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點《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

學者因身置大陸，點評的字里行間，多少還存有一些不平之氣，請讀者理解和批評。

正文：

　　拜讀大作《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題目似應改正為《創建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才不致詞不達意），想與作者細柳營先生交換意見，遂成此文。文章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引號裏的你的原文；一是括號裏的我的評駁。

其一﹕「推崇孫中山 的中國民主理論當然是無可非議，為大家同有的共識。」（我們要以這個「無可非議」的「大家同有的共識」作為誰也不能違反的共同綱領，來辨析我們相異之外的是非。）

其二﹕「而如辛先生這樣如此（？）推崇蔣介石著實是令人吃驚。」（其實，你只要讀了辛先生的書，就會明白，辛先生早已「吃驚」在先，幷預料到讀者會吃驚。像你這樣學習《中共黨史》「獲得全校第一」的人，比起別人的「吃驚」來，恐怕會加一個「更」字。

其三﹕「我們閱讀歷史，也應該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面對歷史的事實（對！），而不是以個人的情感和需要隨意作撥高誇耀或貶低剔削的炒作。(這可就說得不對了。「閱讀歷史」怎麼能進行什麼「炒作」呢？只有宣傳歷史或如你寫「簡評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才有可能「以個人的情感和需要隨意作撥高誇耀或貶低剔削的炒作。」)「而辛灝年書中所缺乏的也正就是這點實事求是的精神的。」（依我看，辛灝年不是，你是。因為你在文中居然會說「江澤民也有一部「民主」的憲法，雖然上面還有「四項原則」，但那僅是暫時對付腐敗集團「太子党」的一副安魂劑，事實確實是如此。」──事實是你對江澤民也太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了！你把他涂抹得也太好美好了些罷！）

其四﹕「辛灝年的書中至少有三個原則問題值得置疑和商榷。其一：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和蔣家王朝的許多腐敗其實已是歷史的定論，而不完全就是中共的刻意的宣傳。」（我們不知道對蔣介石和蔣家王朝的這個「定論」是誰做的？是你還是中共？看你的用語，顯然還是中共的那一套話語，是照著中共的定論來「定論」的。我倒是勸你多讀一點我們大陸學界對現代史的許多反思著作，這樣你才會知道，你所說的「定論」，正在被懷疑、被駁斥、被推翻，是「定」不下去的了。這才是《誰是新中國》一書所依賴的事實基礎和歷史基礎。當然，如果你還要滿腦袋地按照共產黨那樣「定論」下去，甚至還要學著共產黨一樣，要對蔣介石繼續地栽贓下去，那就是你的事了，與辛灝年何損？至於你企圖通過三個例子來證明共產黨和你對蔣介石及蔣家王朝的共同「定論」，甚至還要扯上魏京生「本來就是毛澤東的『紅衛兵』麼」，扯到「現在台灣執政的民進党精英領袖們」，更扯到「聽友人說高先生〈指辛灝年先生，辛先生本名叫高爾品〉的身體不是很好」，就實在有些令人感到你這個學醫的在寫文章時是不是有些昏然不清。當然，你那一句「辛灝年不懂，在軍事上一貫是以成敗論英雄的呢！」才真正表現了你的市民心態。因為楚漢之戰，項羽雖是失敗者，却被世代傳為英雄，雖然是悲劇英雄，他得到的依然是歷史和人民的尊敬和惋惜。蔣介石亦然。）

