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筆者因為急於去雲南旅遊，因此寫《千古奇冤葛佩琦》沒有完全煞尾，留下了兩個推論，沒有論述。這就是第一，《人民日報》給葛佩琦錦上添花加上的話應該是毛澤東的手筆；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級情工身份，毛澤東、周恩來應該都知道。
現在來加以論述。
（一）《人民日報》給葛佩琦編造的誣陷不實之詞是誰的手筆？
葛佩琦被「改正」已經有20年了,這個問題似乎從來沒有人追問過，葛佩琦本人水
否追問過不知道。關於葛佩琦問題，最權威最全面的文字，一有1994年葛佩琦自己寫作的《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二有1998年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可是對於《人民日報》給葛佩琦編造的誣陷不實之詞這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極為關鍵的問題，上述兩本書卻都是避而不提，好像沒有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連交代都沒有必要了。這種顯然故意的回避，說明有難言之隱需要隱瞞。
當初葛佩琦最惡毒的反黨言論就是《人民日報》添加上的，其實就是沒有找到葛佩琦給《人民日報》編輯部要求更正的信，也不難證明是惡意添加的誣陷不實之詞。現在既然找到了那封信當然很好，因此追問一下是誰錦上添花的並非沒有必要。
（二）葛佩琦的回避難道不是有難言之隱嗎？
戴煌在書中，轉引了葛佩琦給1957年當時是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人事處長，時任國務院參事的李逸三的信，信中說：「57年5月24日發言時，您也在座。現在我把已經找到的有關報導，抄錄於下，請您回憶一下，那些話是否我說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報導說：‘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說：‘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3)1979年10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同志在政治學院講話時說：有一個葛佩琦就說：‘要殺掉成千成萬個共產黨’。
不但我沒有說過以上三句話，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錯誤的報導時，當即向有關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學黨委提出了口頭更正，聶真同志接見了我；向《人民日報》提出了書面更正，現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給鄧力群同志寫了請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這裏的三條誣陷不實之詞中，關鍵在第2條。可是，「向《人民日報》提出了書面更正，現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的過程卻前後都沒有交代。難道葛佩琦本人對於這麼重大的誣陷問題竟然可以不予追問嗎？因為「查出那封更正信」就可以不追問了嗎？這是違背情理的。
一個本來應該專門敍述的首要問題，反而輕輕帶過。葛佩琦的這種故意回避難道不是有難言之隱嗎？這是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極為敏感的機密，一個不可洩露的機密。
（三）毛澤東的「陽謀」
作為一位偉大領袖，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他最最自鳴得意的，也是最最受人敝屣不屑的就是他坦然公開的自己的謀略：陽謀。那種不加掩飾的坦白性好象出自十裏洋場上海的「白相人」之口。人在得意時，難免忘形失態。毛澤東在這裏留下了一個永遠修復不了的敗筆。
古往今來的政治家軍事家發動戰爭的時候，都講究師出有名。毛澤東由發動「大鳴大放」轉而發動「反擊右派進攻」，那不是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反攻，而是從信誓旦旦虛懷納諫轉為失信失義倒打一耙。這樣的180度的驟然轉變，不能僅僅依靠強詞奪理。發動戰爭首先是要找到口實，以證明師出有名。要調動起右派向黨進攻才反擊有理。因此他說「這是一場大戰」。
