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說，亂世出名醫。這是常情。因為亂世人民顛沛流離，災荒、飢餓、寒熱都會給人們帶來疾病，時疫流行往往也與亂世景象連在一起，所以需要醫人，特別是醫術精良的醫人。而中國醫人的好傳統，又以濟世為己任，越在亂世就越精研醫學，這是亂世出名醫的主觀原因。
亂世中的疾病，多由環境使然，與日常疾病比，奇病異症多，醫人不能拘守成法，須自創奇方，才能夠有效進行施治，因而醫人們往往能夠發揮獨創性才能，這是亂世出名醫的客觀原因。
再一點，亂世人民生活在苦難當中，受疾病困擾，生命危厄，對於能夠救治他們的醫人們，懷著極大的希望和深厚感情，往往一病之治，奔走傳奇，亂世之中醫療奇跡一般都能借助民間口耳之傳，而留存於史籍筆記，這是形成亂世出名醫這一歷史現象的社會原因。有這三點作為根據，史家之說當是合理之論。
常常想到亂世當中的醫人形象，怎麼也不脫那種身穿布衣腳踏芒鞋、手持藥囊奔走草澤之中的印象。這並非我們缺乏想像力，而是中國醫人們的確是以這樣的形象實踐著他們處身乩世、救濟人生的理想的。
一邊是強暴者與強暴者之間的爭奪殺伐，為了權力和利益，他們絕不會關心老百姓的生死疾苦；一邊則是無辜平民被無情拋離家園，所謂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災難是由他們這些弱小者承受著的。
不用說，醫人們出於社會良知，義不容辭地站在弱小者一邊，承擔著一份人道職責。過去常有文人說，治世願為良相，亂世願為良醫，且不問其中內涵是什麼，起碼這都是要為社會負責任。比較起來，亂世的良醫其道義責任一點兒也不輕於治世的良相。所以，一想到亂世裡那些中國醫人形象，不論他們是出身文人士大夫，還是出身鄉野草莽，都讓我們這些現代人生出許多敬慕之情。
惟一感到遺憾的是，亂世中能夠盡力救治人類病苦的醫人們，其中大多數屬於湮沒無聞者，剩下來的才是我們看到的名醫。這是歷史有意的遺漏，可也沒有辦法，歷史對於籍籍無名的普通人總是不太公平的。儘管這樣，我相信，名醫們的名字還是比某些同登史錄的名人更見份量。
在中國醫史中，生於亂世而為醫學做出了貢獻的醫人無疑佔據了最顯眼的部分。雖說太平時節也不乏傑出的醫人，然而存醫學創新精神和理論轉合方面，終還不如紛亂時世的醫人更具主動性，尤其於一般醫術之外，更能體現中醫的價值觀念和精神立場。
如果亂世之醫從戰國時期的扁鵲算起，那麼以下這些名字確實可為醫史增色：建安醫人張仲景，三國魏時醫人華佗，東晉南北朝醫人兼導養家葛洪、陶弘景，隋唐之際醫人孫思邈，宋、金對峙時代的醫人劉完素，等等。按照正統文化觀念，醫屬於一種賤役，在所謂正史裡，醫人的位置_一般都列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方伎」類。
可是．不論正史如何敘述，至少稗官野史和民間記憶中無法抹去上面這些醫人創造的醫學業績，以及他們的醫學於中國人艱難的生存史上留下米的深刻印痕。對他們進行詳細的學術評價似非這篇文章所能勝任，但我想，說說這些名醫在亂世環境中的醫學意義，還是有可能的。
也許扁鵲(秦越人)在中醫史上是第一個可考的中醫理論大師，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寫作了《難經》這本著作，「發揮至道，剖析疑義，垂示後學」，具有同《黃帝內經》一樣的開源性價值。然而我以為扁鵲對於後學的影響作用。又豈在醫理。當年太史公敘述扁鵲時，已經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扁鵲行走於趙、齊、韓、魏的救世圖畫，它點明了扁鵲之於那個群雄爭霸時代所代表的醫學的人民性。
因此，《難經》固然反映了扁鵲時代醫學達到的理論高度，我們亦不能忘記醫之至道在「人」這一醫人奉行不二的處世準則，所以在紛亂時世，《難經》這樣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寫，更可以看出扁鵲對人類的關懷之意。而他身長雙翅，手執針石，飛翔在民間的形象．才是對《難經》的時代價值最完美的註解。同樣，張仲景因為《傷寒雜病論》而稱聖醫林，可他的「傷寒」一說，卻來源於東漢建安之亂中他的家族二百餘口大部分死於傷寒的慘痛經驗，他創立「傷寒」醫學，雖然與先前的醫學經典敘述有承繼關係，但也是從現實人生的需要出發，對生活在那種充滿了殺厲之氣的惡劣環境中身罹疾病的北方人民一面實施醫療，一面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
