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中國的轉型和個人倫理

——12月18日在少數人俱樂部的演講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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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0日訊】很榮幸佔用諸位的時間,跟諸位交流我們的人生經驗和認知世界。今天的題目是應主辦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講知識份子狀況的時候,研究生會的同學就希望我講一講中國的現狀,那次沒有講,這一次你們說想聽一聽這方面的問題,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實說,我很願意講講我個人這幾年的生活狀態,我自己的興趣、愛好。我對中國轉型問題已經沒有什麽興趣了。你們介紹我的時候忘了介紹我是一個寫詩的,我其實對兩個人以上的事不感興趣,我只願意過一種個人沈思的生活。

中國的社會轉型,其問題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除非一個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會感覺良好,才會一邊倒地歌頌中國的成就,認同中國的崛起,才會把自己眼前的佔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資源佔有當作有意義的人生成功。我們今天最常說的社會成功人士,其成功範圍不出大陸,時間長度不出十年八年,因爲他們依附的體制碎片或歸屬的社會結構處於劇烈的變動之中;體制碎片或社會結構看似穩定了,但它處於嚴重的內耗之中。何況即使他們一時成功了,但依附體制或社會結構給予的人生滿足,跟社會正義、跟合法性、跟善或說合文明性是兩回事。他們是一種自我導演的成功。他們不是善、正義、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舉例子證實這種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虛妄。20多年前,大陸中國正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報紙宣傳得轟轟烈烈,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家人一個電話,中辦就派人去給他們家清洗地毯,幹完活兒後,工人們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說,要是我也有這麽大的房子,這麽多的地毯,別說要我講四個堅持,就講八個堅持,我也幹。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中國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國人在大談三個代表、和諧社會,民間社會也在諷刺代三個表、和諧社會,但如果你是處長局長,你是系主任、校長,別說聲稱代三個表,就是讓你說你代了八個表,讓你講先進性體會,你也會同意的。

中國的問題,一句話,感覺是很糟糕的。用魯迅的話說,一方面是荒淫無恥,一方面是莊嚴地獻身。或者說,一方面是悲慘世界、停滯世界、賤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時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貴世界。用社會學家的話,這種中國社會結構已經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於制度改革定型,將是中國進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礙之一。

中國的問題是瞎子都看得出來的。但爲什麽還是需要說,因爲言說、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識,可以使我們各自的生活趨向完善。說話在今天是越來越困難了。中國要實現民主轉型的另一個大障礙是目前的執政黨本身,中共一黨專政幾十年,既無制度安排也沒有雅量接受批評,總把批評現實的話當作要推翻它的話,我以前對它的這一點還很不以爲然,但今天的我已經無所謂了,我已經對它不抱希望了。用儲安平的話,他在四十年代末辦《觀察》雜誌,批評國民政府,結果政府把他的雜誌查封了;儲安平說,政府害怕我們批評,可是今天我們連批評的興趣都沒有了。

真是這樣,就是中共求我批評,我也沒興趣給它一個字。它了不起要進入我的描述範圍。我自己很慚愧,既不像一些知識份子朋友那樣批評它,又不像一些實幹家比如維權者、志願者那樣身體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只是出於智力的興趣而觀察它而已。因爲我們不想活得糊裏糊塗的,我們得做一個明白人。我們得對我們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釋,這就要求我們認清中國的現狀。我跟生活、社會現實、熱鬧的都市有著很長的距離,這種旁觀對社會變革可能沒什麽用,但可能更客觀、更中立。