通過解密的蘇聯檔案，已經確鑿無疑地證明朝鮮戰爭是朝鮮有計劃有預謀在史達林支持下發動的，而不是韓國或美國發動的，但是，當初朝鮮以及中國方面製造了許多證據拼命宣傳是韓國在美國支持下發動的。這樣使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就有了口實，中國人民志願軍師出有名，成了正義之師。
不過，發動反右運動不是和美國交鋒，也不是和國民黨較量，而是對付自己的臣民，幾百萬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毛澤東說：「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你怕他幹什麼？」（《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其實，他還是怕師出無名。正如以前發動三反運動抓出了腐化分子劉青山、張子善，五反運動抓出了五毒俱全的資本家李康年，反胡風與肅反運動抓出了胡風、阿壟一樣，需要口實，找到一個戰略的突破口，使自己站到道德的制高點，把全國人民的千仇萬狠調動起來，一炮打響，把最堅固的堡壘炸開。毛澤東不愧為偉大的戰略家謀略家，軍事上如此，政治上也鶴立雞群。
5月15日，在《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指示中，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要讓他們倡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倡狂，對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怎麼叫「倡狂」呢？毛澤東用比喻說就是「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
其實，遠在1月份，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已經坦露了他底牌。他說：「對民主人士……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
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他說：「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讓魑魅魍魎，‘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引文均見毛選第五卷）
毛澤東希望的就是「他們越倡狂，對我們越有利」，刮「七級以上的颱風」，「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如此等等。為什麼有這種期望呢？就是可以找到發動反擊的口實。
五十年之後我們來回顧這段歷史，實在是妙趣橫生。在一個封鎖的中國，在一個封閉的中國，在一個自外于世界文明進程的中國，掌握了黨和國家最高權利的毛澤東，他總是能夠把實現自己專制獨裁和共產烏托邦的理想，化解為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中，縱橫捭闔，為所欲為，心想事成。這是令他的後繼者永遠只能仰望與羡慕而無法望其項背的了。
中國人實在要謝天謝地，毛澤東時代是難以克隆了。筆者有時候忽發奇想：如果毛澤東早死10年，或20年，或30年，中國的歷史會怎樣書寫呢？共產帝國的興衰要寄託于領袖的壽命長短，這成了一條血酬定律。
（四）生花妙筆出毛澤東
在反胡風運動中，毛澤東找到了一個阿壟作為典型，一個當過國民黨軍官、思想又極為反動的作家，這樣，聲討一個文藝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就具有了道德上的正義性，政治上的正當性——毛澤東搞政治運動從來無所謂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問題。當拋出阿壟之後，廣大人民群眾理所當然地義憤填膺，群起而攻之。
但是這樣「完美」的典型，即既有反動歷史、鳴放中又有反動言論的人物，是不容易「引蛇出洞」的。那些真有反動歷史的人，他們早就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哪裡敢跳出來大鳴大放啊？連小鳴小放也不敢。1957年敢於跳出來大鳴大放的人，都是自以為愛党愛國的忠貞之士，起碼也是「民主人士」，在反蔣奪權的過程中，和共產黨同舟共濟過，起碼也是「同路人」。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掉進毛澤東掘開的陷阱。葛佩琦因為自以為是問心無愧的共產黨員，所以才敢於發點牢騷。但是，葛佩琦的「反動少將」身份加上他的發言具有接近「完美典型」的條件，略略不足之處只是發言的內容還達不到「七級以上」的毒、錯、反動，不過也只差一步之遠了。
