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說上面這句話的，是一位已85高齡的老共產黨員。抗戰時期，他就讀于金陵大學哲學系，畢業後任該校講師。兩年後被中共黨組織派到重慶《新華日報》當了一名記者，期間接觸過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葉劍英、王若飛、秦邦憲等中共要人。之後，他又轉赴延安，仍然從事新聞工作。中共建政後，他轉到剛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從事馬列主義教學和研究的資深教授。在1955年，毛澤東發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他涉嫌罹禍，被定為該‘集團’的骨幹分子，整整坐了20年共產黨大牢，直到“文革”結束，才獲釋“平反”。
這個老共產黨員是誰？他就是謝韜。上面引述的那句話，就是不久前他在給人大老校友丁弘的一封信中說的，原話是：
“我們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趕不走派。後來覺悟了，仍然是護黨派、改革救黨派，想方設法要救這個黨，改善黨，想黨變好，但悲哀在於逐漸發現，這個黨是很難救了，積重難返了，救不了了。怎麼辦！？一個是轉變，改弦更張，大氣量，大手筆，大政策，開歷史新局面，這可能性極小；一個是自我瓦解，自我毀滅，被人民拋棄。這是歷史的悲劇，人民（包括我們這一代）付出了那麼多的歷史代價，卻換來一個歷史悲劇，這更是悲劇中的悲劇。”（引自謝韜：《給丁弘的一封信》，原載《動向》2006年11月號11/17/2006）這可謂一位飽經憂患者的切膚之言。
作為中共黨內的一位思想者，最近他終於打破禁忌，在海外媒體和網站上一連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所撰序言》，另一篇就是《這個黨是很難救了，積重難返——給丁弘的一封信》。由於這兩篇文章出自一位歷盡磨難仍然對共產黨忠貞不二、如今卻感到絕望的老人之手，所以不能不引起海內外各方人士的普遍關注和議論。
這裏，我先按下有關評論不表，先說說我心目中的謝韜其人。
上世紀70年代末，謝韜劫後複出，並於1982年回到闊別20多年的人民大學任常務副校長。四年後任滿，終因生性耿介，脫不了知識份子身上的那一股“書呆子氣”，難以適應在人民大學這類黨政幹部一統天下的大學裏擔任領導職務，遂於1986年離開人大回到他此前曾工作過一段時間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該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兩年後離休，退出仕途，回人民大學定居。
在謝韜任人大常務副校長期間，我與他曾有過一些接觸，但僅僅是“工作關係”。我與謝韜的真正交誼，始於1989年6月3日那個血色的夜晚。那時，北京實行戒嚴已有多日，軍隊已兵臨城下，危機一觸即發。那天傍晚，人大東校門廣場人潮如湧，人聲鼎沸，大家都預感到一場劫難即將降臨。隨著暮色漸暗，很多家長穿梭于人群之間，尋找失散的孩子，有的則眼巴巴地盼著自己外出的孩子能儘快歸來。在這個焦躁不安地等待著的人群裏，就有我和謝校長。我等候我的兒子歸來，他等候他的孫子歸來。他身體不好，柱了一根拐杖，就站在我的身旁。開始我們還說話，議論一些學潮的事，後來聽說戒嚴部隊開槍了，也就再顧不上說話。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我們始終沒有離開過學校的東校門。這一夜，我和他都是在恐懼、擔憂甚至絕望之中度過的。
第二天清晨，終於等到了結果，謝校長的孫子平安地回家了，而我的兒子卻再也沒有回來。從此，6月3日那個血色的夜晚，也就成了我們終生難忘的一個共同記憶。
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的來往漸漸多了，相互之間也就有了更多的瞭解。在我的心裏，他是一個性格倔強的小老頭，既善解人意，又豁達開朗。然而，89年那一場空前慘烈的劫難，不僅給我、也給他留下了永生的痛。他常常托人捎話或打電話詢問我的情況。我的精神狀態稍稍好轉後，他又多次把我叫到他家裏，說話不多，多半是面對面地坐著；有時也提起一些他自己的往事，也只是為了打破沉默。
1991年是我人生的分界點。那年5月我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的電視採訪，駁斥了李鵬散佈的有關“六四”的謊言，譴責了1989年的那場大屠殺。我一下子成了共產黨的整肅物件，很多原來同情過我、甚至來家裏看望過我的師生、同事和朋友，開始有意識地疏遠、回避我，有時在校園裏碰到，也寧可繞道而行。然而，謝校長卻不，他從別人的議論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情況，又特地把我找到他家裏。他聽我講述了事情的詳細經過，然後爽朗地用濃重的四川口音連聲說：“做得對！做得對！丁子霖，真沒有想到你還說得很有分寸的。”他鬆了一口氣，又對我說：“我知道你沒有錯，我放心了。”看得出來，他贊同我的做法，卻又擔心我遭到進一步的整肅。為了寬慰我，他常常對我說：“學生是愛國的，沒有罪，這個案一定會翻過來。”他要我耐心等待，保重身體。那時，他似乎對重新評價“六四”很有信心。也許，這是從他從劫後重生的經歷中得出的一個“樂觀”的判斷吧。
