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五、臺灣問題國際化：明智的試嘗
與1995年6月第一次單方面宣佈中止兩岸協商後採取的行動相同，1999年8月第二次單方面宣佈中止兩岸協商後，大陸在文宣上對「特殊國與國關係」和李登輝個人進行批判、聲討和人身攻擊，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以大規模軍事演習和戰爭宣傳進行戰爭威脅，台海局勢立即處於十分緊張狀態大陸媒體和官方的言辭，使很多人以為戰爭馬立要爆發。然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領導人陳水扁反而贏得總統選舉。
陳水扁執政後，其兩岸政治路線與李登輝一脈相承。事實是，早在1996年，李登輝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時，民進黨就解釋說：這「指的就是兩個對等國家的關係」。陳水扁執政後，提出「一個中國」是個問題，是一個未來的問題，把大陸民主化作為解決「一個中國」問題的前提條件；提出在大陸沒有民主化之前，不具備解決「一個中國」 問題的時候，「中華民國在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必須承認臺灣的主權地位。其兩岸政策的立足點基本上是本土主義、漸進式台獨和大陸民主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戰爭威懾下當選的陳水扁，執政後卻大力削減臺灣的國防預算，首先是延期執行國民黨執政時確定的一攬子軍購計畫。儘管2000年以後，大陸不斷加大軍事投入，軍工企業迎來了三十年來前所未有的景氣，但陳水扁政府卻不斷地削減臺灣的軍事預算，把國防開支從占GPD的4%逐步削減到占GPD的 2.5%，說明除了渲染和利用大陸的軍事威脅謀取政治利益外，陳水扁政府並未把大陸的武力威懾放在眼裏。
中止兩會協商機制，兩岸失去交流及交換的管道，意味大陸也失去通過協商、規勸、互讓的方式，緩和或阻止臺灣走向實質性獨立的一條管道。
中斷已經六年了，兩岸之所以至今不能恢復協商機制，在於專制政權從來視自由民主為洪水猛獸。當兩岸協商進入政治性談判階段，基於正義原則，專制政治相對於民主政治而言，沒有對等競爭的本錢，缺乏談判或交易的政治籌碼。設置把「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捆綁在一起的「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為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的前提，實質就是拒談。保持現狀、維護兩岸和平穩定，能夠避免民主的洪流，維護一黨專政的既得利益，因而成為大陸目前唯一的訴求。必須正視，臺灣獨立是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現狀能維持多久，取決於大陸及國際社會能否給臺灣執政當局、政治精英和臺灣民眾施加多大的壓力，進而影響他們的決心和選擇。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國，事實也證明，幾次陳水扁要突破現狀時，是美國的規勸和壓力讓陳水扁收斂和退縮。
臺灣問題國際化就在這樣的背影下突顯出來。 2004年9月，中國外長李肇星把臺灣問題搬上聯合國大會，李肇星在聯大發言說：中國政府希望國際社會充分認識當前台海局勢的複雜性和敏感性，認清臺灣當局進行分裂中國活動對台海穩定和亞太和平的嚴重危害，繼續支持中國政府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所作的努力， 共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以促進台海穩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錦濤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就向布希提出「臺灣問題是中美共同的問題」。當時，香港信報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學者就敏銳地捕捉到：大陸不再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2005年9月13日，胡錦濤與布希在紐約會談時，對布希說希望美國與中國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
長期以來，兩岸在台海問題的搏奕中，大陸始終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外力介入；而臺灣方面，似乎一直有意地要將臺灣問題國際化。我認為，李肇星2004年聯大講話，胡錦濤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向美國兩次主動呼籲，表明大陸對臺灣的政策和態度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中共可能已經認識到，獨自無力解決臺灣問題或者說無力阻止臺灣獨立，不得不承認，維持現狀必須借助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力量，訴諸於美國和亞太國家的共同的利益，從而主動試探將臺灣問題國際化。
此次大陸試嘗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不是以主權為訴求、以統一為目標，而是的台海和平穩定為訴求、以維持現狀為目標是比較明智的。