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新華社代筆寫作或將看中要發表的文章加以修改、增刪是平常的事。某些文章因為他的潤色而妙筆生花，作者還會感到莫大的幸運。在大鳴大放的時候，毛澤東把讀報當作指導運動的法寶。他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大概都是用在讀報上。他像獵人的眼睛尋找獵物。經過《人大週報》潤色過的葛佩琦的發言，已經初步具備了他理想中的「獵物」條件，因此，順著原文的思路與邏輯，錦上添花，說出「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樣反動的話，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一個由毛澤東塑造的右派典型葛佩琦就成了出爐的熱燒餅。
（五）葛佩琦的典型作用
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葛佩琦的發言之後，全國的反右派運動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調動起全國工農兵學商的義憤，群起而攻之。戴煌是這樣記敍的：
沒有任何人敢於公開為「右派」澄清片言隻語。《人民日報》對葛佩琦的這封更正信不但隻字未提，而且對他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6月14日，該報以南京電、保定電、瀋陽電，發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報導，同時刊發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馬寅初的《我對儲安平葛佩琦的言論發表些意見》。6月16日，在《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的大標題下，不但有《農業勞動模範痛駁葛佩琦》的小標題，在《復員軍人號召保衛革命果實》的那一段，還說「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說共產黨員‘無惡不作」。6月17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發了新華社的報導：《人民大學教授抨擊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北京礦業學院礦工和革命軍人出身的學生座談》，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按不住心頭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總標題下，老蘇區人民、河北一農業社農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會或談活，痛斥葛佩琦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臺」……
在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的如此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分子」。
《禪機；苦難的祭壇1957》是這樣描述葛佩琦的典型開路作用：
隨後，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盤」，在他已被《人民日報》吊死的「屍體」上，大腳小腳紛至遝來，全國各地大小報刊跳起了盛大的迪斯可。而且，幾乎所有的報刊，都將他的發言簡化為9個字，即「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
說了一輩子假話、空話的第三帝國宣傳部長戈培爾，至少給全人類留下了一句真話：謠言說了三遍以上，便成了。
（六）生花妙筆為什麼不是出自《人民日報》之手
解答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於《人民日報》保存了葛佩琦的要求更正信。大概，我推想，中共黨內，至少是《人民日報》內有一個規定，凡是與毛澤東有關的文章原稿，都要專門列目存檔。這既是對毛澤東的重視，也是便於追查責任。
鳴放時期，毛澤東親自直接掌握報紙的動態。《人民日報》是他手上的第一號工具。因此，他的任何文字都具有神聖崇高不容置疑的地位。
對葛佩琦的文章，《人民日報》的編輯們乃至主編是不敢妄加篡改的。他們不知道增添這幾句話的分量嗎？作為新聞從業人員，他們不知道責任的重大嗎？
那個時候，《人民日報》每天收到的來信來稿最少要數以千計。葛佩琦已經成了過街老鼠，頂風臭一萬里。可是，《人民日報》編輯部為什麼還要保存葛佩琦的來信呢？通常對於這種已經被政治運動打翻在地的人，《人民日報》編輯部完全可以把他的來信扔到字紙簍裏去，但是他們卻存檔保存。這樣，就透露出一個消息：葛佩琦的文章是御筆所添。編輯部有難言之隱，因此為推脫責任，把葛佩琦的來信與原稿一起歸檔。