你們可能看過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學的一個演講,“當代中國的現狀及中國精英的態度”。那個演講基本上把我對改革以來的社會現象的觀察講出來了,當然,我當時講得太感性化,對很多現象沒有給予概念定義。時間又過了幾年,社會有了新的變化,需要新的解釋,我原來的觀察也該有一些概念性的結論。但由於我個人的原因,我對有些問題已經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講裏說:特定含義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已經結束。我們可以說它是以鬧劇結束的,因爲中特理論、德治、三個代表、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左派思潮已將他們劫掠而去。我說自由主義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國終結了。這幾年,讀經熱、國學熱、文化保守主義登上中國舞臺,部分證實了我的那個判斷,但我沒有研究當年的自由主義是如何變異的,比如吳敬璉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學勤先生們有沒有變異,如何變異。

我在那個演講裏還說了,由於轉型使利益的分佈並不均勻,官吏選拔制度的約束造成精英之間的流動不太通暢,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向歷史的回歸時還打上了新的印記,即精英同質化的現象還不太明顯。我預言精英們趨同。後來康曉光也提出了精英聯盟的說法兒。但從當下的事實來看,我的這個預言是失敗了。精英的聯盟也是虛妄的。因爲精英血統早已衰敗,我們社會已不存在精英,他們最多比斧頭幫的混混兒們多一重公開的身份地位。

當然,除開這些細節,我們對當代中國仍可以進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對相當多的中國人來說,堪稱偉大的中國當代轉型有自己的起點和終點,它的起點是毛澤東時代的總體性社會或說極權社會,它的終點,或者說我們希望是也應該是的終點,是一種民主社會。但我們的轉型顯然跟西方的俗語所說的一樣,我們種下了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我們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西方知識的譜系,這使得我們在描述中國現實時,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識裏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澤東時代叫極權社會、鄧小平時代叫後極權社會,這麽說很方便,但它有兩個問題。一,它雖然方便卻沒有力量。語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強大到可以殺人。比如一個警察知道我是社會閒雜人員、三無人員就可以不把我當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殺我。閒雜、三無、盲流,這種概念可以殺人,而且它已經害死了不少人。這是很可怕的。但相當多的西方名詞到了中國就失去了這種力量,比如你說胡錦濤是個獨裁者就沒有力量,他不會在意你說他是獨裁者,獨裁一詞不構成對他的制約、威權,當年毛澤東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就是獨裁。”你說科學發展觀也沒有用,這就跟在中國說科學一樣,是紙糊的架子,沒有用的。有幾年民間社會流行公民一說,好像我們一下子又發現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會。但公民這個字眼也沒有生命力。你說一個人不是公民,你對他說,他應該做公民,這也不會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識份子或知識的信徒們不瞭解這一點,總是偷懶、圖方便把複雜的社會套在一個大家聽慣了的概念裏,還以爲自己說出了一個天大的真理。後極權社會是東歐的一些知識份子叫開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把它拿過來用,已經很取巧很權宜了,或說已經不太合適了;但有些人還把它用到現在來指當下的中國社會,這就太不負責了。你還以爲你用它,是在罵這個社會,罵這個政府,你還以爲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穩,遲早要發生蘇東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當回事,人家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術語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方便省事導致知識界不思進取,思維的惰性使得我們的思想産品落後於社會發展。比如,蘇東革命,最應該有研究的是我們,但我們不去研究它的發生機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後民主的階段性、民主的幼稚過程,反而以吏爲師,跟著官話叫“蘇東事變”、“蘇東風波”。聽說我們的一些大知識份子還從蘇東事變後的艱難,來嘲笑人家,來慶倖中國的發展。這種認知障礙已經沒法子解決。但滿足、慶倖現狀的知識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們不讚美執政者就已經不錯了。至於說解釋中國的轉型自然更成問題,除了官話,我們缺乏社會轉型的總體性解釋,我們觀察、分析中國社會缺乏足夠的思想資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認定這是一個次法西斯社會,算是一個個人說法兒,但因爲我個人的原因,我也沒有對這個說法兒進行展開。

就我觀察到的中國社會轉型,假如把毛澤東時代叫做極權社會,89年前的鄧小平時代叫做後極權社會,89年後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次法西斯社會。關於次法西斯社會的描述,你們可以看我的兩篇文章,“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以及“國喪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復了。

