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
合格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說得十分直接：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五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五十個經濟系裏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有的經濟學家還沒有對經濟科學作什麼樣的貢獻就想著獲諾貝爾獎。」
他說，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首先要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而不能把它當做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如果那樣的話，是不可能在經濟學領域作出獨立的研究來的。當前民眾和網絡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原因很複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來為某一利益集團說話。此言一出，大陸經濟學家立即成了「過街老鼠」，網上、報刊上一片對經濟學家的討伐聲。
「經濟學家」這頂帽子早就犯了眾怒。魏川在《贏》週刊發表文章說：
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盛名與鈔票齊飛，對經濟學家來說並非難事。在中央各部委起草、人大起草法規時，有人通過各種渠道擠進去旁聽一下，回來後便向新聞宣稱自己參與了最高層決策，乃至以「ＸＸＸ改革理論之父」自居。如今，地方諸侯實力強勁，務虛成為一種時髦，有人熟練地將媒體影響力、經濟學的光環及地方政治資源融於一體，在京跑「部」、在外招商、下「地」講道，不亦樂乎。也有人自立門戶，成為「課題經濟學家」，從各部委、國有企業、跨國公司乃至國外基金，弄來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的課題經費，腰包日脹。更高明的經濟學家，面對眾多大小企業，時而綁之，讓它們舒舒服服不叫痛；時而幫之，只要藥吃不死人，不妨多開它幾服。據統計，截至二００一年二百七十四家上市公司設立獨董，其中便有一百三十一名經濟學家。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會，經濟學對政治權力和金錢的依附性隨著改革同步增加，一些經濟學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主體的代言人。其「嫌貧愛富」之心容易理解。
經濟學家成「過街老鼠」
二００五年十日二十七日，《新京報》發表經濟學家梁小民的文章說，無論從事什麼研究，經濟學家應該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的有良知，有獨立人格，有社會責任感。不能把經濟學作為給自己賺錢的的工作，領了錢給別人消災。有的經濟學家兒女親屬炒股，就鼓吹股市要衝上五千點；當企業的獨立董事，掙了錢就為這家企業「鼓與呼」，充當「掮客」；或者掙錢參加論證會，為企業評功擺好。公眾對某些經濟學家的一些行為有目共睹，才有抨擊，才有「恨鐵不成鋼」的過激言論。
《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文章認為，丁學良的批評不過像《皇帝的新裝》裏的小男孩一樣，說出了一個真相而已。「總是香港的教授做那個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陸學界的悲哀，更是大陸學人的悲哀。」
《廣州日報》甚至開出了一份在國內利益集團中擔任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的名單，並披露北京的一些一流經濟學家的年收入在百萬元至數百萬元，二流經濟學家的年收入也在六十萬左右，這些收入來自於講課費、諮詢費、項目費、給利益集團服務（以獨董身份）等許多方面。
《證券時報》發表的文章說：「經濟學家講錯了東西，說錯了話，這些問題都不大，充其量大家只是認為水平不夠而一笑而已，也不造成什麼危害，因為這屬於學術水平問題。但如果挾帶著為利益集團代言的『私貨』，指東朝西，顛倒是非，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公眾甚至政府決策形成嚴重誤導，那就是人品道德問題了。」
一些經濟學家一邊參與房地產等宏觀政策制定、企業改制方案設計等工作，一邊又利用這些信息優勢炒股、炒房，自然「百戰不殆」。曾有一位經濟學家，名利雙收抑止不住誇口：「我們不住別墅，誰住別墅？」結果惹得一片譁然。
「郎顧之爭」成經濟學家的「滑鐵廬」
作為學者，本來應該清高到不食人間煙火。中國古代、近代的學者，外國學者基本上都是這樣，但現代的中國經濟學者，追名逐利，哪有半點學者的味道？
