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最近網上又揭露出一起學術醜聞。據曾為北京大學教師、現是自由撰稿人的王天成在《「博導」還是「博盜」》一文裏揭露，在武漢大學教授周葉中和他的研究生戴激濤合著的《共和主義憲政解讀》（以下簡稱《解讀》）一書中，有36處抄襲了他的《論共和國》，每處抄襲文字少則二三十字，多者二三百字。接著，北大教授賀衛方也在網上發文，指出《解讀》不僅抄襲了王天成的文章，而且還剽竊了其他學者的作品。
在閱讀有關文章的時候，我曾經產生了幾個疑問：第一，在當前出版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十分困難的狀況下，這樣一本有著大量抄襲的著作，怎麼能這麼容易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被列為「法學名家經典系列叢書」？難道周葉中的一系列學術頭銜和曾經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講課的光環，就那麼容易使出版者頭暈目眩，以至喪失了判斷學術著作優劣的基本能力？把這樣的書列為「經典」，就不怕砸了人民出版社的牌子嗎？在出版界，這是個別現象，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二，一個研究生就讀兩三年，在導師的指導下，要閱讀許多專業書籍，收集大量有關材料，最後集中表現在他的學位論文上。論文是他學習成績的結晶，也是他學術功力的體現。《解讀》是在戴激濤的論文基礎上寫成的，由《解讀》的驚人抄襲現象，可以推斷戴的論文內容也有很多是抄襲得來的。學了兩三年，最後卻不得不依賴抄襲才完成自己的論文。那麼，戴激濤這兩三年學了多少，周葉中指導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教育界，這是個別現象，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三，周葉中在法學界已經有了相當的名望，三年前為政治局常委講課，更為他帶來榮譽。他為什麼這麼不珍惜使他得以搏擊長空的羽毛？他是怎樣獲得飛黃騰達的機緣的？靠的是真才實學，還是學術以外的功夫？在學術界，這是個別現象，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這個醜聞裏，引發我進一步思考的，還有兩個細節：一、據《中國青年報》引用周葉中的解釋，《解讀》裏引述王天成的文章之處，都已在注釋裏注明，但被出版社刪掉了。因為王天成由於「自由化」的罪名坐過5年牢（1992—1997），根據有關出版紀律，他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公開出版物上。二、賀衛方進一步揭露抄襲真相的文章，《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專欄已經決定發表，但臨付印前卻接到權威部門的通知，不得不撤稿改版。
這兩個細節使我進一步看到了文化專制主義對新聞出版自由的壓制。
第一個細節所反映的是出版領域的文化專制主義。近幾年來，文化專制主義在出版界愈演愈烈，大量深受人民喜愛的書籍，如已經正式出版的《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不是正式出版的〈懷念李慎之〉、〈胡績偉自選集〉，香港出版的〈懷念耀邦〉、〈李銳近作〉、〈新發現的毛澤東〉等等，都被作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為「掃黃打非」的對象，予以查禁。中共中央宣傳部不但把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問題劃為禁區，不許研究這些歷史事件的文章書籍發表出版，而且還列出黑名單，明令某些人的作品不能發表或出版。在我們面對的這宗醜聞裏，王天成的名字連〈解讀〉的注釋裏都不能出現，可見這個「出版紀律」是多麼嚴格。最為可笑的是，他們用以「打非」的一個重要論據，是這些作家或作品「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這個比上世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更為模糊、更容易隨心所欲地加之於人的「緊箍咒」，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稍有文化知識和黨性修養的共產黨員都應該知道，他們所爭取的未來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是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取代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社會，他們更不應該忘記〈共產黨宣言〉的名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的自由，是所有共產主義者都應該為之奮鬥終身的目標，至少是要為實現這個目標準備條件，自由化無非就是爭取從不自由到自由的轉化，它不但不屬於資產階級，而且應當是每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有什麼理由反對呢？
馬克思繼承了啟蒙思想家的自由主義（如：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都強調人人生而自由平等，馬克思也認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孟德撕鳩提出「自由是指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馬克思也認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等等），但又賦予它以新的含義。他在為法國工人黨起草的黨綱裏提出：「生產者不佔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這裏的「佔有生產資料」，當然不是「全民所有制」那種虛無縹緲的佔有，而是指切實地佔有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馬克思用他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把生產資料所有權列為自由的首要條件，使爭取每個人的自由，同爭取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爭取無產階級有產化聯繫起來；而勞動者的有產化，又取決於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因此又把爭取自由同大力發展生產力聯繫起來。這樣，他就把馬克思主義自由觀，或者說，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同一切舊自由主義區別開來。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提倡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是為了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勞動者有產化。這也就是已故黑龍江大學校長熊映梧教授提倡的「公民產權本位」——每個公民都享有一份屬於自己的產權。只有每個人都有了產權，才能談得上每個人的自由和解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所在，也是共產主義的真諦所在。但是，發展生產和爭取自由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我們不能坐待生產力高度發展以後才去每個爭取人的自由和解放，我們的歷史責任，是在努力發展生產力的同時，爭取實現政治自由、社會自由，實現政治民主化、社會平等化。發展生產和爭取政治民主化、社會平等化的過程，都是爭取自由的過程，也是自由化的過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應該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宣傳自由化，弘揚自由化，現在竟然把自由化加上「資產階級」的頭銜加以反對、壓制，無中生有地拷問自由姓「資」還是姓「社」；無理地斷定哪些人有言論出版自由，哪些人不能有言論出版自由，哪些問題上可以允許新聞自由，哪些問題上不許新聞自由。這樣的文化政策，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發展方向背道而馳，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馬克思逝世已經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馬克思主義學說已經繁衍成為數以百計的不同學派，非馬克思主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也有著空前豐富的新進展。只有創造自由寬鬆的環境，讓不同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在充分自由的討論中相互辯駁，相互補充，才能發現真理，理解真理，掌握真理。在探討真理的大潮裏，無論是誰，不論他的出身成分、歷史背景如何，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自由。
這章醜聞的另一個細節所反映的，是新聞領域的文化專制主義。如果說，出版領域的文化專制主義主要表現為壓制自由、拷問自由的話，那麼，新聞領域的文化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掩蓋真相、抹殺真相。為了堵塞人民的耳目，有關當局這幾年不知道發佈了多少道禁令，不許報導這個，不許報導那個。稍有越軌的報刊媒體，不是遭到訓誡，勒令整頓，就是撤銷負責人職務；更有甚者則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判刑入獄。《南方都市報》的喻華峰、程益中，就因為報紙率先報導了「非典」和孫志剛事件而被判刑。去年12月底，《新京報》總編楊斌被撤職，副總編孫雪冬、李多鈺被停職，經過三百多職工罷工抗議，才改為楊斌調離，孫李複職。幾乎與此同時，又傳來《南方都市報》副總編夏逸陶被撤職的消息。尤其令人驚詫的是，去年全黨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黨中央也召開紀念會，有關當局卻明令報刊不得發表紀念文章。發過文章的刊物，《炎黃春秋》受到警告，《百年潮》領導班子被撤換，《社會觀察》被迫停刊。這些事實，充分顯露出文化專制主義的暴虐的淫威和脆弱的神經。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擺脫文化專制主義的陰影，享有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啊？
2006年1月19日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