可以說的是,後極權社會的政治控制機制是“集權而不覺專制”,次法西斯社會的政治控制機制可以說是“專制而難以集權”。你們可以想想這二者的差別。當然還有很多差別,比如後極權社會是意識形態式的左翼專政,次法西斯社會是利益集團的右翼專政;後極權社會的二元結構斷裂是行政主導的,次法西斯社會的二元結構斷裂則加入了市場主導和知識主導的力量;後極權社會更多是哄騙式、誘導式的統治,次法西斯社會是搶劫式、打壓式的統治。從這個角度看,我同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兒,六四後第一次大規模地公開槍殺平民的廣東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別的。六四事件是領導人的決定,是選擇的;汕尾事件是這個次法西斯社會必然的、經常的表現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後極權思維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們視而不見今天社會斷裂的現實,視而不見中國崛起的說法兒,大國戰略、巨國效應、強國夢想的說法兒。我們今天把7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類或新新人類。這個89後的次法西斯社會,已經有16歲了,真的像有些文學批評家稱道的,當得起“新新中國”的稱謂了。

但這個新新中國跟新中國是不是完全不一樣的國家呢,就像新新人類是否跟人類不一樣呢?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來的,他們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他們是一個家族的不同變種。那些停留在後極權思維中的人就難以研究他們的異同,也就不能認知毛澤東時代以來的社會一貫性。即極權、後極權、次法西斯三個時代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沒有變天,沒有民主革命,這個社會的統治術或治理之道就沒有本質的變化,人們的生存本質即我說的類人孩狀態也沒有變化,我們都是被國家機器這個大家長看管的孩子。離開這一點,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們,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體,去猜測他們的行事邏輯,就極容易一廂情願、自作多情。

而我們之所以要用後極權、次法西斯來稱呼我們的社會,是因爲我們的社會在變動,在轉型,我們需要認知新的動向,我們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時代的精神出路。它是變得更積極了,還是更頹廢了;是變得更原子個人了,還是變得更集體依附了。權力運行是變得更溫情了,還是更肆無忌憚了;變得更隱晦了,還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會,也是想瞭解這個社會要“坎陷”到什麽地步,要瞭解各個階層在社會中的利益構成及保證形式。

那麽這個次法西斯社會有多長時間?從89年算起,它有16年了,它還有多少年壽命?它的終結形式是什麽樣子的,是動亂、社會階層分裂,是清算、審判還是赦免實行精英式民主?在這些問題上我想得不多,因爲這是大家的事,取決於大家的努力。如果我們不努力,這就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次法西斯社會是一個長期停滯的社會。臺灣的柏楊先生曾在監獄裏研究中國歷史,提出了王朝瓶頸一說,他認爲一個王朝過了二代三代,就度過了危機期,就進入了一個長期停滯的時期。我在想柏楊這一假說時,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階層的精神心智,他們要麽在進化的階梯上停滯,因爲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們看不到別的路,要麽一根筋地維護孔孟之道,即做了專制的幫忙幫閒,甚至幫兇。今天的我們如果不願幫專制的話,如果我們既不能清算,也不願赦免,那麽我們就得尋找精神上的出路,尋找現實中的出路。

說實話,今天中國的問題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變。由於士大夫或說知識精英的幫忙,中國特色的專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會繼續維持下去。今天的中國,有沒有中南海,其實也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可歎的是,我們中間號稱最敏銳的人,總把中南海當作念茲在茲的物件;就像王朝時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沒見面的皇帝當夢中情人一樣。假如胡錦濤先生聽勸,我們勸他像蔣經國先生一樣,也是不可能了。蔣經國先生意志頑強地說過,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許臺灣島上有流血。但胡當政三年,大陸官民衝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況胡即使有心他也無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錦濤,以爲他處境艱難,形格勢禁,很多事由不得他。這也不對。我一再批評唐德剛黃仁宇的歷史觀是一種決定論式歷史觀,我們當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撞大運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給胡錦濤,這個清華大學畢業的人送幾句話,我可能會說,後人看歷史是決定的,歷史在當下是選擇的。

