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8日訊】與人談中共，說「專制」幾乎沒有異議，說「邪惡」就有一些人不以為然，以為是咒駡，偏激，說到中共的罪行也往往歸結為：它就是專制嘛！
用「專制」來概括中共的所作所為，從政治層面上說是沒有問題的，這也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的事實。但是中共的性質是什麼，這個「一黨專制」的「黨」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很多人並不清楚，所以就會把中共的罪惡說成是專制制度的罪惡了。實際上社會制度、政冶體制是從屬於人的，真正的根源是中共這個所謂的「黨」其實是個以把中國人民推向毀滅為使命的邪惡的東西。無論是它建政後實行專製造下的罪惡，還是它建政前鼓噪「爭民主」「要自由」時造下的罪惡，無論是它在無法無天的文革時期造下的罪惡，還是在當今「依法治國」「構建和諧社會」造下的罪惡，都是同一性質的，是反天理、反人類、反人性的罪惡。這種罪惡正是中共本性的表現，無論制度體制如何，中共邪惡的本性都要這樣表現。作為一個生命體，中共是一個邪惡的靈性的東西，專制是這個邪靈操控社會的基本形式和主要特徵，邪惡才是它與生俱來的根本性質，如同蛇之毒液，毒是它的天性，「液」是它的施發之態，蛇之傷人就在於它有毒。
「專制」是一社會政治範疇，「邪惡」指的是某些生命的性質。與專制對立的是民主、法制和政治上的多元自由，而邪惡是對人之為人的普遍人性的殘害，它要毀滅的是人性中「正」與「善」的因素：神的信仰、生命的關懷、仁愛的精神、道德趨求、對良知的信守以及善良真誠正直寬忍等基本品質。專制式的政治體制與邪惡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例如臺灣在八十年代前也是一黨專制的社會，但仍與中國大陸有著根本的區別，臺灣民眾的人格精神和人性仍是健全的自由的，國民黨只是在政治權力上專制卻並不邪惡，這也是臺灣能在後蔣經國時代平穩過渡到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從歷史上看政治和政治權利在整個人類生活中並不是至關重要的東西，在近代社會紛爭日益突出的世態下，它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才逐漸增大，而只有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政治隨著邪惡的得勢發生了畸變，不僅涵蓋和支配著人的全部活動，而且直接滲入和操控人的思想和精神，使人們只知道從政治上看問題，認識不到生命的性質、狀態、生命中正邪善惡的消長強弱才是決定社會興衰人民禍福榮辱的根本原因。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重大罪惡活動沒有一次是在它的權力受到真正威脅的形勢下發動的，也沒有一次是為了人民生計、社會安康（實際上為民生計根本不需要政治運動）而興起的，更沒有一次是在人類基本道德觀念和現代法律的框架下進行的。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是「無端的」，其迫害的民眾也是「無辜的」，這決不單單是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的問題，而是邪惡勢力蓄意對生命、人性、人道、人的精神的殘害。「一黨專制」首先是因為中共是邪惡的，國家權力才能演變為一種反天理反人類反人性的邪惡力量，權力的專制也就必然給社會和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在這個過程中專制和極權既為邪黨的存在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也為它施發邪惡提供了最便利的條件，使專制制度在中共那裏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兩者難解難分，專權與獨裁對中共已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模式，而是與生命息息相關的東西。
由於中共的性質，中國的問題已不是簡單的政治體制問題而是一個邪惡的生命以「黨和國家」的形式對整個社會的操控和對幾代中國人精神的毒害，這就是中共的一黨專制迥然有別於歷史上任何一種專制體制的實質所在。因此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徹底擺脫邪惡勢力對社會的操控，已不再是個政治訴求，而是中國人從邪靈的挾持和操控中覺醒自救的問題。要達成這一目的，單靠民主、自由、人權和法制等西方式理念，期望通過社會權力的分配和平衡尋求問題的解決，恐怕是難以濟事的，中國的問題看似制度問題，根本上是人的問題，普遍的信仰缺失，社會道德的淪落，觀念的變異，人性的麻木和萎縮，使社會呈現為嚴重的病態。在這樣的土壤上西方民主之樹是開不出現代政治文明之花的。只有徹底暴露中共的邪惡本質，警醒我們做人的本性和良知，喚醒我們識正邪明善惡的天生本能，喚醒我們對天地對自然法則的敬畏意識，重新理清人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基點，正本清源，才能使社會趨向和諧、自由與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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