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維權律師群體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律師絕跡。考其原因，一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那時侯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人人都須站穩階級立場，怎麼還允許你為壞人、為階級敵人作辯護？另一茩鴞]是社會結構方面的。毛時代的中國實行的是單位所有制，每個人都被納入這一個或那一個特定的單位，單位包辦你的一切，個人無從脫離單位，所有的單位都直接歸屬於政府。那時侯發生了甚麼矛盾或糾紛，不論是同一單位內部或不同單位的張三與李四，群眾與領導，這位領導與那位領導，解決辦法統統是找組織，找領導。這一層領導不好解決則上交到上一層領導。那時侯連法院都形同虛設，律師更是無用武之地無立足之地。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原有的單位所有制解體。個人可以脫離單位，單位也不再包辦一切。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甚麼矛盾和糾紛，「找組織」就不大管用了，法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於是乎，律師也就派上用場了。
伴隨著律師這一行業的重新興旺，維權律師也應運而生。最早的維權律師主要是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其他類型的民間維權活動大多還是這些年才發展起來的）。維權律師的出現，對共產黨而言，稱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在過去，為「反革命」辯護差不多就等於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產黨也承認了「反革命」有權請律師，而律師的工作或角色正是為「反革命」辯護，那麼它該怎樣對待這些律師呢？顯然，從理論上講，如今的共產黨已經不可能再把為「反革命」辯護的維權律師也打成「反革命」了。這就是說，如今的共產黨，不管在心底裡對維權律師何等敵視，但是在表面上卻不得不承認維權律師的合法存在。
我們知道，維權律師為政治異議人士辯護的基本立場就是，不問內容，只問形式；不管別人發表的言論是否「反動」，只管別人的問題是否只是言論的問題。因此，維權律師就成了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闡揚者和捍衛者，而且還是被專制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人權的闡揚者和捍衛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許以為，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無異於直接反對專制當局，因此，風險一定是最大的。其實未必。原因很簡單。自六四之後，在迫害政治異議人士的問題上，當局早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反正是你辯你的，我判我的。
長期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的張思之律師和莫少平律師都說：「我打的官司沒有一件是贏了的。」這當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像青年法學家王怡指出的那樣，律師和政府抗辯是「輸得起贏不起的」。越是有贏的可能風險越大。就以太石村案件為例，如果雙方對簿公堂，維權律師把村官和其他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的證據一一陳示，法官怎麼能睜著眼睛說瞎話，替腐敗的官員開脫呢？所以，政府方面只好防患於未然，先把你律師抓起來再說，要麼就給你律師判個偽證罪。
很多維權案件，看上去在政治上並不敏感，也並不是毫無勝算的可能（事實上也確有少數案件獲得某種成功），但只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較深厚的權勢背景，他們就會運用各種極端卑鄙的手段對維權者下毒手，從而使得維權者陷入極高的風險。法輪功問題是現今當局的頭號禁忌，為法輪功辯護的風險不問可知。這就是為甚麼在今日中國，律師竟成為一個危險的職業，而維權律師自身卻最缺少人權的保障。
但與此同時，這也就是為甚麼在今天，那些依然堅持維權的律師們會成為我們時代的英雄。因為他們站在維權活動的第一線。一方面，他們是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可歸入知識精英；另一方面，他們和社會大眾、和所謂弱勢群體密切相聯，堪稱民眾的代言人。他們的知識訓練，使他們很容易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他們的深入民間，使他們很容易獲得普通百姓的廣泛認同。
例如在台灣，反對派第二代的領軍人物許多是律師出身。這應該不是偶然。但那畢竟是後來的事。在現階段，中國的維權律師的所作所為恰恰是最純粹的人權工作。所以當局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之鎮壓，而只能採取各種卑鄙的手段進行迫害。這也就是為甚麼在今日，中國的維權律師可以存在但又處於高度危險的原因。
讓我們向維權律師致以崇高的敬意。維權律師維護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權，我們也必須關注和維護維權律師的人權。@
——原載《北京之春》2006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