　　其五﹕「辛著非常推崇的是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從字面看（你想從什麼看？還能從什麼看？）或許這個「憲法」確有許多民主的詞彙……他甚至說「……能與美國的憲法相媲美」（首先，你想用挖苦的話來貶低「這個憲法」，就已經陷入了評論不公。其次，胡適確實評價說這部憲法比美國的憲法還要民主，你有些少見多怪了。再就是，從你文章的字裏行間來分析，找不出你說《中華民國憲法》本身一個「壞字」，倒是說了許多好話；但因你畢竟心不甘，情不願，所以，你還是要說，從「歷史的真事實出發，我們就看出蔣『民主』的虛偽性，專制的真實性」。這就是說，你的意思是，《中華民國憲法》就算是無可指摘的好憲法，壞就壞在蔣介石沒有實行它。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就第一個層次說，既然你都說從字面上來看「是好憲法」，那末，辛先生推崇這部憲法就是完全正確的，無懈可擊的。至於第二個層次的問題，首先需要確立一個參照系，然後進行比較，最後來評質的優劣、量的多寡。因為，若與美國比較，在憲法的實行上，恐怕蔣介石本人也是甘拜下風的。若在同一國度內，讓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進步派」相比，這就用得著你說的那個詞語，叫做：「相去甚遠」。因為毛澤東對憲法，已經不是實行不實行的問題，而是破壞、任意糟蹋的問題。例如劉少奇，他是根據憲法，由人大代表「選出」的國家元首，毛澤東個人就可以罷黜他，讓紅衛兵拳打足踢他，最後把他殘酷地迫害至死，死時白髮二尺長！然後由林彪繼承他的權位，竟然寫進憲法裏！憲法成了何物？按民主的理念，你下届是否當選，猶屬未知數，怎麼能連接班人都「法」定下來了呢？其實，遠在1947年儲安平在《觀察》雜志發表政治專論，近在2003年葉劍英的干女兒戴睛接受新世紀電視台專訪，時間雖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兩人異時、異地、異口同聲說：「國民黨的民主、自由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的民主、自由是有，無的問題。」對此，你的意見如何？同理可證，你說的專制獨裁和腐敗是蔣失敗的原因，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只要把你的論點放進實驗室中，將中共作為對比組，我們再來看化驗結果，就會知道，中共的專制獨裁和貪污腐敗到了何種程度！蔣介石與之相比能有資格稱作「小巫」嗎？但中共為什麼不失敗呢？而反貪污腐敗，反專制獨裁的偉大的「六四」運動却慘遭失敗了！可見還需要再對另外的更多，更複雜的因子來進行實驗才行。）

　　其六﹕「他（蔣）將 『雜牌軍』 放到內戰的第一綫，企圖利用中共的手來消滅這些異已（你倒是說說看，雜牌軍應放在第幾線？「嫡系王牌」都是在第幾線？）不想人家調轉槍口，成了葬送他 『嫡系王牌』 的關鍵軍事因素。」（其實，這些雜牌軍在某一點上是不「雜」的，他們清一色地是具有封建割據性質的大小、新舊軍閥，連共軍一鍋煮，全是一個味道。毛澤東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够存在？》這篇「雄文」，剝皮見骨地講，就是靠雜牌軍這個寶貝；而《井崗山的鬥爭》就是他黨同伐異，對搞封建割劇之檢討。別說放他們在第一線，就是放在最末線上也一樣是要倒戈，你就是讓他當上總統，居美國福地，不仍要倒戈去自投羅網？李宗仁便是例子。人們送了「倒戈將軍」名號的大軍閥馮玉祥，是蔣介石把他放在第幾線他倒向共產黨的？而他們之所以養成了倒戈的習性，是由於在軍閥這一面來說，是無義戰的；在具有封建復辟的性質這一點上，他們與中共是臭味相投的，所以李濟深倒戈得更早。說這是造成國軍在戰場上失敗的一個原因，是能够成立的；但比之「商湯的軍隊臨陣倒戈使周朝的軍隊取得勝利」，却是大謬不然，失之於不倫不類。）

　　其七﹕「在 『親善睦鄰』 概念下掩蓋的賣國途徑，為的是維持他的獨裁統治，這種政策不論是在抗戰初，還是在抗戰勝利後，都會激起人民的反對，這也就是蔣介石最終失敗的必然原因之一。」（你作了對比，用「一直知道」的事實證明「當時國民黨確實是消極抗戰」，而且「又暗中採取有利於日軍的行動。」共產黨的謊言和定論，真是在你的身上化血為肉了！我勸先生找幾本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全面歌頌蔣介石國民黨抗戰的書來讀一讀吧，共產黨的解放軍都不聽共產黨的謊言和定論了，先生你還要在海外逆國內「人民軍隊」之反思潮流而動，實令人為你汗顏……你還說你知道人們參軍，「他們參加的都是新四軍，都是共產黨的隊伍。」我確信這是如你說的「一個真正的事實」。不然，共軍怎麼能在「長途逃亡」後留下二萬來人，經過八年抗戰，竟擴展到一百二十萬人？辛先生在該書525頁說：「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党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 中才 『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辛先生在書中說得好，戰爭只有創傷，戰爭豈能創強？除掉他「不打敵人卻乘機擴張……斯言是何等地透徹？）

