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
革命黨變成利益黨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極權的登峰造極，也是徹底的化私為公的時代，徹底到全能保姆包攬了所有供給——從搖籃到墳墓、從物質到精神，而個人卻陷於一無所有的貧困之中。那麼，當共產烏托邦破滅後，隨著經濟改革時代的降臨，中國進入一個化公為私的時代。在私人領域，自利意識覺醒到泛濫成災，人欲解放為物欲橫流，經濟人理性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淪為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在公共領域，政治權力私有化支撐著經濟上的權貴私有化，公權和公益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為公權力的黨權、軍權、政權和法權，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統統變成特權集團牟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這種變化的最醒目標誌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基於利益計算的技術統治日益精明。特別是六四後，為了彌補鄧小平個人信譽和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鄧小平以「誰不改革誰下台」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極左勢力，發動了遠比八十年代更為激進的第二輪經濟改革，帶來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中共統治也越來越依賴於經濟政績，政權的錢包隨之迅速鼓漲，其內政外交也越來越具有暴發戶式的「財大氣粗」。
換言之，中共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沒落的帝制傳統、腐敗的拜金主義和垂死的共產獨裁相結合，催生出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
惡法治國代替無法無天
毛澤東時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的話不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權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臨終之際，女秘書通過猜口形傳達的毛指示，也是治國的最高決策。那句無人能夠確證的「你辦事，我放心」的臨終遺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華國鋒欽定為毛的繼承人，簡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話。
毛死，鄧復出，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代替階級鬥爭為綱，以「依法治國」的寡頭統治代替了無法無天的個人極權，但由於中共的獨裁統治沒有根本改變，所以，依法治國不過是黨權主導的惡法治國。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國」的口號，不斷地對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調，不斷地規範執法者的行為，與西方國家展開法治對話，甚至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另一方面，政治鎮壓依舊，且越來越依靠頻繁出台的惡法。除了《刑法》上的「顛覆罪」條款之外，為了控制民眾上街而制定「遊行示威集會法」，為了控制民間組織而制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為了操控言論而出台多項法律法規；其中，最大的惡法是為了鎮壓法輪功而制定「邪教法」，從而為六四後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據。
寡頭獨裁體制的內部制衡
基於維持獨裁政權及其權貴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統治逐漸走上鎮壓與贖買相結合的策略，其應對危機的靈活性和自我調整能力也在加強。
在強人政治時代結束之後，政治局常委會不再是最高獨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頭之間進行政治博弈的黨國密室。密室內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絕對權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頭之間的討價還價，從而形成了獨裁寡頭集團內部的權力制約。集體決策代替了絕對個人獨裁，使最高層的決策越來越具有彈性，從而自發形成了左中右兼顧的平衡，而不至於走向可能帶來全局性災難的極端。
比如，即便在政治強人鄧小平主導中共高層決策的時代，鄧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顧忌到以陳雲為首的黨內左派的分量，鄧在高層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針的決策上，必須向陳雲等人作出妥協。
鄧小平死後的江澤民時代，權力平衡已經成為寡頭集團內部的常態。在政治局各個常委之間，每一決策的出台皆要經過討價還價的妥協。現在的胡溫政權的高層博弈就更為激烈，三年前胡溫想借「周正毅案」整肅「上海幫」，但由於胡溫在高層的權力弱勢而不了了之。胡溫經過一系列權力運作來鞏固自身的權力，終於在三年後搬倒了強勢的上海大員。