九十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價值觀趨向於是把人權置於不低於主權的地位，國際社會的道德主體和權利主權已不僅僅限於主權國家，而是包含了個人和群體。這時，主權訴求與以市場引誘和暴力威懾下對和平穩定的訴求相比，以和平穩定的求，訴諸於共同私利或許更有吸收力，能收一時之效。
六、現狀的脆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把遏制台獨，保持現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訴諸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把臺灣問題國際化，必須尊崇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和行為規則。民主和平論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民主政治更加符合美國國家的長遠利益，是美國外交的長遠目標。與其說海峽兩岸維持現狀符合美國利益，不如說大陸民主化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臺灣的訴求。在這一點上，美國與臺灣更容易合流。因而，當胡錦濤向布希說「希望美國與中國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時，布希的回應是美國的一貫立場，大陸必須與臺灣民選政府直接談判。跟著，陳水扁於今年9月底立即呼應：臺灣政府願意不設任何前提條件與大陸政府直接對話。
對美國寄予太大的希望是不切合實際的，美國社會的價值觀決定：美國政府可以對臺灣執政當局暗中施加影響，但美國政府不可能拒絕臺灣通走民主途徑作出的選擇。魁北克獨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政府可以反對魁此克獨立，但在魁北克獨立投票前，美國政府不得不宣佈，不論投票結果如何，美國只能接受。
台海問題，目前之所以能維持現狀，美國固然起一定的作用，關鍵的因素，是台島的政治格局：朝小野大。主張漸進台獨的執政黨小、主張維持現狀的在野黨大，從而，主張維持現狀的在野黨對陳水扁政府形成強力的制約。這種現狀有其脆弱的一面。民主政治是選舉政治，選舉結果和選舉策略都深深地影響現狀脆弱的平衡，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不知道會從那個方位飄然落下。第一、任何改變這種的政治格局的變化都會打破台海現狀；第二、在這種政治局格下，面臨大選時，選舉的搏奕也有可能打破台海現狀。
可能的拐點將出現在2007年，製造拐點的人將是馬英九。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除試圖述說國民黨與本土主義的聯結和一句空白的「新中間路線」外，以「不貼鍋」的態度，至今不宣示其大陸政策。在2008年總統選舉活動開始前，估計馬英九還會繼續這種「不貼補」策略。而最遲2007中，馬英九必須宣示其大陸政策。
觀察臺灣政治領導人，應該清楚一點，無論統獨，他們考量的，是臺灣的安全和臺灣的利益、以及政黨的生存和發展。以此為訴求，大陸民主化，是臺灣安全和發展的最大保證,對臺灣的安全和利益，居首要地位，民主和平論，是當下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之一；居於第二位重要地位的，就是兩岸統一，兩岸民主統一，對臺灣社會，意味著安全和市場，利益最大化。因此，大陸民主化和兩岸統一是臺灣社會不二的選擇，不論李登輝，陳水扁，國民黨，民進党，他們長遠的政治綱領，都沒有脫離這條事關臺灣安全和發展的主線。
明白了大陸民主化和兩岸統一對臺灣安全與發展的重要性後，再觀察李、陳、國民黨、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很多問題就容易想通。也就可以發現他們兩岸政策的共同點和長遠戰略的一致性，剩下就是步伐和方法的不同，也是他們唯一的分歧。
因而，可以說，李登輝路線就是現在及可見的將來臺灣的路線，不論誰上臺，只能這樣。區別將在於如何爭取與大陸的對等權甚至主導權，在民主統一無望的情況下，維持現狀待變、主動促統、先獨後統只是策略和方式方法。
基於選舉需要，馬英九將宣示的大陸政策，不可能背離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陳水扁不敢取消李登輝時代國民黨主導的《國家統一綱領》，連戰不敢超越《國家統一綱領》，馬英九同樣地也不會超越《國家統一綱領》，其兩岸政治路線就其內容而言，與李登輝、陳水扁不會相差太遠，有分別的，將僅僅是步伐。
李登輝與大陸交惡，在於「急統」，急於以「自由、民主、均富中國」的理念統一中國，急於邦聯的建構，犯了大陸「井水不犯河水」的大忌。當大陸表示不可能與臺灣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時，他卻急於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政涵義》；當大陸表示先就政治談判的程式性進行協商，他卻急於指示，「開展統一的步伐」。所以，他提出的「一國兩府」、「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特殊國與國關係」等邦聯要素，無不被扣上「台獨」的帽子，並成為後繼的民進黨政府先獨後統的正確性的不證自明的活生生例子，而最終不得不與之合流。陳水扁與大陸交惡，在於先獨後統，把大陸民主化當做衡量統獨的游標，企圖打破現有的秩序和平衡。連戰之所以受大陸青睞，不在於他不走李登輝路線，相反，2001年7月，連戰於拋出「階段性邦聯論」，而把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步驟化，2003年又提「一邊一國」，被陳水扁嘲弄一翻。連戰的倡導，與主張中間路線的陳水扁，沒有本質的差別，兩人都主張兩岸對等政治實體地位，都曾喊過「一邊一國」，連戰明的主張邦聯模式過渡、陳水扁曾暗示「歐盟模式」過渡。