其八﹕你說：「筆者出生在江南，自小一直（？）聽長輩講到抗日戰爭的事。」那麼，你看到或聽到過新四軍打日本嗎？那怕打一仗也算。你看到或聽到過有為抗戰而犧牲的將領嗎？也是，只要有一個就算。相反，新四軍專門攻打血戰台兒莊的抗日英雄韓德勤部，這便是皖南事變的真相。再者，你總該看到辛灝年書中揭露的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與日本勾搭、通敵賣國的史料吧？國內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潘漢年》中，我們也能看到這方面的某些情節。我們都知道毛澤東說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情：一是打倒蔣介石，一是文化大革命。都是內戰：前者是國內內戰，後者是黨內內戰。他是專打內戰〈包括抗日時期的所有「磨擦」〉，不打日本的。豈止是不打？還要破壞，還要通敵賣國，還要謀害抗日的忠良（如彭德懷），還要在竊國之後接見各界日本朝野頭面人物時再三再四表示感謝說﹕要給日本發一個大大的獎章，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當過毛澤東秘書的部級高幹李銳，在所著《廬山會議實錄》上，就載有「毛把彭打日本」當成咬住不放的大罪狀。這一點幾乎是盡人皆知的。這是毛在廬山7月31日常委會上的有關講話，如未看過《廬山會議實錄》的人就不知道了。其時參會者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懷、彭真、賀龍，旁聽的有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地點在毛的住處樓上。有關我們話題的是﹕毛說：「打蔣介石十年，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林彪趕緊認錯：「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共產黨員中如有抗日行為，頭腦就是不正常了，發熱了），是弼時作的決定（反正弼時已死，死無對證）。」毛接著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林彪落井下石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毛緊接著說：「……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彭德懷認錯了說：「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該書第223頁）這本書可是由中共的出版社《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現在讓我和你一起來領會「最高指示」﹕

1、抗日一來，蔣介石為什麼突然漂亮了？其實，只要看看毛本人當時的表態，就知道「為什麼」了。1938年9月29日，毛致函蔣委員長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大」上，作對外公開的「新階段」報告稱：「國民黨有他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北伐），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蔣介石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的愛國的黨員。」有人說，毛澤東句句是謊言，黨內，黨外都受他騙了。就像說他句句是真理一樣，兩者都不對。他騙人的高招在於他確實說過許多真話，幷且在說真話對他有利，說假話會遭致損害的時候，他是堅決要說真話的。說假話只是在最關鍵之處，最必要之時才拋出的點睛之筆。為了騙人，真話，假話，兩手都要硬。就像你受了《中共黨史》假話的騙，蔣介石却受了他比這多得多的「真話」的騙。可你既知道了真，又知道了假，就算是後知後覺，也不該再咄咄作怪：「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才真叫是讓人啼笑皆非又令人作嘔的敗筆。」以我看，多了不用，就單憑毛澤東前面這幾句話，蔣介石當民族英雄的條件，就綽綽有餘了。辛灝年的論據是四條，你如能駁倒，它自然就是「敗筆」，你就不用徒然作嘔了。如駁不倒也沒關係；更是證明作嘔毫無道理！因為你本人就是醫生，我就不用提醒你看醫生去檢查一下：嘔吐神經是否出了毛病？

2、毛的騙術舉例。他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產前途》一文的「兩種方針」一節中寫道：「蔣介石先生和全體愛國的國民黨員們，希望你們堅持自己的方針〈簡要說是「守土抗戰」〉，實踐自己的諾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以事實回答敵人的侮辱。」這就是你說的「他一面以豪言壯語 『鼓勵』 那些異已與日軍拼命，但一方面又暗中採取有利於日軍的行動，如讓日軍多佔地，如與日軍勾搭，如事後以不勝感激涕零之至來「回答敵人的侮辱」。可見你細先生「毛」冠「蔣」戴了；說成是「顛倒黑白 」也一樣。」

