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自由亞洲電台安培採訪報道）最近幾年，中國的一些愛滋病毒感染者也加入了上訪大軍。中國愛滋病防治教育人士萬延海先生認為，中國政府部門不應該以簡單粗暴方式對待上訪的愛滋病毒感染者。記者安培與萬延海先生的對談。
記者︰萬延海先生，首先請您介紹一下中國的愛滋病毒感染者中，進行上訪的人都是一些什麼樣的情況呢？
萬延海︰在全國各地都有，前幾年上訪主要是跟愛滋病的基本治療有關係。特別是河南地區全國農村地區輸血感染愛滋病的情況，過去都是比較嚴重。後來政府出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基本上在農村地區上訪的情況就明顯的減少；還是有，但是總的來講就是矛盾沒有過去那麼激化了。
記者︰您剛才談這些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上訪，主要是跟治療有關，就是說因為缺乏治療才上訪的是吧？
萬延海︰前幾年上訪的一些人，主要是賣血感染的人缺乏藥物。很多集中在一個村莊裡面，所以很多人有一些上訪的行動或者激烈的示威行動。後來政府出來了四免一關懷政策，提供免費的藥物。現在整體上來講，上訪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
記者︰就是說這一部份人上訪的少了，那麼還有沒有一些導致愛滋病毒感染者上訪的其他的因素呢？
萬延海︰政府對於一些問題還沒有那麼重視。比如通過輸血和用血液製品感染愛滋病的人，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農村，也發生在城市裡面，這些人可能還相信政府的政策。
所以這些通過輸血感染的人，覺得自己有很多的冤屈，他們通過法律訴訟尋求賠償。那麼在法庭上不能得到相應的賠償之後，他們又去通過上訪，通過示威的行動，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記者︰那麼現在因為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這些人上訪的情況，您能不能舉幾個案例呢？
萬延海︰比如說昨天在吉林省德惠市有一些感染者，他們賠償當中有一些問題和醫療部門發生衝突，那麼警察就來人把有關的人員帶走了，他們今天就跑到長春市的公安部門去上訪去了。
在上個月的時候，河南商邱市的一些輸血感染愛滋病感染者在北京就到國務院、到衛生部去上訪。這些人本來經濟條件就很差，來北京又花了很多的錢。
記者︰那麼萬延海先生您覺得中國的政府部門或者是一些官方機構，在對待這些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人這方面，還有什麼問題呢？
萬延海︰在他們上訪過程當中，衛生部門往往採取一些比較簡單處理的方法。比如說吉林德惠上訪的一些感染者到衛生部信訪部門，信訪部門就一句話：你們打官司去吧，這個事情我們管不了。然後他們到了國家愛滋病中心，愛滋病中心的人說：我們是政府事業單位，不是政府部門，上訪的事情不歸我們管。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是說政府的相關責任部門，態度不是很積極。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上訪的過程當中，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缺乏溝通，那麼民間組織有心來幫助這些上訪的人去處理一些權益方面的問題，又擔心政府的一些干涉。
記者︰萬延海先生，那對此您有什麼建議呢？
萬延海︰我們的建議就是總體來講，政府應該在政務方面，應該採取一個公開的態度。最近我們看到一些比較積極的現象，比如說中央政府開辦了自己的網站，在網站上也有一些提供公眾投訴的信箱。在衛生部、在有關的一些地方政府方面，都有一些直接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向政府官員遞交信息和投訴的途徑。
記者︰這是您注意到的一些好的方面。那麼對於您剛才提到的，政府在處理與上訪的愛滋病毒感染者關係中的那些問題，那種不好的處理方法，對這方面您有什麼建議呢？
萬延海︰政府在處理這些社會的抱怨方面，缺乏社會組織的參與。
記者︰您所說的政府在這方面應該鼓勵民間組織的參與，就是政府應該諮詢民間組織的意見是嗎？
萬延海︰一方面可以諮詢民間組織的意見，諮詢一些學者的意見，同時它也可以委託民間組織來做一些事情。它可以把民間組織的一些意見，工作當中蒐集的材料，作為政府相關部門作決策的依據。
還有一個，就是說政府的一些信訪部門，可能對很多問題不了解；或者說面對社會公眾去投訴的現象，他們可能非常不知所措。
如果政府能夠和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法律援助機構、學術機構、社會志願人員一起工作，去充分利用這些民間組織和志願人員的精神，他們和社群良好的信任關係；去和這些社會抱怨的投訴的這些人，建立一種經常性的良好的溝通渠道。
對於政府的任何問題，來了解問題的嚴重性，來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方面，包括去和當事人進行溝通方面，能夠發揮很好的作用。
記者︰那您覺得政府在處理與上訪的愛滋病毒感染者方面，一方面要諮詢民間組織社會人士的意見；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是不是也應該履行自己的職責呢？幫助這樣的訪民維護自己的權益呢？
萬延海︰我覺得政府的責任部門總體上來講，效率不是很好，而且態度比較粗暴。那麼一些上訪部門，經常以粗暴的態度對於訪民，這都經常在發生，或者說政府的一些官員敷衍了事。
政府不僅僅應該相信民間組織來參與社會的維權這些工作，它事實上也應該保護這些關注上訪現象的幫助訪民的機構和一些社會志願人員；而且政府應該把處理這些相關問題的資金，可以交給一些民間組織去處理相關的問題。
記者︰您覺得這個溝通是一個大問題？
萬延海︰我覺得政府可能在整體上、在公共關係層面上、在技術上也應該有所改變。它不應該用一個「人民來訪接待室」這樣一個簡單的這種方式，來處理社會的抱怨。政府應該建立一些經常性的公眾進行溝通的一種制度，對於社會反映的一些問題，進行即時的溝通。
因為我們也知道看到很多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很多衝突，事實上是因為彼此對於問題的理解的差距產生的；如果能夠建立一些經常性的，政府和民眾直接去溝通的這樣一種公共層面關係的話，可能問題會更好解決。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