利益有密切關系,他們不會放棄既得利益。

草庵:例行“兩會”按我們的分析來看,在中國政治領域并不占最主要的位置,僅是個陪襯的角色。不管“兩會”討論或建議什么議案,不經過中共中央批准,是無法通過的。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最近一段時期有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件,例如《冰點》周刊事件,還有11位解放軍高級退休將領給胡錦濤的信。

伍凡:11位退休將領聯署給胡錦濤信是一件很突出的事件,在中共歷史上是很罕見的。在信中提出四點

1.“軍隊受到社會腐敗、沒落意識的侵蝕,已經相當普遍、嚴重,部隊的懶、散、亂、軟、沉,極待解決;”

2.“地方党政部門、干部隊伍的腐敗濫權和民怨民憤情況,遠比簡報中的報道更為嚴重,實際上已發生管治危机和喪失了管治的社會基礎;”

3.“問題的要害,是党對腐敗的嚴重性,長期掉以輕心,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4.“當務之急是改革党、改造党、建設党,全面落實以民為本、以法治國。”

可見中共党政軍三方面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這說明軍隊中一批將領對中共現領導人的不滿,這對胡溫是個威脅。

草庵:《冰點》周刊之所以能在3月1日复刊,以李銳為首的13位中共退休高級官員的公開信起了很大作用。這13位退休高官過去都在宣傳媒體和組織部門當主管。公開信的行動表明在中共高層有明顯派系斗爭激烈,批評胡溫政權處理《冰點》周刊有錯誤,打壓思想言論自由。他們的行動与胡溫政權唱反調。這也是對胡溫很大的壓力。

伍凡:中國社會矛盾、党軍矛盾、党內矛盾等等都在加劇,“兩會”的召開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只有結束中共一党專政,才能走出一條活動。今天我們就談到這里吧。再見

草庵: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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