　　毛還說道﹕「全國軍隊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共產黨人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國共兩黨親密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毛澤東選集》四卷本317頁）。現在清楚地暴露出毛澤東真的一套，假的一套，陽奉一套，陰違一套，玩得國民黨和全國人民團團轉。他的「公開宣言是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實際上，別說「親密」，連「合作」都不存在；別說「保衛國土」，更別說「流最後的一滴血」，而是「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肯為保衛國土流出最初一滴血，就是「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就要挨批鬥，直到在文革中讓你「流最後的一滴血」。俗話說：「賊不打，三年自招。」這些事實真相，可是毛澤東紅口白牙親自道了出來的，既然已真相大白，就讓中華兒女世世代代傳下去：抗日的兩種方針，一是國民黨的四字方針：「守土抗戰」；一是共產黨的六字方針：「讓日本多佔地」。中共方針的形成應該歸功於始作俑者，是毛澤東與那些「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的沒有喪失民族良心的黨員，進行了嚴重的鬥爭，「後來才統一認識」，統一到毛澤東的這個思想上的。這一賣國方針，賣國哲學，就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最關鍵組成部分，作為傳家寶第三代，江澤民便活學活用地為「讓俄國多佔地，才愛國」。毛接著說的「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與彭說的「才搞武工隊」，是一碼事。這也就是你「一直知道」的，「他們參加的都是新四軍，都是共產黨的隊伍」，但新四軍從不打日本，卻專打抗日的國軍的原因」。

3、彭德懷雖然在百團大戰後就貫徹「十六字方針」，「對守紀律比較注意」，不再打日本了，但直到1959年，他還要向毛認錯：「……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為什麼彭德懷打日本是幫了將介石的忙呢？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國、共各自在忙什麼。這可以從毛抗戰初期一面致函蔣委員長稱「凡我國民無不景仰」，一面批評那些景仰蔣委員長的党員們「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來看出個究竟。好一個「不久以後的敵人」！那就是說他對抗戰後的內戰已成竹在胸，志在必打，志在必勝，幷為蔣委員長羅織好發動內戰的諸多罪名，如後來製造的「摘桃子」呀一類賊喊捉賊的鬼話。現在呢，任你日蔣火併，我則在養精蓄銳，積蓄力量，將來我才好打你這個疲憊不堪的半死老虎。毛蓄謀已久，早把內戰之箭搭在弦上，八年時間專門做這一件事情。以他決不妥協的一頭碰到南墻上的性格，以他有備無患的軍事優勢，以他秉持的決不與人分享政權的列寧主義政治原則，來對付苦命的被裏三層外三層的矛盾所重重困擾的蔣介石，無論怎樣計算，「打」都比「和」對他有利。他利用和談之時機，布置好戰場，特別是東北戰場，然後撕破協議，就把罪責嫁禍於蔣，這不就是他已得逞的既有的如意算盤嗎？

　　蔣介石苦什麼命？歷史的宿命。辛亥革命後，聯俄的結果，導致引狼入室。共產黨在俄共的指示下，對國民黨「採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興妖作怪的政策」（汪精衛語），讓國民黨永無寧日；軍閥為患，蔣總司令要北伐，一股軍閥之力即可超過國民革命軍之力，而况又有中共心腹為患乎？國民黨內部，左派，老朽派，少壯派，組織渙散，派系林立。總司令在內外夾擊中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內外夾攻，就是他，也是中華民國苦命的內容。國外有日本、俄國侵華亡華，汪精衛、毛澤東們裏通外國；國內有以中共為勁敵的武裝叛亂，張治中、李濟深們吃裏扒外，張瀾、郭沬若們跟著起哄；黨內既有舊軍閥出身的李宗仁、馮玉祥們的同床異夢，更有共產黨潜勢力的無孔不入，從孫中山的夫人到蔣介石的兒子，到陳布雷、傅作義的女兒，直到黨、政、軍等機要部門幾乎共牒遍佈，例如國防部副部長吳石就把重大軍事機密都送給了中共；這樣，國軍豈有不敗之理？至於國民黨內的腐敗問題，大家從蔣介石生前死後的事實，接近他的人都說他不腐敗，但說他周圍的人確有腐敗現象。就連毛澤東也說過：「蔣介石不愛錢。」那麼，他是懲腐不力的嘍！也可以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的敵對力量之總和太强大了，搞得他焦頭爛額。他只有兩隻手，能够捂得住幾個窟窿呢？當然，這樣通情達理說明情况，卻沒有否定你說的「蔣家王朝的許多腐敗。」你說的「蔣家王朝」，中共說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或賣國集團）」都是這個意思。用這些同義詞語撰寫歷史，則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舉行北伐大革命，打垮了封建軍閥；這個賣國集團還領導了抗日，儘量不讓日本多佔地，最後，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抵抗外國侵略的全面勝利；最後，蔣家王朝被共產黨毛澤東打敗了，退到台灣，又實現台灣經濟的騰飛，將台灣推向了民主繁榮境界。」）