二００四年，郎咸平通過大量公開披露資料的研究，揭發顧雛軍大肆掠奪國有資產的罪行。北大助理校長張維迎撰文指責郎咸平打擊「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另一經濟學家張文魁也指責郎咸平揭發顧雛軍，稱「對一些貢獻較大的國企高管給予優惠性的購股計劃是合理的」。中共要搞市場化，買國企就應該用市價，這才不管你貢獻大還是貢獻小。而且現在事實已經說明，顧雛軍不但對國企沒有貢獻，而且還是掠奪國企的罪犯。
二０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張維迎為首的十三位位經濟學家出席在北京華僑大廈舉行的「科龍二十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公開支持顧雛軍。
二００五年八月，廣西的《南國早報》爆出猛料說，在二００四年十月的研討會上，科龍給了參加研討會的主流經濟學家每人八萬元的出場費，另根據他們每人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按每字十元付稿費，以轉賬支票支付。據說在這次研討會上，每人都得到了十幾萬元。
以中國人的語速，每分鐘說六十個字是保守估計，按照科龍的標準，這些經濟學家們每分鐘可以賺六百元，講上一小時就能輕輕鬆鬆地收入三萬六千元，超過不少白領階層辛辛苦苦打拚一年的薪水。
《贏》週刊朱志礪的文章說：
如果那些研討會經濟學家能對科龍的流程再造、供應鏈管理或者銷售終端管理等等作準確診斷，提出解決方案，那區區每人八萬的出場費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問題是，顧雛軍這種高學歷、高智慧、全局觀良好、掌握政經信息、能把握時代脈動，而且極端自負的企業家，對經濟學家的術語、數據，甚至是所謂的「內幕消息」，都是不屑一聽的。顧雛軍這個檔次的企業家，非常清楚，經濟學家不懂企業運作，他們那套東西對企業沒用。
明知對自己沒用，他自已都沒興趣沒耐性去聽，卻還要花大價錢購買，難道顧雛軍是傻瓜？當然不是。顧雛軍花錢是買牌子、買面子、買屁股，把顧自己和權力權威機構捆綁在一起，把有利於顧雛軍的話賣給社會和民眾聽。同時，也是賣給另一些正在調查他和格林柯爾的官方機構聽的。
這裏的所謂牌子，就是那些經濟學家背後的國務院部、委、中心等招牌。所謂面子就是知名度、影響力。所謂屁股，就是立場，賣的和買的要坐同一張板凳，站同一條戰壕。
研討會結束後，顧雛軍曾說：「一夜之間，我受到懷疑，我覺得奇怪，黨和國家的國企改革路線怎麼就不對了？現在又是一夜之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我沒有問題。」顧的話把他的收買動機表述得一清二楚。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官、學、商身上的混沌。有些人既有政府研究機構的主任、所長、部長之類的身份，又有研究員、教授的頭銜，私底下還在民營諮詢公司持有股份，官場、商場、講堂通吃。
最大輸家張維迎
張維迎「挺顧」最得力，顧雛軍被捕後，張維迎又趕快和顧劃清界線，稱和顧並不熟，成了出爾反爾的小丑，公信力完全破產。經濟學家鄒恒甫提到了張維迎時不屑之情溢於言表：「張維迎動不動就說自己是中國產業經濟學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國的產業經濟學家們對主流的產業經濟學，作了什麼貢獻！」
鄒認為引進世界一流的師資力量的最好的原版教材來支持中國經濟學教育才是「把學子從迷途中引出來」，而諸如高鴻業編的《西方經濟學》和張維迎編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真是誤人子弟！」
更讓鄒恒甫火冒三丈的是國內經濟學家談思想，「那些口口聲聲強調思想的人，未必有什麼經濟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張維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罷了！」
林毅夫為偷稅富豪辯護成眾矢之的
在最近舉行的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上，林毅夫說，任何人都要依法納稅，如果認為富人賺那麼多錢就應該交出來，他不支持，「個稅改革勿帶仇富心理」。
此言一出，立即激起輿論的軒然大波。多名專欄撰稿人和學者撰文，批評林教授的言論無視「社會公平」，甚至指責林教授有「代言利益集團」的嫌疑。
部分論者認為，社會「仇富心理」的確存在，但人們有某種「仇富心理」，也是事出有因，因為社會上的確存在「為富不仁」者。不少富人「偷稅」、「漏稅」，就是明證。二００四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來自於工薪階層，相對於這一個數字，中國富人卻佔有國民存款的至少百分之八十，這意味著許多「有錢人」不是納稅的主體，而成了「偷漏稅」的主體。對這樣的人，難道不應該「仇視」而還要笑臉相迎嗎？
轉自《前哨》２００６年１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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