總之，改革以來，中共歷屆政權在決策上的忽左忽右、變化無常，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時放時收，反映的就是這種左中右兼顧的平衡。
權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改革以來的中共進行了權力交接體制的改革，由鄧小平的退休先例演變為權力定期交接制度。雖然，這種自我調整與改變一黨獨裁體制無關，但起碼使中共高層的權力格局及其決策機制有所變化，使獨裁統治具有一定的彈性和糾錯功能。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錦濤接過江澤民的權力，標誌著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機制代替了權力終生制，形成代際之間的政策調整和相互補救。在掌握最高權力之前，「儲君」可以觀察和研究前任的統治方式，暗自總結其利弊得失，為接掌權力作準備，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由此，每一代接過最高權力的新權貴，僅僅出於收買民心和鞏固權力的需要，也都會對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種權宜性的補救。
儘管，所有的調整都不會超越維持獨裁權力這一底線，「親民路線」也不過獨裁者對臣民的恩賜，至多是為緩解公正危機的小恩小惠，並不能改變官權過強而民權過弱的獨裁現狀；而且，大多數調整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政治秀，權貴階層仍然貪得無厭，政治腐敗和貧富差異並沒有縮小，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也沒有多少實質性改善。但是，某些政策調整還是讓底層民眾受惠，比如，為了縮小城鄉不平等，不僅廢除了收容遣送，而且取消了農業稅，一些省市還出台「進城務工人員權益保護辦法」；為了縮小城鎮的兩極分化，各省市提高了最低收入標準，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降低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等等。所以，胡溫的親民姿態還是頗能俘虜許多人。
黨權利益的空殼化
表面上看，中共不僅是當今世界上的最大獨裁黨，而且是組織嚴密的利益集團，已經擁有七千多萬黨員，中共中央代表這個利益集團的整體利益。但在當下中國，中共利益已經無法被中央所壟斷，利益集團內部早已開始了分化。隨著權貴私有化浪潮的洶湧澎湃，利益的部門化、地方化、家族化和個人化，已經變得不可逆轉且越來越剛性，而黨中央所代表的黨權整體利益則越來越空殼化。所以，與其說現在的中共是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統一體，不如說它是一個多個利益集團的複合體。更重要的是，這個集團的利益只有各級權貴才能享有，而七千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像非黨員的平民階層一樣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機制之外，有些普通黨員甚至淪為弱勢群體。
在這個利益日益分化的統治集團內部，中央決策層的每個大寡頭都衍生出一個以家族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黨權的代理人也都是一個相對獨立而封閉的利益小王國。他們經營著其權力所及的一畝三分地，用盡一切手段將本集團的既得利益最大化，最終目的是把家族和個人的利益最大化。
除非外來的插手可以產生合謀分贓的結果，否則的話，不但橫向的各類利益集團難以相互聯手，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和指令也難以落實，正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這些各自為政的地方權貴集團與中央指令的關係，完全遵循以我為主的自利規則，對中央制定的政策和法規，對上級的指令，對地方官有利的就執行且要把執行力度最大化，無利則不執行且要讓上級的指令消失得無聲無息。
意識形態的混亂化
當毛澤東的「解放全人類」的烏托邦意識形態被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取代之後，中共政權越來越遠離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變成今日中共的最醒目特徵。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出台以來，以「資本家可以入黨」為標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已經被摧毀。於是，改革以來，我們才會看到中共意識形態口號的五花八門。
鄧小平時代，在實用主義貓論的主導下，既有「發展是硬道理」、「擱置姓資姓社」、「三個有利」、「依法治國」和「不當頭外交」，也有「穩定壓倒一切」、「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和平演變」。江澤民時代，既有「三講」、「以德治國」，也有「三個代表」和「大國外交」。胡錦濤上台以來，提出的意識形態口號更是五花八門，有親民路線、以人為本、新三民主義，有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也有保先運動、八榮八恥、執政能力建設、黨內民主、和平崛起。改革三十年來，中共的種種意識形態說辭，大有讓人眼花繚亂之感，這在強調絕對的思想統一的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像的。