　　其九﹕「辛灝年在很多問題上立論不清而自相矛盾。」（依我說，把「辛灝年」換成你的名字「細枊營」，就恰到好外地說明你這篇高論所具有的語無倫次，思想混亂，語病連篇的性質。讓我們舉證以明之……「至於蔣介石（當然不止他一個，還是用你科學概念「蔣家王朝」吧！） 『將台灣推向中國五千年來前所未有的民主繁榮境界』， 『推動了台灣人民公權力的保障和發展。』 不用多說了，就請高爾品去問一下現在台灣執政的民進党精英領袖們，看他們能否認同，他們是怎麼說的，再來討論我們的問題吧。」（你就直接站出來推翻辛先生的論點不就得了，何必扯大旗搬出戰勝了國民黨而執政了的民進党精英呢？明明你知道他們與蔣在統、獨上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讓你的死對頭來評價你，公平嗎？光用指出陳水扁夫人訪美時把宋美齡貶作軍閥夫人，就一切都昭然若揭了。不知道你跟辛先生有什麼「過節」非要去民進黨那裏尋求標準答案？我要是陳水扁一定受龐若驚得一跳三丈高！然後作出最否定的，否定到不低於像「軍閥」這般惡毒的評價，以表示不辜負你的抬舉。）

至於你說的，「台灣的民主曾經有過對大陸產生影響的優勢機遇。」（依我說，肯定不是蔣家王朝創造的「優勢機遇」，因為他們剛被你作了否定。往前是日本皇軍，往後是李登輝、陳水扁。日本皇軍的民主影響大陸；這怎麼有一絲可能呢？肯定你是指李、陳的民主曾經有過對大陸產生影響的優勢機遇了。）還有你說的，「而台灣經李登輝和陳水扁在台獨的末路上越走越遠，已經在中國民主事業這個領域失去了原民主社會帶來影響中國的那點優勢。」（哦！原來不是李登輝、陳水扁創造了、而是「失去了原民主社會！你轉彎摸角了老半天，九九歸一，還是不得不承認，是蔣家王朝將台灣推向了那個 『民主繁榮境界』，帶來了影響中國的那點優勢。」你細柳營（假名吧？）先生對陳水扁他們也玩弄得太殘酷了。好不該先是把人家抬得高，為你當炮灰，然後又把人家罵個狗血噴頭，跌得很重。不過你却也毫不留情地打了一個帶響聲的耳光在自己的臉上。而唯一的贏家是你搬起石頭要砸的「辛灝年」，因為你繞著地球轉了三八二十四個圈，最終還是落脚在辛灝年的立論上。你說說倒是「辛灝年立論不清自相矛盾」呢，還是你自己？

我有必要再補充一點：1995年和去年，《世界日報》均載，根據民進黨作的一項台灣民意調查，蔣氏父子最受擁戴；被某些人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反倒名列第三。這一點也為辛先生立論提供了群眾的認同度。總之，與你的「簡評」相反，大多數讀者都對《誰是新中國》一書評價很高，認為辛先生是以鐵的事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闢的見解，準確的語言，通情達理而又毫不含糊的態度，審慎而勇敢地進行著撥亂反正，發掘著、闡述著、捍衛著歷史的真實。還是讓我來運用一位女音樂家的思路，來陳述我對此書的認定：它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它更是歷史，尤其是文化，最最歸根結底的是：良心。）

　　其十﹕「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一邊標榜他自己是 『民主』的，而且以實現 『民主』 作為他著作的主題，而另一方面又稱蔣介石失敗的重大歷史錯失之一就是 『權威領袖不威』 。而怎樣才算 『威』 呢？ 他從新權威主義的認識觀點出發認為就是要對文化自由進行限制和鎮壓，一句話就是不讓文人開口。」