我們談了這麽多關於轉型社會的問題,那麽個人在其中生活有什麽意義?這裏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講題目中的一個概念:個人倫理。個人倫理是什麽意思,其實就是個體自身存在的方式,我們個人的生活方式,我們個人跟世界的關係。我們如何自處、慎獨並與外界相處。個人倫理涉及很多問題,你自己向內反省要做什麽樣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麽樣的機會。有的人會說我要內聖外王,有的人內心充滿仇恨外在表現就可能是強烈的反社會反人類,有的人內心迷茫外在表現可能就是破壞性的。

但對一個社會而言,個人倫理最終要跟時代社會的發展保持某種關係。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人類應該實現自己的夢想,這種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壞的,而是一種和諧,是恩格斯說的人同自然的和諧以及人類自身的和諧。可是光說這一夢想光說你要和諧是沒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諧社會沒錯,但沒有用處,因爲它沒實現和諧社會的辦法。

要實現人的理想,個人倫理中最重要的一點,即必須確立起人的主體意識,在試錯中走向健全的社會關係。有的人可能不想獲得成人的主體資格,他說我寧願依附別人、依附體制,一輩子做乖孩子,一輩子裝孫子;有的人有了主體意識,卻又總處於利害的算計之中,這種個人倫理就是無意義的、犬儒的。

確立健全的個人倫理很重要。如果我們都不是獨立的主體,那麽這個社會就是原子個人式的,就是一個弱肉強食式的叢林社會。當然,個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關係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實現的,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更確切地講,對一個民族社會的個體而言,它應該是一次偉大的運動。在這方面,我個人是樂觀過頭了。我在五年前《關於九十年代的漢語思想》裏曾經說過,80年代的中國人是以人道主義消解極權主義,90年代是以自由主義消解專制主義,我預言新的千年世紀,在它的第一個十年裏是以個人主義消解集體倫理。但這個十年已經過了一半,我們社會裏沒有個性運動,沒有出現巨大的精神個體,沒有出現特立獨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機會和場合承認我的預言的失敗,並檢討其原因。從這一個案中可以看出,80年代的中國人努力、以及90年代的中國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說,80年代的啓蒙運動、人道主義思潮,90年代的自由主義努力都是不徹底的,所以導致中國人至今沒有出現個性解放運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識、思想過於匱乏的結果。當然我們已經不能對知識精英抱希望了,他們的意志在後極權社會表現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會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說他們全面幫兇幫忙地專制,是有點刻毒;爲顧面子,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們這種社會裏,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諸行動,你對這個社會的希望就是沒有意義的。你希望後極權社會能轉型到民主社會裏,但它偏偏不滿足你的希望,它轉型到次法西斯社會裏了;你希望胡溫新政,但胡溫治理的社會較之從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個性解放、個人倫理消解集體主義,但那麽多人要考公務員,要擠進體制,要依附某個單位;你希望中國社會由單位制向社區制轉型,市民有個覺醒,有一個波瀾壯闊的市民運動,但社會沒向這方面轉型,而是越來越冷漠,走向原子個人主義。

儘管中國社會的轉型從宏觀層面看,從表像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這種原子個人主義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築,極爲脆弱。十萬人的騷亂就可以讓一個縣城倒退回十年以前;一個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讓一個繁華的小鎮蕭條至極,這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很多個案。費孝通生前曾說,中國最近20多年發展比較順利,有些人就以爲一切都很容易,認爲生産力上來了就行了,沒有重視精神的方面,他說與西方比,我們缺“文藝復興”一段。費先生說的其實也是個人倫理的重要性。在中國生活,你想求得什麽樣的機遇,你想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處有沒有“共同的人性”。沒有共同的人性,對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對方眼裏的地獄。