作為執政黨的中共，意識形態的混亂標誌著執政思想上和身份認同上的迷失。首先，道義合法性的日益流失，「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已經是具有緊迫性的問題，使中共現政權具有如何保住政權的危機感；其次，中共的統治方式必須轉型，但在轉型的方向和策略等事關全局的問題上，中共集團內部又難以取得基本共識，也就必然產生何去何從的焦慮。最後，各類深層的社會危機的持續積累，使中共統治的未來前景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中共現政權看不清自身的未來。所以，當中共政權失去了權威黨魁和統一意識形態之後，黨員們便陷入自我定位和身份認同的迷茫中，官場上的利益至上代替了政治效忠。
民間維權如何面對利益黨
是的，蛻變中的中共可以苟延殘喘，但在根本上找不到長治久安的出路。因為現政權的權宜性調整無力解決經濟繁榮表像下的重重深層危機——官權普遍腐敗、社會公正奇缺、公共價值解體和社會公德崩潰——在這種制度的社會道德危機下，官民雙方不可能達成基本的價值共識，也就無法共同選擇一個替代性轉型路徑。
儘管，一個民間權利意識覺醒和底層維權興起的時代正在降臨，草根群體的經濟維權，民間宗教群體的信仰維權，異見人士的言論維權，律師群體的法律援助，加上體制內自由知識分子的擦邊球式反抗，使近年來民間維權活動備受國內外的關注，也在某些個案上取得過有限的成果。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中共的自我調整能力在不斷加強，統治技術也日益熟，也具有了應對內外危機的靈活性，加之中國的精英階層犬儒化和民間力量分散化，短期內還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換代的政治力量，官權內部看不到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力量，民間社會也無法聚積起足以抗衡官權的政治力量。不要說這些民間群體之間缺少凝聚核心和協調行動，即便能夠形成民間統一體，官民之間的實力對比仍然過於懸殊。所以，中共政權遠不到壽終正寢的末路。中國向自由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時間之漫長和過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時間估計。但這並不意味著一黨獨裁可以千秋萬代，更不等於放棄自由中國的理想而向獨裁現實繳械投降。換言之，面對以經濟發展為政績合法性、以利益收買為主要統治手段的新型獨裁政權，民間維權運動必須保持清醒。
一方面，民間不能低估自己的對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權的自我調整、控制局面和收買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見利忘義，即西方國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現實主義外交，不但常常表現為對暴政的綏靖，甚至表現為西方政客與東方獨裁者的勾肩搭背。
另一方面，民間更不能低估民間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間所浸染的獨裁遺傳——惟我獨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懷；不能僅僅局限於少數異見人士受迫害的經歷來評估當下現實和現行統治，不能陷入一夜變天的夢囈；不要指望有人能提出解決中國僵局的一攬子方案，因為相信可以畢其功於一役的社會環境早已消失。也就是說，不能陷於自戀式的受難綜合症之中而無力自拔，把個人的苦難作為最大的不幸，進而將個人受難上升為民族苦難和放大為全民苦難，從而膨脹出虛幻的英雄主義驕狂，似乎為追求自由民主而受難，就有了充足的「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資本，要求別人把自己視為「英雄」或「救星」，有資格充當愚昧者的啟蒙者和怯懦者的楷模。
事實上，被某些境外中文媒體奉為民間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輿論熱鬧而現實冷清，海外關注而國內卻沒有多少追隨者，甚至在民間內部都找不到眾望所歸的道義凝聚點。所以，不要指望登高一呼的英雄出現，不要指望出現眾望所歸的魅力人格，這樣的英雄甚至在八九運動中也沒有出現過，反而是山頭林立、相互不服。
在溫飽基本保證的社會中，受益最大的精英階層和利益受損的絕大多數民眾，即便心裡認定了現存體制必須來個大變化，相對不公平感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抱有搭便車的態度。所以，知識精英和大眾網民共同的網絡家園《世紀中國》被封，卻沒有幾個精英、也沒有眾多受益於該網站的網民出來抗議；名揚海外輿論的草根維權者陳光誠，在國內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即便許多人知道他，對他的被捕也大都是看客，甚至他為之維權的當地農民，也在官權的軟硬兼施下逐漸沉默。
面對政府權威和民間英雄雙雙大幅度貶值的現實，追求自由民主的國內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夠的清醒，在正視嚴酷現實的基礎上，民間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或社會整體改造的目標，而是致力於民間力量的點滴積累和獨立民間社會的建設，即通過改變民間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於奴役的生活方式——來致力於獨立公民社會的擴張。首先，致力於在官權控制薄弱之處擴展民間社會的空間和資源，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其次，通過民間代價的累計來加大獨裁官權的統治成本，將統治者逼入窮於應對、越來越力不從心的窘境。
一句話，立足於民間社會和體制外力量的培育，籌劃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