（這是你提出的辛「自相矛盾」的又一個例證。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講，廢除權威幷非絕對正確和總是對實行民主有利的。我們不要徒托空言，要結合歷史的實况來分析。如果蔣介石不接受在大陸「錯失」的教訓，仍按著你的高論去做，那麼，就一定會出現一個「一定」的結局，即毛澤東聲嘶力竭地喊出的「一定要解放台灣！」那還會出現「台灣的民主曾經有過對大陸產生影響的優勢機遇」呢？還會有鄧小平的不「解放」了，而定為「回歸」呢？還會有現在的暫時不「回歸」也行，只要不搞台獨就三定為維持台海現狀嗎？也難怪，大陸人民對毛澤東的權威和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已經身受其害，故爾談虎色變，毛骨悚然；究其實是在演「杯弓蛇影」的故事。你界定的「威」是「要對文化自由進行限制和鎮壓……不讓文人開口」。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說的共產黨不是「文化團體」，而是「武化團體」。蔣介石，主要地講是武人，立意在「武」，所以他的「威」是「要對武化自由進行限制和鎮壓……不讓武人開槍」。辛先生說：「良性獨裁」，「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民主力量面臨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是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採取的革命手段。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誰是新中國》第340頁）。所以應把你說的「一句話」改正為：「不讓復辟」。可見，作為革命領袖的蔣介石的威權和作為歷史學家的辛灝年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都是站在了歷史的正確方面。

然而，緊接著，你又雲裏霧裏地說了一大段﹕大家可以看到這恰恰就是專制獨裁的特點……江澤民就算是沒有 『錯失』 的民主領袖，現在就不讓高爾品說話，而且不讓他回國。因為這樣還有個重要意義，就是防止他罵我 『民主』 的江澤民，而去為 『叛亂叛國』 的魏京生效命，最後在魏京生之流的 『專政』 下被處決被迫害……這樣的邏輯想必高爾品也是難以接受的吧？」（這裏，你打了個馬虎眼：我江澤民的「民主」和他辛灝年所指的「民主」是形同質異的。所以你在立論上，雖然用的是在形式上同一的詞「民主」，但在實質上是犯了一個邏輯錯誤，叫做「偷換概念」。我學著你說，「如果這麼說彎子還轉不過來，不妨打個比方。」大家都知道，「解放」這個詞的詞意是「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詞典》上還註明：「特指推翻反動階級。」為什麼台灣人民不但不歡欣鼓舞地歡迎「解放台灣」，反而害怕「解放」和反對「解放」呢？通俗地說竟有人反對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而甘願受反動統治和殘酷剝削嗎？別說台灣，就說香港和澳門吧！為什麼祖國把你們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你們却那樣地害怕和反對解放呢？逼得祖國要跟你們訂個條約，保證不解放你們，不讓你們過上美好的社會主義生活，保證讓你們在暗無天日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繼續受罪，保證50年不改變你們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你想想，如果不是共產黨把「解放」糟蹋得一塌糊塗，怎會出現這樣荒唐的邏輯呢？至於你說江澤民「現在就不讓高爾品說話，而且不讓他回國。」你還真別說，還真的有一位中共大員邀辛先生回國，條件是他不支持法輪功。辛先生回答：「你們不真改，要是真改，回去坐牢我也回去！」浩然正氣哉此言也。中華民族為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而驕傲！你這次扯上了魏京生，讓我們看看下一次，你又是如何扯上他的？）

　　「當魏京生才到美國時，克林頓總統非正式會見他，問到美國政府能够為中國民主做些什麼？魏不會回答，只是說不要輕信中共。……其實當時回答講一句至關重要的話，能使中共感到無限的壓力。就是讓美國出售更多更先進的武器給台灣。協助台灣軍隊實現改裝，客觀上對鄧小平末期黑暗民心向背的中國形成軍事上的反攻態勢。」（最後一句中，「向」字改為「相」字，成為「……末期黑暗、民心相背的中國……。」這樣就表達清楚了你的意思。我所以不僅提意見而且提建議，是由於我們有擁護孫先生民主理論和爭取、捍衛中國（包括台灣）的民主的共識，才有此好心情；但對你充溢著全篇的「作嘔」的口氣，却有著無法掩飾的反感。見諒！

