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 《民工的錢與命》第七集（週六早八點、晚八點）——臺北中央廣播電臺《展望中國》。
主講、策劃：楊銀波。
主持、製作：黃絹。
我們的節目口號是：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展望中國，我們給您在大陸聽不到的聲音，我們給您跟官方不一樣的觀點。
黃：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展望中國》，我是黃絹。剛剛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發生在民工身上的兩起案件（阿星殺人事件、劉長青嚴重傷害事件），接著楊銀波要和我們談下一個案件。
楊：這個案子來自河北省定州市。有一個民工，他是一個舉報人，他舉報了“包身工”的問題。到現在為止，有20多天都沒有找到他——他失蹤了。這個案子牽涉的面非常之大、非常之廣，涉及到了媒體，涉及到了公安，涉及到了政府，涉及到了企業，同時也涉及到了我們還沒發現到的更多人。這個民工叫陳忠明，是四川人，今年42歲，左腿打有鋼板。6月18日，他從河北定州一家磚窯想辦法逃出來，到了北京。之後，他去找北京的員警，打110，可是北京警方告訴他：“這是河北的案子，不歸北京管。”
陳忠明不敢到河北找員警，他不但擔憂磚窯老闆，而且擔憂河北警方在這當中可能存在的包庇行為，更擔憂員警成為迫害他的幫兇，等於說，他對政府不信任。然後，他去找報社，可是被報社推了出來，報社根本不管他的事情。接著，他在一家店裏打電話的時候，碰上一位好心的店老闆，而店老闆恰好認識《新京報》的主編李列。店老闆向陳忠明推薦了李列，李列就想介入這個事情進行調查報導。李列派了兩個記者，一個是劉炳路，一個是張濤。
6月29日，劉炳路、張濤、陳忠明來到河北定州，去的時候居然沒發現情況。大家一商量，就在定州“大世界賓館”開了房間，記者住313房間，陳忠明住308房間。他們三人決定第二天向定州警方和勞動部門報案。結果沒想到，第二天早上8點，兩位記者打開308房間的時候，突然發現：沒人了！而且更糟糕的是，當記者撥打定州110半小時後，記者的房門被推開了，來了10多個人。這些人包括定州市北城派出所副所長胥立軍，北城派出所民警馬建華，還包括不明身份的三個人，其中一人拿著攝像機，對著記者攝像。
而且，還有一個人跟員警一起出現了，這個人就是被陳忠明舉報的磚窯窯主——高保義。這個高保義是這麼“沖”著對記者劉炳路說話的：“你，把那個陳忠明找來，你找來我們可以嗎？你看看我們有沒有這種情況？現在搞得我們怎麼樣？”就這麼一個報導之後，以後就被莫名其妙地壓下去了。但是，不管怎麼說，《新京報》還是終於把詳細報導發出來了。這個案件，使很多記者——尤其是《新京報》記者劉炳路、張濤——心裏非常難過。
我估計：這個陳忠明有可能已經遇害。為什麼呢？陳忠明這個人啊，真的是下定了決心要舉報這個磚窯，我都能估計到他當時的那種急切的心情和堅毅的意志。他找到《新京報》主編李列的那種興奮，那種寄託，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要從定州逃到北京的那種衝動，以及心裏所想到的那種周全的考慮，我特別明白、特別理解，因為他從河北定州逃出來是極不容易的。6月18日，陳忠明向磚窯提出理由，因為他在四川老家出過車禍，腿傷發作，要換藥。當天，工頭親自把他押送到定州火車站，花了156塊錢買了車票，到成都。這個工頭，親眼看著他走進候車室，並威脅說：“如果報案，後果不測。
”
還有一個背景，就是陳忠明在逃走之前，有10多位遭遇相同的工友將身上幾毛幾毛的零錢湊給他，要他出去之後，一定要想辦法解救他們出去。所以，陳忠明的每一刻，都實實在在地載負著、填充著很多人的性命。你可以想像得到，那是“救”出來啊，已經不是一個“監獄”的概念，而是可能一輩子“死”裏面的嚴重後果。這裏面的民工，是“的的確確的奴隸”，非常黑暗的一個狀況。關於“包身工”，其實河北媒體、中央電視臺，以及《中國青年報》都曾揭發過這樣的事情。河北的“黑磚窯”，向來不是什麼新聞，比如你推一車磚，突然磚倒了，車翻了，人走不動了，然後皮鞭就“啪啪啪”上來了，打得很慘，皮開肉綻。
黃：哎……
楊：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不是新聞，只不過當它突然出現一個人們自認為非常和諧、非常穩定、非常美好的社會的時候，就會突然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這種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人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但它的的確確“已經”存在了，“已經”被證明這就是真相了，不容任何自我安慰的人去懷疑和自欺。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展望中國》，我是黃絹。繼續為您進行的是由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為我們主講的《民工的錢與命》。剛剛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發生在民工身上的幾起案件，這幾起案件當然不是偶然的，它們帶來的反思又是什麼呢？楊銀波繼續說——
楊：剛才講到了阿星，講到了劉長青，講到了陳忠明，這三個人：一個是殺人了，現在等待的是一個判決，一個很可能非常殘酷的判決；一個是傷人了，正在逃逸，生活在躲避法律制裁的恐懼和不安之中；一個是出於一種正義，舉報了，然後有可能已經遇害了。他們三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當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們最終沒有選擇政府，也沒有考慮到什麼法律維權，也沒想到搜集什麼證據——其中兩人（阿星、陳忠明）共同選擇了記者。在他們心目當中，已經有了一種很普遍的心理——對官方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