此後，我和一些難友開始了尋訪、救助其他“六四”受難者的活動，同時聯合這些受難者投入了群體性抗爭。由此，我受到國安部門的嚴密監控，願意接觸我的人更少了。但我仍然得到謝校長的理解和支持。只要“便衣”一撤，他總是把我找到他家裏，要我向他介紹尋訪死難親屬的情況，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個案。他從我的介紹中，記住了一個叫“吳國鋒”的名字，因為這位死者是他的同鄉，四川成都人。他曾多次向我提出，要在他回成都的時候去看望這位死難者的親屬。他一直在尋找機會。終於，在幾年前他回成都的時候，把那位難屬請到了他的寓所，實現了他多年的願望。
1995年秋，我和我丈夫在無錫鄉間寓所被抓走，並被秘密關押了43天。我們獲釋後回到北京，他又把我們叫到他家裏。他看到我們安然無恙，很高興，詳細詢問了我們被關押期間的情況。當然，又少不了一番鼓勵和安慰。這次見面，他向我要去了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書——《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在以後的幾次見面中，他多次談到這本書，說這是一份有關“六四”慘案的鐵證，是一份值得永遠保留的歷史紀錄。他問我還有沒有存書，他要分送給一些老朋友。他提到了胡績偉先生的名字，說胡先生曾托他向我要過這本書。後來，我從他那裏知道，這本書他還送給了其他一些老朋友，其中有李銳先生和李慎之先生。
令我感到終生遺憾的是，在李慎之先生生前，我始終未能與他見過一次面。記得在2003年年初，也就是先生逝世前不久，李先生曾托謝校長給我捎信，說希望我能與他見面。當時我已經買好了南行的車票，抽不出時間去見他了。於是謝校長對我說，這次不能見面不要緊，今年晚些時候朋友們要為李慎之先生做80大壽，我帶你一起去祝壽，這樣，一些老人你都能見到了。沒有想到，還未等到我從南方回來，李先生就仙逝了。
謝校長在共產黨裏有很多老朋友，而且常常會面。有時，他邀請這些老人一起去成都聚會。每一次這樣的聚會，他都要給我們說上半天。給我的印象是，這些老人都是很好的人，相互間有很深的友誼，歲數那麼大了，還是那樣憂國憂民，總想著要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出一把力。他們的拳拳之心，令我肅然起敬。
然而，在我的印象裏，這些老人也都很“天真”，他們總是“往好裏”去想、去看一些人和事，因此不免在無意間傳播一些“善意的幻想”，我就常常從謝校長那裏聽到過這類“幻想”。比如，他總是對我說，“六四”一定會翻案的，只是急不得。在鄧小平活著的時候，他常用濃重的四川話這樣勸慰我：“丁子霖，再忍耐一下！”他指的是江澤民雖然當了總書記，但還有鄧在後面垂簾聽政，還做不了主。後來鄧死了，仍不見江有什麼動靜，他又說了：看來江也不行，他是靠“六四”上臺的，“丁子霖，再忍耐忍耐！”後來胡錦濤接替江澤民當了總書記，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又對我說，現在胡還沒有站穩腳跟，再“忍耐忍耐吧”。再後來，他不再要我“忍耐”了，他說胡錦濤要向朝鮮、古巴學習，看來也沒有希望了，只能等到接替他的人來翻“六四”這個案了。這種“善意的幻想”，也常常表現在他對國內外形勢的估計上。
時間長了，我也常常產生了這樣一些想法：這些老人總是把眼睛盯著中共高層的動向，總是把中國未來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黨魁的身上，這有什麼用呢？為什麼就不能再跨出一步，參加到民間反對力量中間來呢？尤其是近年來，國內曾發生過多次有影響的連署活動，如杜導斌案、師濤案、東洲血案等等，我曾多次想說服謝校長參加這些連署活動，但最後我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我不得不承認，這些老人的人生經歷、所處位置、意識形態和理想信念，畢竟與民間異議者有很多不同，一來，不能強求他們去做後者想做而他們並不想做的事情，能夠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得到他們的同情和理解，就已經上好了。二來，他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從體制內推動政治改革，也許，他們也認為這樣的方式更有效。
然而，也有令我感到意外和興奮的時刻。那就是今年2月2日，李銳、胡績偉、江平、朱厚澤、李普、何家棟、何方、邵燕祥、張思之、吳象、鐘沛璋、彭迪、戴煌等十三位長者發表了《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義正詞嚴地譴責了中共當局的“惡性新聞管制”。我覺得這不僅僅是跨出了一步，而且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我相信，他們說的話對於國內民眾尤其是“體制內”的人來說會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這十三位簽名者中，何家棟先生也于不久前逝世了，我回憶起曾經與何老的接觸，不禁黯然神傷。我覺得對這些老人的任何苛求和不敬，都是很不應該的。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