不能不提的是，馬英九是當今臺灣政治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公開宣示「反共」、倡導大陸民主化的人，期待他不要比李登輝走得更遠就不錯了，期望他維持現狀是一種阿Q式的自慰，就如他當上國民黨主席後，大陸網路炒作邀請他參加今年大陸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動一樣幼稚。
馬英九崛起後，大陸當局期望他維護現狀，有些人期望他帶來民主，頭腦簡單的以為有了他就有統一可能。我對馬英九將標榜的新中間路線不抱希望，在大陸「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下，馬英九沒有挪騰的空間，如果他能當選，只能是李登輝第二。當年，李登輝抓起馬英九的手，對臺灣人說「馬英九是新臺灣人」，把馬英九送到臺北市長的坐位，此後，馬英九以「新臺灣人」為標榜，彙入本土化的潮流，才有今天的地位。2008年如果落選，一旦宣示了兩岸政策，就沒有回頭的餘地，最終也只能與民進黨合流，或者把民進黨擠到急獨的一邊。
七：「一國兩制」的困惑：尋找騰挪的空間
兩岸統一關乎十幾億中國人的福祉，李登輝從打開兩岸協商的大門、急於「開展統一的步伐」，到「台獨教父」，大陸應該進行反思，如王建民研究員所說：「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而不是一味地進行人身攻擊和漫駡。
2001年4月2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是這樣寫的：先說李登輝的病，一向固執己見、工于心計的李登輝，一輩子算來算去，弄出點心臟毛病並不奇怪，卸任後的李登輝不甘心失敗，為了搞「台獨」，對抗大陸，可謂絞盡腦汁，機關算盡，在祖國大陸反分裂鬥爭和全球華人反「獨」促統的聲勢面前，李登輝沒有撈到什麼便宜，一旦嗅到一點自認為有利的氣息，就興奮莫名，甚至赤膊上陣，說起來也可憐，李登輝明知搞「台獨」的本錢不多，就連自己的老本也搭上了，「病情」也利用上了，這只能說明「台獨」勢力已是窮途末路，在做最後的掙扎。
堂堂黨報，把此種文革式文章刊行於海外，是一種毒藥，於打擊台獨無補，於兩岸統一有害。越是對李登輝和陳水扁所進行超越理性的漫駡和醜化，越是增強臺灣民眾對大陸和統一的負面影響，加大了李登輝和陳水扁在臺灣社會的影響力，因而，他們批評大陸二十幾年來，僵化地抱住「一國兩制」不放，施行文化霸權主義，為一黨一私，抗拒民主潮流，越能得到臺灣民眾的認同。
當然，對一黨一私，有不同的看法，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前所長、資深研究員、著名中國臺灣問題專家李家泉教授是這樣看的：就兩岸關係來說，「以民為本」 和「以權為本」是截然不同的，以民為本，必然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為它代表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而以權為本者，必然要以分裂中國為目的，核心是保護其一黨一私的利益，必然要在兩岸同胞之間製造仇恨和對抗，犧牲多數人利益來保護極少數人利益。
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兩岸政策的制訂者或者執行者，不能行鴕鳥政策，把臺灣社會基本上已經民主化當成看不見，而聲稱代表臺灣同胞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一國兩府」之所以能在香港、澳門實施，中國政府是與殖民地的宗主國談判達成協議。而臺灣的統一，必須與臺灣民選政府談判，而且必定要通過臺灣全民共決才能決定。臺灣民眾不選擇「一國兩制」，一個原因，實力處於弱勢的民主社會對著實力強大的專制社會，臺灣社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剛從一黨專制中擺脫出來臺灣人，不可能選擇任何他們認為可能會回到過去的政治體制。儘管大陸一再聲稱臺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變，國民黨一黨專制時代的臺灣不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嗎？那怕僅僅是臆想的潛在的威脅，臺灣民眾都難以接受。不安全感往往出自於潛意識，這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抵制。臺灣民眾不接受「一國兩制」，臺灣政治精英就沒有選擇它的可能和協商的餘地。
威權政治的當局者可以自以為是地設計一個方案，並宣稱代表民眾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民主政治必須訴諸民意，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需要騰挪的空間，多種理性選擇的方案。這個空間，只能由大陸提供。
大陸的主流活語有這樣一句：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反諸於己：大陸既可寄望個別或少數政治家，也可寄望於十四億人民。
——胡平推薦(1/4/2006 15:19)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