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7日訊】在本文的開頭，我要首先提醒人們：仍然被番禺當局拘留的24位村民，一直幫助太石村村民合法維權的兩位義士——已經失蹤四日的郭飛熊先生和已被拘留的呂邦列先生，急需來自國內民間和國際媒體的輿論救援，也需要其他方式的救援。
其次，我要提醒人們記住那些鎮壓太石村村民的罪惡的機構和名字，他們來自番禺區「喉舌」的相關報道：番禺區區委及區委書記徐金海；番禺區政府及區長駱蔚峰；番禺區政法委及副書記陳樹桐；番禺區公安分局副局長樊春榮；
胡溫上台之後，黨魁胡錦濤高調推出「親民路線」，中共各級官員也都把「執政為民」的口號喊得直上雲霄，胡錦濤說過的「群眾利益無小事」，也變成地方官們的「口頭禪」，但我從未對中共官員的為政之德報有過任何奢望。因為，口頭的為人民服務和實際的敵視民意，紙上的立黨為公和現實中的以權謀私，貫穿年56年中共統治。
但在後毛澤東時代，共產烏托邦已經被國家機會主義所代替，甚至，以權謀私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可以采取理直氣壯且冠冕堂皇的方式進行。所以，我還能對官員們的理智計算抱有一定的期望，特別是那些卷入備受關注的官民沖突事件的地方官們，他們的一切行為都要經過利益計算，對統治成本就更要精心計算。如何理智地權衡利弊得失，作出最有利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處理，就要既不給上級找麻煩乃至有損於政府形象，又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乃至盡快高升。正是這種精打細算的理智，有時還能讓他們對民意作出某種妥協。
然而，「太和村事件」的最新發展，再次讓我感到震驚：我還是高估番禺地方官的理智，而低估了他們的卑鄙。
一個多月的官民博弈證明，一味蠻橫地動用專政機器，非但無法讓太石村村民們退縮，反而使「太石村事件」迅速變成有影響的公共事件，贏得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和支持，當地官員的計算理智似乎終於壓倒了習慣性的權力蠻橫，開始作出妥協的姿態：9月7日和8日，派出民政局人員前往太石村進行罷免動議簽名核實工作，核准了584名選民登記；9月11日上午，在太石村村部貼出番禺區魚窩頭鎮人民政府公告，正式承認了此次罷免動議的合法，並承諾相關工作將最後展開。
到此為止的「太石村事件」，讓人們第一次看到了當地官權的理智計算帶來的官民互動，在強大的輿論聲援支持下的村民合法維權，終於逼出番禺官權的依法行政，人們似乎可以對這場官民沖突的依法解決抱有樂觀的期待——盡管這是當地官權極不情願的。
然而，就在有人歡呼太石村村民維權取得初步勝利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南方都市報》就「太石村事件」發出國內媒體的首次報道的當天，9月12號上午9點左右，番禺官權再次喪失了起碼理智而陷於使用暴力的權力瘋狂：出動63輛警車、近千名防暴警察和治安隊員，封鎖並進入了太石村，強行砸開村委會大門，把該村財會室的保險櫃抬出，搶走財務資料。在此過程中, 防暴警使用了高壓水喉對著守衛財務資料的高齡女村民猛沖，致使數人受傷，48位村民被警察抓走。在番禺官權的這種瘋狂鎮壓的背後，仍然是孤注一擲的利益計算——決不能讓關鍵證據曝光。
與此同時，一直在廣東幫助太石村村民的郭飛熊先生和呂邦列先生也遭到迫害。郭先生9月13日神秘失蹤，至今下落不明；呂邦列先生在9月19日被拘留，胳膊被扭傷。
太石村村民們之所以提出罷免動議，源於他們懷疑村官在土地買賣中涉嫌腐敗，相關證據就在財務室中。所以，自太石村村民提出罷免動議以來，當地官權就千方百計地要盜取財務室內的相關證據。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派出大批警力沖進太石村打人抓人了，也不是第一次企圖搶劫村財務室的關鍵證據，而村民們也已經不是第一次冒著被打被抓的風險，除了進行靜坐、絕食的非暴力反抗之外，也一直在頑強地守衛著村財務室，等待著公正透明的開門檢驗。所以，當地官權在作出妥協之後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突襲太石村並強占村財務室，顯然是為了在相關罷免程序和調查取證正式開始之前，搶先一步奪取並銷毀關鍵證據。由此，暴力性的偷襲強奪與巨大腐敗黑洞之間的關系，已經昭然若揭。 通過強盜般地施暴而搶劫了關鍵證據之後，一直隱藏在幕後的指揮者大概松了一口氣。於是，番禺區區委書記徐金海和區長駱蔚峰開始走上前台，該區的報紙和電視也開始抹黑村民維權：