二十幾年之後，當葛佩琦去追查更正信的時候，信的原件因此才得以找到，但是妙筆生花的改稿人就不能追查了。即使告訴了葛佩琦本人，他也無可奈何了。他還得以黨性來維護毛澤東的光輝形象，使之不受到玷污，至於個人的萬般屈辱，為了擺脫政治賤民的地位，他不但要忍受，還得感恩戴德，還得感激涕泠。
從此葛佩琦以忍辱負重、委曲求全而實現了他回到「母親懷抱」的願望，享受了幾天姍姍來遲的功名利祿。他比阿壟死在牢獄中要好得多。像阿壟那樣到死也沒有被承認共產黨情工身份而只能含冤九泉的人，還有不少。一方面是癡情的忠誠，一方面是無情的冷酷。這是大多數人所不知道的中共血淚史。
我的這個推理，即生花妙筆為什麼不是出自《人民日報》之手，而是出自毛澤東之手，不知是否合情合理？這是根據我的機關文牘工作經驗和閱讀體驗作出的。在今天歷史地研究葛佩琦的時候，追查改稿人是一個不可繞過的關鍵問題。
（七）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50年代初期，我在軍隊工作，直接接觸過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身為高幹的軍人，並在他們領導下工作過。閒談之中，他們最為佩服毛澤東用兵如神，能夠調動敵軍、誘敵深入、把敵軍裝進「口袋」的高超指揮藝術。他們認為，這除了毛澤東的神機妙算，就是他有幾位元善於破解密碼的譯電高手。
但是，現在有了大量的解密資料證明，毛澤東的神機妙算，毛澤東的用兵如神，其實是因為中共在蔣介石的心臟中，安插了大量情報工作人員，有的人本身就是顯赫一方的高官。他們把國民黨最機密的政治、軍事情報源源不絕地傳遞給毛澤東，他們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來調動佈局國軍，這樣，毛澤東當然就有了神機妙算，就用兵如神了。
文革中，周恩來臨終之前，告訴《辭海》編輯部，一個在近中國近現代史上極為頑固反動顯赫的人物楊度是地下共產黨員，要《辭海》為他恢復名譽，一時傳為美談。最近《炎黃春秋》載文證實，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叫人驚訝莫名，目瞪口呆。
稍早，鄭義著《毛澤東欽點的108名「戰犯」的歸宿》（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說：「國民黨失敗應歸咎於保密防諜漏洞。」該書寫了「喪師30萬葬送東北的共諜剿匪總司令衛立煌」、「指揮一百萬重兵不幸敗于間諜戰的杜聿明」、「萊蕪戰役兵敗十四年才知是被共諜誘入重圍的中將司令官李仙洲」、「把四十六軍送入絕境後逃出戰地的共諜韓練成」、「潛伏國軍十九年的‘反革命投機分子’中將副司令官張克俠」、「策反程潛、陳明仁、傅作義的共諜李明灝」、「故意作出許多錯誤的部署使國軍兵敗如山倒的參謀次長劉斐」、「與中共勾結造成國軍精銳30萬人被殲的罪魁禍首衛立煌」等。
以劉斐而言，在淮海戰役中（臺灣叫徐蚌會戰），「他一面對蔣公及軍事當局虛與委蛇，一面卻暗中將所有軍事配置和部署以及作戰計畫，和盤、及時地托向中共，致令國軍雖擁有現代化武器與陸海空三軍密切配合，然共軍卻能避實就虛、按圖索驥，瓦解了一個個強大的兵團。國民黨的江山竟然斷送在這一個為當局所器重的‘戰略家’手裏。」毛澤東死後22年，程潛揭示了劉斐的真相。他說：「在1946年國共戰爭爆發後，為章（劉斐的字）先生以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議，存心作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
讀了這些歷史，人們自然要驚訝，但是新近有一位英籍華人女作家張戎著了一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傳記，根據從莫斯科解密的蘇聯檔案以及其他史料，證明「我們發現中共在國民黨中有四大間諜，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蔣經國帶到蘇聯作人質，俄羅斯檔案館有邵力子給史達林的親筆信，完全表明他是共產黨間諜。第二個就是張治中，他與蘇大使館武官有親密關係，全面抗戰的打響，不是蘆溝橋事變，七七後蔣沒有開始全面抗戰，日本人也沒有南進佔領全中國的計畫。史達林最怕日本鞏固華北後，向北進攻蘇聯，所以利用張治中搞了八一三滬淞之戰，把日本人拖進中國廣大腹地而不再進攻蘇聯，這是史達林外交上絕大的成功。另兩名間諜是胡宗南與衛立煌，他們對中共功勞很大。」（金鐘《作家張戎女士談毛傳寫作經歷》）
這就更加叫人驚訝莫名了。關於衛立煌，鄭義已經揭露了他的通共身份。張治中，鄭義寫他的題目是「識時務，求苟全，使臣使命未達而降敵的懦夫張治中」，就不是共諜了。對於胡宗南受到的通共懷疑，鄭義更始極力為他清白辯護，說他是「浴血苦戰，堅守西康四個月的忠義軍人胡宗南」，但是現在證明他早已是共家的人了。