我覺得魏京生的回答和你的回答都是對的，但前者對中共是致命的一擊，將顛覆它安身立命之地。遠的不說，從抗戰時期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內戰時期大學生「大米洋面反饑餓」，1957年知識分子幫助党整風劃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和造反派被「先奸後弃」，在在說明中共行為的一貫性。有兩個代表人物，在生命的終點上才有所覺悟。一個是吳晗的臨終遺言：「悔不當初」。一個是劉少奇無可奈何的哀鳴：「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這也說明中共行騙的普遍性，對內騙內，對外騙外，互相欺騙。而它騙術之高超性在於使受騙者患上頑固不化的受騙症，拍著胸脯表態：「我永遠相信黨！我所受的委屈，包括家破人亡，也只是母親錯打了孩子。」國民黨與共產黨談判，談判幾次上當幾次。就連你我，對能不能弄清楚過去所受的騙？都不敢說句大話：「今後決不會再受他的騙！」國人尚且如此（魏京生也說自己如此），而况洋人乎？你所詆毀的《誰是新中國》，也僅僅是辨真假，別善惡，清除中共今昔之謊言，讓別人不要輕信。我敢說，你不用怎樣中共，只要全國人民，首先是知識分子，和全世界人民及各國政府都能識破其真面目，做到「不要輕信中共」，它就會其怪自敗。汝學醫，我以醫喻：這無異於將厭氧菌置於氧氣之中。相比之下，你那個「讓更多的先進武器給台灣」，雖然也對，但只能影響病表，不能根除病根。這是由於魏京生比別人更坎坷的經歷，使他具有了與中共打交手戰的豐富的感性認識以及他本人勤於思考、善於思考而內化成的思想深刻性的表現。他會寓深刻的見解於輕鬆、淺顯的談吐中，是深入淺出的高手；如果只能淺入淺出，就算說得不錯，恐怕也只能算是庸人之見。

以上多是你「破」別人的見解，「其三」才是你的「立」。）

　　其十一﹕「……在歷史遺產的基礎上致力於客觀造就一個新中國，一個新世界，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這個歷史任務確實需要我們這代人來完成。這需要一個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聽友人說高先生身體不是很好（這不是前言不搭後語嗎？兩者怎樣能直接連扯上呢？），筆者是學醫的，從醫學心理學的角度看，很清楚如果一個人畢終生經歷從事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業（何以見得是「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業」？你要「客觀（？）造就」的新中國、新世界，畢終生經歷是十拿十穩地可以實現的嗎？）其終生目的造成的社會心理壓力就不能導致身體健康；相反如果他的事業在望，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事業，他的心情一定是開朗的，身體一定（？）會是健康的，也是長壽的。」（人的健康，固然心理是個因素，但非只此而已。遺傳、環境、生活起居……不但不能排除，也不能說居於次要地位。某一因子如作片面性的惡性膨脹，就會導致癌。在你的論述中，癌化傾向嚴重存在。對於辛先生而言，名譽、地位、利益這些別人視為標志「成功」的東西，他不是「求之不得」，也不是你說的「成功在望」，而是「成功在握」。然而他却弃之如敝履者何也？乃見義（yi）忘利（li）者也〈所以標上拼音，是怕給習慣性地顛倒過來〉。他深信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事業的最後勝利屬於最後之努力者。他秉持黃花崗烈士「成功不必在我」〈不是「不在」，而是「不必在」〉的精神，一往直前，義無返顧。他有偉大的抱負，强烈的使命感，故能不倦地孜孜以求。知他者謂他心憂，不知他者謂他何求。他有仁愛的胸懷，熱愛祖國，博愛眾生，不齒那些連肯冒風險的機會主義者都不如的只有眼巴巴「成功在望」，和見到兔子才撒鶯的，把自己裝進保險櫃裏的投機者。人格心理學上，辛先生這種高尚的人格叫做「健康人格」。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心靈純潔而充實，精神振奮，意氣風發，具有頑强的生命力。正如古人有言：「仁者壽」。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那些狗苛蠅營，雞鳴狗盜之輩的卑瑣心理往往是會折壽的。為了自己熱愛的祖國，人民和妻兒老小，也為了民主的敵人，望辛先生格外保重。）

　　「說到高爾品的致命弱點，與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是不懂科學和經濟。」「但是我們必須掌握科學，……。這是民主先驅孫中山先生，以及毛澤東和蔣介石都不曾擁有的，是他們的缺憾。然而我們就擁有（不知這個「我們」圈子有多大？起碼總有細先生，當然不包括孫中山、蔣介石和辛灝年。至於你說這些人物都不懂科學。不知道除你之外，有沒有人相信？但我本人對如下一點是確信無疑的：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科學」。就不用說什麼社會科學了！

接下來就是貴文的結束語，也是你關於「創新」這個主旨的點睛之筆了﹕

　　「歷史將由我們來創造。我們要敢想前人沒有想過的事，設計前人沒有設計過的藍圖，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業。要敢於創造，善於創造，如果說世界是一個創新的世界，其真正的涵義就是這裏。」（除了最後一句病語是你的「創新」之外，其他，從語義到語感，都是拾人餘唾。何必要讓思想貧乏與語言貧乏比翼高飛呢？(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