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我們走在大路上 向左還是向右?

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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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5日訊】上個月,北京流傳一個熱門話劇,叫《我們走在大路上》。這是一部獨特的話劇,沒有主角,沒有情節,有的是對過去三十年的回顧,和對未來的惦念。有意思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在寫腳本時請教了不少精英,演出後也請教了不少精英,可是它的對白,充滿了對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幽默和調侃。

什麼是知識精英?在《大路》上,知識精英就是靠抄襲學生出名,靠摔個大馬趴撿鈔票致富,靠國外講課費、政府課題費和企業贊助費,為利益集團提供一流知識服務的文人。什麼是經濟精英?經濟精英是眼中只有效率沒有道德,言必稱“世界銀行”,一門心思要與英美主流接軌的學者和智囊。而政治精英是那些在美國培訓幾天就忙著“海歸”爭權力、排座位的政壇新秀。

精英們被調侃,甚至被惡搞,本來沒啥了不起。在《大路》上,長城、黃河都可以被惡搞,精英算老幾呢?可是,精英不是一塊鐵板,鐵板一塊。如果說《大路》編劇黃紀蘇屬於極左精英,有人說他現在變成中左精英了,那麼,被惡搞的,就是左翼的對頭右翼精英。

右翼精英何以被惡搞呢?《大路》認為,右翼主張的改革十分有問題。右翼說,“大鍋就是得砸碎”,“改革就是得交費”,“精英就是得兩全其美”,而所有的問題“就是沒有一步到位”。為了一步到位,在通貨膨脹最為倡狂的時候,右翼精英主張強行闖價格關。為了一步到位,右翼主張與西方儘快接軌。為了一步到位,右翼要改革闖關、闖關,一直闖到了1989年大禍臨頭。《大路》似乎在暗示,主張一步到位、全盤西化的精英們應該為“六四”負責。

如果說《大路》對精英的主張和“六四”的關係僅僅是暗示,那麼對精英的作用和貧富差距的關聯,《大路》則一點也不含混。《大路》說,在世紀之交,“被精英階級超級挾持的改革事業,終於以中華民族的崛起為抵押,將中國社會帶到富者奢侈無度、窮者苦難無告的境地”,於是,一條路走成了左和右,一個世界分成了黑和白,一個人間隔成了天和地。

的確,今天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一些人富裕到了極點,一些人貧窮到了極點,這已經成為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對此,左翼和右翼並沒有分歧。黃紀蘇和徐友漁沒有分歧,朗咸平和吳敬璉也沒有分歧。但是,那些富裕的人憑什麼富裕到了極點,那些貧窮的人憑什麼貧窮到了極點?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目前中國左派和右派爭議的一大焦點。左派說,是右翼精英和他們主張的市場改革,造成了貧富懸殊的社會。右派說,是改革不徹底,是貪權腐敗造成了貧富懸殊。左派的藥方是增加福利,限制自由,擴大政府的權力。右派的藥方是要增進自由,限制權力,推動政治改革。

究竟誰應該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負責?依我看,這筆帳應該算在瘸腿改革上。中國的改革本應是雙腿制,一條是市場經濟,讓人民有飯吃有錢化;一條是民主政治,讓人民有話可以講有權可以使。中國目前的狀況是,市場經濟這條腿雖然出了一些毛病,還算大體健康,而民主政治這條腿卻完全喪失了功能。在喪失了人民監督和民主制衡的前提下,有權的人化公為私,大搞權錢交易,並剝奪沒權的人的資產和機會。這才是造成當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把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歸咎於市場改革,並清算改革,就好比要把那條還算大體健康的好腿打斷,使這條好腿和壞腿一樣短。

一些左翼精英至今仍十分懷念毛澤東的1962-1965時代。他們說,那時沒有貪污腐化,沒有貧富差距。可是那是一個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全國人民一樣窮、全國人民只有一個聲音的年代。如果讓今天的十三億人民有選擇權力,他們願意回到那個極左的年代嗎?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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