胡宗南的長子、現為臺灣駐新加坡代表的胡為真先生對於張戎的敍述當然很不滿意，但是他拿不出反證來推翻張戎。
筆者不厭其煩地敍述這些背景資料，是要說明葛佩琦的「無名英雄」歷史的特殊性。毛澤東、周恩來能夠不知道安插在國軍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裏的這位高級間諜嗎？
《禪機》是這樣描述的：
「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他（葛佩琦）已經是走在遊行示威隊伍前面振臂高呼的風雲人物，次年當党領導下的週邊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古城誕生，他率先加人了該組織，又當選為北大學生會副主席時，他更成了與黃華、姚依林等人齊名、北平高校裏幾乎無人不知的學生運動領袖人物。
北平淪陷後，他有過一段在豫東打遊擊的經歷，並在槍林彈雨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仿佛因為他的名字便是個秘密，他與秘密工作有了不解之緣：抗戰時期，他單獨策動偽軍一個獨立團、參與策動偽軍三個師反正，編入我抗日部隊序列。解放戰爭時期，他前往瀋陽，打人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擔任了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處長。
這時他才韜光養晦了。儘管東北保安總司令杜聿明對共產黨人的仇視，像他對蔣介石的忠貞一樣是無可懷疑的，僅在通遼一地他便一次下令槍殺中共黨員29人；儘管他手下的反諜報人員在智商上，與他們使用的從美國進口的全套特務器材一樣，也均是優良的，葛佩琦卻不但一次次化險為夷，而且將來自敵人心臟的大量高度機密，交給了自己的單線聯繫人李年，再通過東北秘密電臺源源不斷地擺上了棗園窯洞裏毛澤東的案頭。……
於是，歷史便以自己的全部目光，注視著「遼沈戰役」這只碩大的果子被摘下來的那一刻，並由衷地讚歎起毛澤東、林彪的雙目如炬，用兵如神，而忽略了在這只果子摘下之前，垂吊它的枝椏上已被葛佩琦一類的「鼴鼠」不避一腳踏空的風險而留下的或深或淺「牙印」……
葛佩琦在《葛佩琦回憶錄》中，用了一章來寫《為爭取人民解放繼續戰鬥》，包括5個小節：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聯絡站，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做情報工作，戰鬥在敵人的心臟，我地下組織被敵人破壞一些同志被捕，開展地下工作迎接瀋陽解放。書中對於自己在敵營工作的情況敍述甚詳。
既然這樣，那麼當毛澤東讀到葛佩琦源源不斷送來的情報的時候，按照情理推想，第一就是要辨析情報的真實性。要鑒別情報的真實性首先要調查清楚情報的來源，即提供者。因此，毛澤東、周恩來他們當然要知道葛佩琦這個人。葛佩琦這個響噹噹的名字，給了習慣於長夜工作的毛澤東多大的興奮啊！如果沒有葛佩琦、衛立煌這些「無名英雄」的貢獻，毛澤東在東北戰場能夠決戰決勝嗎？
葛佩琦「經過多方查詢，他得知當年西安地下情報組織的檔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調查部。遂給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寫了一封信。羅青長讓中調部政治部寫了證明。」（戴煌《胡耀邦與冤假錯案》）其實，中共雖然長期處在地下工作或戰爭時期，但是對於檔案的保存與管理是極端重視的，為此而犧牲的人也不少，根據這些故事而編撰的作品也不少。這樣做是因為中共長期持續地搞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像毛澤東，經常是出爾反爾，嫁禍於人，只有保存好了檔案，才便於追究責任。
因此，我們實在難以理解，明明可以輕而易舉地證明葛佩琦是貨真價實的打入國民黨的地下情報人員，但是為了抓一個極端反動的右派分子，竟然不擇手段地施行誣陷。毛澤東極端反對人性，那麼，這就是所謂的黨性、階級性？！
那些大言不慚地奢談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專家、學者、博導們，請問中國的民主在哪里？中國的憲政在哪裡？阿壟、束星北、葛佩琦這些千古奇冤都是偶然產生的特例嗎？一個層出不窮地產生政治冤獄的國家，可以名副其實地叫做民主憲政國家嗎？一個對於自己製造了無窮的政治冤獄的執政黨可以靠言論封鎖一筆勾銷嗎？
（我的評《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乃即興之作，有感而發，70天中，竟然寫了七評八篇，46000字。2005年除夕來到，到此刹筆。2005/12/31。）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