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報導】（中央社記者李佳霏台北十九日電）國務機要費與首長特別費事件，近來在台灣引起諸多討論；台灣學者今天從轉型期正義角度出發，認為這種黨國體制遺留下來的行政難題，應儘速通盤檢討改革，不宜採取雙重標準看待，讓各界多點討論，早日脫離因制度不明而衍生的社會風暴。
台灣智庫上午舉辦「從國務機要費到特支費：從轉型正義出發」座談會，邀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陳明通、凱達格蘭學校校長林向愷、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君愷，以及民主進步黨籍立委管碧玲（高雄市）與會。
座談會主持人、中央研究院社科中心助研究員徐永明說，談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問題，應從歷史脈絡出發，「為何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這就是典型的轉型正義問題，在進入法制化之前，朝野各界應充分討論。
他表示，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的爭議，是「制度上模糊，科目有不同詮釋」，也凸顯出過去黨國體制遺留的東西，不是現在社會價值所接受；他呼籲台北市長馬英九能跳脫處理當事人法律的角度，從在野黨領袖的高度出發，進行整體制度性討論、反省，甚至法制化工作。
陳君愷指出，國務機要費與首長特別費事件，事實上是存在已久的歷史、文化問題；例如宋代的地方官員，就有所謂「公使錢」的名目，現代學者有人解讀這個費用是「特別津貼」，也有人認為是「特別辦公費」，依舊爭論不休，至於當時的地方官，有人是將其視為俗例落入私囊，也有些人收受，但堅持用在公務。
他說，當前挪用不實單據核銷是普遍現象，從收銀員慣例詢問一句「先生，您發票要打統編嗎？」即可知；但這些事例，有許多其實是在硬性規定下不得不然的便宜行事，不僅與貪瀆無關，甚至可能是為了完成工作的責任心而造成。
陳君愷表示，使用單據核銷的制度，原來是為了防止弊端，但一個防弊措施，卻反而造成更多弊端時，這種不符世情、入人於罪的制度，已到了應該改弦更張的時候。他呼籲，台灣應儘速通盤檢討改革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的運用與核銷制度。
陳明通說，國務機要費與首長特別費事件，其實只不過突顯轉型期許多問題的一兩項而已，所以鬧得沸沸揚揚，主要是主角太「巨大」，在政治鬥爭的邏輯下，無限的被放大，然後無限上綱道德標準，「轉型期正義」問題早被拋到九霄雲外，結果不僅沒有解決問題，還鬧到社會動盪的地步。
他認為，如果要談整體解決的方法，就必須把轉型期正義這個概念重新找回，對於過去不對的事，當然要按照新的民主治理標準矯正，但因為因襲過去的模式所犯的現在標準錯誤，應該予以赦免，既往不咎，如此「雖不令人滿意，但應可以勉強接受」，才能平息現有風暴，使國家早日走過轉型期的陣痛，邁向正常的民主道路。
管碧玲：從轉型正義處理國務費與特別費議題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管碧玲今天表示，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爭議，屬轉型正義應包裹處理的議題，不應有雙重標準，也不是台北市長馬英九個人的法律問題，應從制度面檢討，減少社會對立；法制化後應保留特別費，給予愈高層級首長，更大的運用彈性。
管碧玲（高雄市）上午出席「從國務機要費到特支費：從轉型正義出發」座談會時，整理資料反駁中國國民黨指稱，國務機要費沒有特別費性質的說法。
她指出，國務機要費在民國八十四年度到八十六年度，機要費還編列在「特別費」項下，屬下位概念，但國務機要費演變過程中，制度模糊，莫衷一是。
管碧玲表示，總統府在民國三十八年度就編有國務機要性質經費，當時以經費性質分別編列在「機密費」與「特別費」兩個科目項下；五十二年度後，改按計畫別編列，都以「國務機要」計畫科目呈現，並再依用途，從早年「機密費」、「特別費」或「機要及機密費」演變至今，歸屬在「業務費」項下的「機要費」。
她說，綜觀國務機要費預算的演變過程，據主計處說法，確有機密費與特別費性質，總統府會計處才會說，總統府內部會計程序及公文用語，仍稱不需憑證部分為機密費，需憑證部分稱特別費。
管碧玲指出，中央政府各機關首長等人員的特別費，依法規定，「特別費的支用，仍以檢具原始憑證列報為原則」，只有在例外情況，「有部分費用確實無法取得原始憑證時，得依首長領據列報，但最高以特別費半數為限」。
她表示，從上述規定可知，首長特別費是在例外情況下，可不用發票核銷，但不能超過特別費半數，現在卻被說成是「特別費的一半不用發票核銷」，這是特別費衍生風暴的關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