在西方現代轉型數百年期間,歷經了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現代派運動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倫理的完善,個人必須在生存世界的關係中確立起某種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比如莎士比亞、歌德、雨果們那種空前的人類自信、樂觀精神,克爾凱廓爾、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種空前的人類迷茫、悲觀、深思精神。這些人文主義運動都産生了極爲豐富的公共知識産品,滿足了社會轉型的需要。但我們當代的社會轉型中,上至執政黨領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識産品卻遲遲産生不出來。我們既不能實證某種空前的人性或中國人的自信、理想、樂觀,又不能徹底地悲觀、失望,我們因此難以有效地參與社會公共制度、公共空間的拓展建設。

比如現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場熱銷的個人勵志一類的圖書並不是我們社會的公共知識産品。人們希望自己的心靈有所寄託,這很好,這是意識到個人的有限性,但一個社會要表達有限性不是借助於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識的開智啓蒙。比如朱學勤先生在讀書人中間影響很大,他有一個“狼奶說”,說是60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長大的,有毒,現在應該把狼奶吐出來。這個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沒有成爲我們社會的公共品。朱先生本來應該由此進一步往深裏思考,從而能對社會各階層演繹他的“有限說”,但他只是對圈內人說話了。這就不夠,這一事實也證明我剛才講到的80年代、90年代思想界的不徹底性。這種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對有些想內聖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爲天下法的人來,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爲重要的是,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都應該意識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這方面,我們提供的思想資源和知識産品不夠。這樣就使得我們社會的個體陷入分立對立的狀態,而難以和諧共處。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則絕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個人倫理含有三個層次:人的生物性、社會性、個體性,對應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氣魄或信仰,對應的生存狀態是生態環境、世態環境、心態環境。

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評吳思的歷史寫作暗含90年代以來的社會思潮,即只顧欲望和理性算計的犬儒思想,而忽視人的精神氣魄,這是很有道理的。

因爲缺乏我們說的人文主義運動,缺乏個人倫理的呼應、聲援,我們當代中國的個人生存質量在文明眼裏是較爲低下的。你們可能不理解這一點,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灘就覺得我們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覺得我們站在文明的前沿了。這不對。你想像一下中東地區,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國家,他們那裏的城市建設也美侖美奐,但你認爲他們跟文明站在一起嗎?無論我們怎麽做樣子,我們中國人的個人倫理不能完善,我們在文明眼裏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們的生態環境是不用說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養中國人,中國人反過來作踐了大自然,生態環境破壞、污染嚴重。我們的社會,世態環境,可以說是世態炎涼,叢林法則使得有人認爲,在我們這裏大概只有血緣關係才是善的延續形式。至於心態環境更不容樂觀。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富起來的人都不知道怎麽打發光陰,中關村的企業家說羡慕比爾-蓋茨,深圳的大款無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當作人生挑戰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態在精神氣魄方面嚴重萎縮,反而以爲自己在尋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來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師,這些行爲並無太大差別,也沒有太大意義。用歷史學家的話說:流行於羅馬帝國的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來,同樣應驗,明哲之士看來,同樣荒誕,統治階級看來,同樣有效。

我的話也就講到這裏,要說明的是,我說了這麽多,不是要你們對中國轉型悲觀失望,我們描述了我們的世界,但我們的精神不應停留在跟它同樣的高度,何況解釋中國轉型會有另外一種形式,一種輕鬆的、喜劇的形式,我會再找機會跟你們分享;第二,我的意思是,個人倫理對社會轉型的意義極大,只要你的精神氣魄還在,你的理想志向沒有動搖,只要少數人仍在努力,這個社會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們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像姚立法、郭飛熊、高智晟這樣一流的民間政治家,我們的轉型可能比歷史學家預想的還要快一些。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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