9月14號晚上7點左右，番禺電視新聞報道稱：太石村一些人借罷免動議，非法聚集村民，妨礙當地官員日常工作，影響大局穩定，政府予以肅清。
9月15日，《番禺日報》刊載《番禺召開魚窩頭鎮太石村近期情況通報會》的報道和評論員文章《依法辦事 從我做起》，兩篇文章都對太石村村民的合法的非暴力維權提出嚴重指控：
1,少部分村民「非法集結」，「無理取鬧」，「圍堵並占據村委會」，「封鎖村財務室」等；
2,部分人為達到某種目的，煽動部分村民不按法律程序，多次圍堵阻撓區鎮工作組及村干部進行工作；
3,連續到村辦公大樓靜坐示威，拉橫幅標語非法集會，要求罷免村主任，造成村部工作完全陷入癱瘓狀態。
4,由於不法分子的介入，使事件愈演愈復雜，已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以上四項指控都是官權慣用的強詞奪理和顛倒黑白，其目的無非是把「合法維權」歪曲為「違法犯罪」。
與此同時，兩篇文章都高度表揚了當地的官員和警察：
1,區政府領導高度重視太石村的問題。區委書記徐金海、區長駱蔚峰等領導多次召集會議，專題研究太石村的問題。區委書記徐金海要求有關部門要站在講政治的高度，從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高度，積極穩妥地處理好太石村的問題，全力以赴，維護農村大局的穩定，並指示有關部門要積極做好政策法規的宣傳解釋、疏導工作。
2,為了使被圍困一個多月的太石村村委會辦公場所能夠盡快恢復正常辦公秩序並迅速對該村財務進行審計，執法部門決定在9月12日上午對經勸告仍然占據在太石村村委會的村民采取清場行動。
3,清場行動開始前，番禺區公安分局和鎮的宣傳車反復播放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讓村民明白遵守國家法律的重要性，但守在村委會的部分村民毫不理會政府的勸告。整個清場行動約半小時，執法部門將滋事分子帶走並依法進行了處理。
4,在清場行動中，執法人員均遭到滋事者無理阻撓及粗言穢語侮辱謾罵，但執法人員仍然依法依規，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村民的過激行為導致了幾名民警受傷。
然而，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的陳述卻與當地喉舌的報道完全不同。艾曉明教授是目前中國極少數多次為底層維權仗義執言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她家就住廣州市番禺區，在此次事件中，她也深入到太石村，用錄像機記錄過村民維權的情況；以她一貫的良知作為和實地見證人的身份，她的陳述應該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她在寫給溫家寶的公開信中，陳述了她了解到的如下事實：
有關番禺太石村要求罷免的經過，9月12日的《南方都市報》已有報導，當時您正在廣東考察，您在報紙上一定看到了這位80歲老人的照片：但她目前完全不是這副模樣，8月16日警察和村民發生沖突時，這位老人被警察摔成重傷，因骨折癱倒病床；在番禺區人民醫院骨科病房，她整個前胸像穿了一件防彈背心一樣貼著黑膏藥。早在8月16日的警民沖突中，一位年老女村民就被警察摔成骨折，現在仍然癱倒病床，她整個前胸像穿了一件防彈背心一樣貼著黑膏藥。
也是在8月16日的警民沖突中，一位年僅17歲的少年馮錫元，頭部被警棍重擊，腹部也被踩了一個大腳印，二十多天了腳印依然歷歷可見。這位少年的母親是啞巴，姐姐沒文化，父親每日在醫院陪床，深陷貧困、焦慮和恐懼。
9月12日早上，無數防暴警察、警察和治安隊員沖進村裡，迅速封鎖了村部前路段，並開啟高壓水龍頭向村部沖灌，當場抓走了48位村民。而村民在這裡守護財務室的帳目，希望能夠維護證據，以待查證落實有關本村財務不清的問題。假如村民不守法，他們和她們何必在這裡守護一個多月，苦苦等待政府對罷免動議的認可？