張仲景尊崇的是上古聖人黃帝、神農關心人民的精神，作為一位才能傑出的醫人，他用《傷寒雜病論》這部醫學大書，實踐了自己「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的道德理想。由張仲景推之往下，葛洪、陶弘景之輩，在死亡無情追逐著士人生命不放的東晉南朝三百年時間裡，開拓了一條醫學養生道路，這顯然是對處在亂世凼境中的士人們憂生畏死心理的強大撫慰和治療。
中國養生醫學興起於東晉南北朝那樣一個充滿生存危機的年代，應該說是葛、陶兩人的特殊貢獻。孫思邈是個經歷了隋唐之際天下大亂的人，他雖然自詡為真人，但絕沒有真的離開過人間生活。
在他長達一個世紀的人生經歷中，《千金方》顯然足以代表他對於醫學與人類生命的認識，他說：「人命至重，貴於干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正因為有這一仁道思想的貫穿，所以《干金方》作為當時一部最豐富的方藥之書，其敢於超越古方自立新方的意義，就不僅僅限於「方書之學」的革新帶米的「醫道之一大變」，而是其中深藏著積極用世、救濟生民的意味。
孫思邈被後世老百姓尊為「神仙」和「藥王」，我以為絕不只是迷信。劉完素生當南宋與金對峙、南北分裂時期，這位河間先生的名聲，與其說與中國醫學四大家聯繫在一起，還不如說他醫學上的北方特色更加引入注目。中國北方的情形，不問可知。劉完素一直伏處民間，自號通元處上。史書上介紹劉完素的文字極簡略。
大約他的醫學活動只在江湖之遠而不在廟堂之高，且世事混亂，難以記錄吧。但我們不妨說，劉河間具有廣泛影響的「寒涼說」，亦非空穴來風的理學化的推斷，它是植根於北方土地上的理論，無論後世醫家怎樣不以為然或加以推翻，也只不過是因為時勢不同、世情不同，難以產生與劉完素相近的醫學見解，也難以有共同的醫學語言罷了。
讀者一定會注意到，筆者跳過了那位家喻戶曉的醫學奇人—華佗。人們真是太熟悉他了，華佗的故事早已經由說部《三國演義》保存在文學經典裡了。我想另起一節單獨說一說這個人物，因為他是由文學所塑造的亂世名醫中的一個最不幸的人。
《三國誌·魏書·方伎》中記：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敷。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捨去輒愈。針灸不過一兩處下針……若痛髮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間即平復矣。
說華佗年將百歲，大概誇張了些，但說他是一名醫術精湛的外科醫師，這一點則確信無疑。說部裡華佗曾為關雲長刮骨療毒，即根據這一點而來。華佗是死在曹操手裡的。當時華佗在徐州、廣陵一帶仗技行醫，聲名四播，曹操將華佗收為自己的私人醫師，專門為他治療頭風病。然而，華佗並不樂意。
據史書上面說，華佗「本作上人，以醫見業，常自悔」。此說似乎矛盾，既然華佗當年連舉孝廉和征辟都不肯去，此時又何至於唸唸想著自己的上人出身呢，想必他是悔於入了曹氏的牢籠，失去了自由之身吧。因此，華佗才千方百計想離開曹操，他終於忍不住找借口請假回家鄉看望老婆，過了時限硬是拖延著不肯再來，於是惹惱了曹操，派人把他捉將來關在獄中，最後殺死了他。尤感冤屈的是，曹操殺了華佗卻振振有辭地說，這樣不憂天下的鼠輩，留他幹什麼。還說，我的頭風病只有華佗能治，這個可惡的小人，故意養吾病以自重，我即使不殺他，他也終不肯治好我的病。《三國演義》裡將此情節改為華佗深知曹操是個亂世奸雄，所以拼了自己的老命也不治操賊之疾，好則好矣善則善矣，然而醫人華佗的人生之悲卻被減弱了不少。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落在曹操這種凶殘不義的人手裡，華佗的命運只能如此。
中國歷史上名醫的重大死難事件，有史為證的是兩起。一起是扁鵲(哪一個扁鵲難定。但總有一位)，他死於嫉妒者的血腥謀殺。扁鵲因技藝高明而死於非命，已經讓我們痛感時代的味暗和不公正，而華佗獨擅異術，卻因不甘心為強權者服務而罹禍，這更令我們生出無限的悲哀。華佗的外科術，是那個時代醫學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千年之期，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在這方面與華佗相比。然而，即使華佗仗此異術可以睥睨千古，在強權者眼裡也不過「鼠輩」和「小人」而已，要殺便隨便殺了。
華佗臨死前，曾想把自己花了一生心血著作的秘笈《青囊書》托付給看管他的獄卒，但獄卒害怕，不願接受，華佗憤然付之灰燼。據說，華佗的醫術來自於歷代單傳的扁鵲，而在他手上扁鵲醫術最精華的部分終於付之一炬，致使後代失傳。說到這裡，再聯想到他們兩人共同的死難，只能為亂世良醫及他們釣醫學發一聲浩歎。
摘自《懸壺外傳》文/費振鐘
文章來源: 大中華健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