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安培採訪報導) 中國突發的「群體性事件」迅速增多的趨勢繼續引起注意。中共組織部副部長李景田最近表示，當前中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進入關鍵時期，有些矛盾集中顯現，並因此發生了一些「群體性事件」。李景田認為，國外記者不應該把這些事件稱為「騷亂」。記者安培邀請貴州的時事分析人士曾寧先生和美國民間人權組織「中國大赦」負責人張先梁先生就此進行討論。
記者：中國最近發生一起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呢，是發生在今年六月份安徽一個學生被一部汽車撞了，而且遭到汽車司機的毆打，引起公憤，一些群眾聚集起來燒毀了撞人的汽車，而且處理的派出所也受到圍攻，警車被砸。那麼這種突發性的事件不斷增加，顯然已經被認為是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首先請問曾寧先生，您看中共組織部這位官員為什麼要把這個事件稱之為「群體性事件」，而不允許稱為「騷亂」？
曾寧：我覺得這很能說明問題，很有意思。作為中共政府的官員，不太願意接受或承認這些「群體性事件」具有政治騷亂性質，更願意把它大事化小，或者自欺欺人，把它僅僅稱之為「群體性事件」。事實上，這些「群體性事件」背後真正的原因，往往是民眾的情緒高漲，直接針對的是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現在執政者的很多違法亂紀的一些行為，應該說這一系列事件的性質都是具有政治性的。
記者：張先梁先生您的觀點呢？
張先梁：我覺得這一點也不奇怪，我們知道中共政府歷來就是會用一些代名詞來代替一些民眾不滿的情緒，最顯示例子的就是六四事件。對六四事件，中共政府自己有多重不同的講法，從「政治風波」到「反革命騷亂」，又到「政治事件」，就是用這些代名詞來掩蓋事件真正的嚴重性。比如說，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總是把失業稱做是「待業人員」、「下崗人員」。
所以這些事情就很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當局自己也承認，是改革開放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也就是社會矛盾無法得到解決。其實中共政府現在就坐在一個火山口上，群眾不滿的情緒完全可以憑藉著任何一個導火線，而充分的發洩出來。就是說，中國這個龐大的專制制度，很有可能被壓在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所壓垮。
記者：中國的一些學者也認識到，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於群眾的利益被侵害，茅頭往往指向基層政府。中國的公安部部長周永康說，分析這些事件，基本上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非對抗性，基本上屬於經濟利益訴求問題，而沒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如果地方有關部分高度重視妥善處理，絕大多數是可以預防處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決，老問題、新問題、新矛盾交織在一起呢，有可能釀成大禍。那曾寧先生，您怎麼看周永康這番話？
曾寧：中國群體性騷亂事件以後發展其實是會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在於民眾的經濟訴求，包括其他的政治或社會訴求，很難在現在的體制下得到解決。如果按照周永康先生這種說法，「群體性事件」是不會得到解決的；因為地方政府的官員不可能解決得了中國社會現在根本存在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或社會體制深層次的矛盾。只有中國政府的最高決策部門，通過他們，首先在主觀上進行體制上的變更，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所謂的民眾的經濟訴求背後的政治原因和社會體制原因，我想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記者：除了這種所謂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呢，中國的上訪大潮也令人關注，不少的人到北京去上訪，反應心中的不滿。那麼國家信訪局的新聞發言人最近表態，針對目前「極少數人非法串連聚集擾亂信訪秩序」的現象呢，說是要「依法維護信訪秩序、依法維護人民權力」。張先梁先生，您看這番話意味著什麼？
張先梁：這個就充分說明他使出了強硬的一手，就是用各種的方法進行鎮壓。比如說對信訪人員進行勞教等等，這是一些不需經過審判就能實施監禁的一種做法，我們以前把他稱做是勞教集中營，是完全違反人權的，也是違反法治的。
我們知道中國的信訪辦長期以來，正是因為他們有很多事情沒有很好的處理好，所以這種事情就難免會愈演愈烈。人民群眾心中的冤苦沒有地方訴說，老遠的路跑到北京來告狀，想告訴你們上級領導，結果還是不能得到解決，或者受到很無理的對待，那他當然要告訴別的人，因為中國也沒有一個新聞自由可以讓他去講這些話。
那麼如果你就把這個就定為是互相串連、無理取鬧，要進行鎮壓的話，那就實在太沒有道理了！中國共產黨不是說代表人民嗎？不是三個代表嗎？但是它連人民群眾的那些冤屈都解決不了，反過來要用一種強硬的手段來進行打壓，那就是把人民逼到絕路上去了，如果這種逼上梁山的事情一再出現的話，那麼社會矛盾就會愈來愈嚴重。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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