在9月12日暴力查賬過程中，太石村民為了防止暴力，一直是讓那些沒有能力反抗的婦女和老人守護村部，而受害最大的恰恰是這些婦女和老人。一位七十多歲的孤寡阿婆說：她們被高壓水龍頭沖倒，全身濕透，從地上爬起來，水龍頭再對著她們沖。兩個警察扭她的胳膊把她扭上車，上車後，她穿著全身濕透的衣服不停嘔吐。她還證實到：警察勒她們的脖子、扭送到車上，她們哭聲一片。
在拘留處，除中午吃過飯外，從下午大約1點到深夜的13個小時裡，她們不但沒有吃過晚飯，連水也沒有喝到。
一位70歲的「犯罪嫌疑人」在因病取保候審後說：他看到兩位病情更嚴重的女村民，一位躺在急救病床上，身上吊著瓶子；另一位一直抽筋不止。到今天下午3點鐘，距她們被抓已有50多小時，家人完全不知她們現在在哪裡。村民找了鎮上、區上三家醫院，找不到她們的下落，至今死活不知，令家人焦急萬分。
一位81歲的「犯罪嫌疑人」，警察將他的肩關節嚴重扭傷。
至今還有24位村民被拘留，五十歲以上的有10位，年齡最大的69歲。
太石村民舉首問天：這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嗎？村民的人權在哪裡？
至此，我終於領教到番禺區官員們令人唾棄的無恥，也終於知道了策劃和指揮這一切的背後元凶的名字：區委書記徐金海和區長駱蔚峰的。這兩位官僚已經用暴力來回答了「太石村民舉首問天」：這就是共產黨的天下，黨天下就是要踐踏人權！
自太石村村民的非暴力抗爭以來，呈現在國內外輿論面前的最醒目對比，就是官權的野蠻與民間的文明。
無論是自覺還是自發，普通村民所表現出的政治素質，那種知法守法用法的理性自覺，那種對法定民主權利和非暴力原則的雙重堅守，那種不畏強權及其專政機器的勇敢，完全有資格獲得「政治紳士」的美譽。當我從百歲阿婆在孫子的攙扶下來到登記現場，鄭重地遞上身份證身份證和按下手印之時，我的心中不能不充滿謙卑的敬意。
然而，面對非暴力的村民合法維權，區委書記徐金海和區長駱蔚峰的應對卻盡顯「政治流氓」之態，既有官權的霸道和陰險，又有黑社會的野蠻和下流。他倆倚仗著手中的壟斷權力和專政工具，肆意地執法違法，粗暴地踐踏人權（包括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甚至對老人和村婦都可以痛下狠手。
更卑鄙的是，兩個小官僚們既想撈取「尊重法律和民意」的美名，又要以此來掩護他們銷毀不利於自己的證據的厚黑手法。所以，他倆一直在玩弄兩面派的伎倆，以至於，在短短的兩天內就公然翻雲覆雨：一面承認村民的罷免動議合法，派人去村裡進行罷免動議簽名核實工作，並於9月11日上午在太石村村部貼出罷免動議已獲通過的政府公告；一面在9月12日出動大批警察偷襲村民、劫掠村財務室和打人抓人，隨後又把太石村村民的合法維權指控為「非法集結」，動用「喉舌」來抹黑村民和蒙騙社會；一面不得不在9月16日讓村民舉行選舉，一面又抓走幫助村民的人大代表呂邦列先生。顯然，抓人拘人的目的是為了給官權的暴力鎮壓制造合法的借口。
番禺區的兩桿子都變成了兩位小官僚的私具，警察變成了他倆的打手，媒體變成了他倆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至今為止，偌大中國的近千家廣播電台、近二千家報紙、三千多個電視台和九千多種期刊，居然只有兩家報紙發表過對太石村事件的報道和評論（《南方都市報》9月12日的《太石罷官調查》，《人民日報》9月14日《有感於村民依法「罷」村官》），而且，這兩篇文章只談「罷村官」的正面意義，卻沒有對番禺官權施暴行為的任何記錄和評論。至於其他媒體，一律保持矜持的沉默，無異於助紂為虐！換言之，正是中共的喉舌體制為地方官們的無法無天提供了強大的制度保護。
在此次太石村事件中，番禺區官權也許能夠取得現實的「勝利」，太石村村民也可能吞下「失敗」的苦果，但在民間道義評價中，官權的「勝利」是可恥的失敗，村民的「失敗」是榮耀的凱旋！
如果著眼於中國的未來，那麼在記錄中國走向民主化的歷史上，太石村村民的名字必將被鐫刻於「功德碑」上，而中共番禺區委書記徐金海和區長駱蔚峰的名字也必將被記入「罪惡錄」中。
2005年9月16日於北京家中（《民主中國》0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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