黃：應該是其來有自。
楊：成了間接原因，是一個導致悲劇發生或者說導致一系列悲劇連環發生的間接推動者。當矛盾已經產生，甚至刑事犯罪可以預料地出現的時候，員警，以及勞動監察工作人員（我們稱為“勞動員警”或者“監察員警”），這些人卻沒有具備實效結果的作用。比如說，陳忠明失蹤這件事情，和磚窯窯主高保義一起闖入記者房間的派出所員警，他們是立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這個情況我不清楚，但我想他們自己是心知肚明的。而且，他們和那麼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闖進來，拿著攝影機，表達這麼一番話，是什麼意思？是威脅，還是辦案，抑或某種交涉？
在這裏，我向《新京報》記者致敬！記者的命運啊，他們是高危險的職業群體。有的記者朋友私下裏跟我談：“楊老弟，你不要以為你們的工作有多危險，我們這些打頭陣的，才是高危險呢！”比如有個《南方都市報》的記者，他到一個普通的鄉政府去採訪，結果那個鄉政府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指著這個記者大罵：“你們算什麼東西？我們跟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都打過交道！”
再比如，《新京報》記者最近在北京市朝陽區豆各莊雅居二期工地調查到一個事情：6名民工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討工錢，記者拍了照片，然後工地負責人就安排了三四名保安跟蹤記者，並交代保安說：“不行的話，就打他們。”有一個女攝影記者在工地附近的車內拍攝，被保安發現了，三名保安就把她手中的數碼相機搶走，並把女記者的右臂給抓傷了。另一個記者去索要相機，又被工地負責人踹了兩腳。記者隨即報警，但是十幾分鐘內打了六七個電話，110還是一直無法接通。下午的時候，記者再次去索要被搶的相機，工地負責人把相機存儲卡取了出來，又把相關照片刪除，然後才將相機還給記者。我不知道臺灣會不會這麼嚴重啊，我想請黃絹談一下臺灣的記者情況，就是說如果他們受到威脅，那麼記者是如何回應的？民眾又是如何反饋的？
黃：我想剛才銀波講到的，在大陸願意為底層人代言或者願意幫他們去傳達事實的這些記者們，他們所遭遇的一些威脅，兩地兩相對比，反映出了問題。當然這樣的事情在臺灣並不多，那麼為什麼在臺灣發生的比例會比較少呢？我想，基本上是因為這個社會的人對法律的遵守程度，就是說他知道他要守法，如果他不守法，那麼他面臨的後果會是很嚴重的。可是，如果說你所處的社會，“不守法”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現象，當法律沒有它的尊嚴，當公道、正義、公理都不被人們放在心目當中，這個時候他（她）就可能會採取威脅人的手段，採取暴力的手段。現在大陸的記者經常受到威脅，我想是因為這個社會還很習慣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問題，去解決問題。但是在臺灣，如果記者受到威脅的話，通常記者就在他（她）的媒體公開來了。當然，這個結果就是，這個當事人——威脅他（她）的當事人會受到非常大的壓力。這個當事人也不可能再繼續去威脅這個記者，我想這個事情其實是蠻簡單解決的。
楊：聽你一說，我確實很羡慕目前臺灣記者目前所處的社會環境。不過，中國大陸的記者、新聞人，就我接觸的人來說，我還是很敬佩他們的，因為他們都是真正有新聞理想的人，尤其在廣東。雖然廣東的情況如此惡劣，但是這樣惡劣的環境同時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勇氣、有職業素質和道義擔當的新聞人、媒體人。這就包括《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南方農村報》、《21世紀經濟報導》、《新快報》，以及已被封殺的《21世紀環球報導》；北京還有《新京報》、《中國青年報》。我想，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背景並沒有黑暗透頂。真的是“時勢造英雄”啊，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黑暗的另一面。
剛才我們談的一些案件和現象，看起來都有些極端，它們在我們這個看起來還和和美美，可實際上卻是一塘死水的社會當中，確實讓人感到不寒而慄。真摯這幾天我做夢的時候，都在想這些人殺人之前的那種衝動，想到他們在遇害時那種慘不忍睹的無奈、無助和冤屈，我的身後、夢境，好象總有無數亡魂飄來飄去，心裏覺得很不舒服，很壓抑，很沉重。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就明確提出這幾個案子，既有出於舒緩內心壓抑的目的，也確實想讓歷史記住這個時代所承受的種種災難和罪惡。
另外，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人們去正視那些看不到的、想不到的，或者不願去看、不願去想的事情，因為它們確確實實就是這個社會的真相，有的已經被有新聞理想的部分記者揭露了出來。我覺得，大家應該投入一點必要的時間，來關注這些問題。我的目的，不是向政府施加什麼壓力，不是向海內外展現中國那些見不得人的一面，而是基於一個最起碼的信念：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國格”，應該是——而且必須是——人權！
黃：聽眾朋友，剛剛大家聽到楊銀波今天和我們談到的幾個案件，包括剛剛銀波在敍述當中，我想大家應該能夠感受到什麼叫做真正的“感同身受”。銀波剛剛跟我們說，他談這些案件的目的，並不是在揭露中國的醜惡，而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對身邊的人們的苦難可以感同身受。
楊：聽你這麼一講，我突然想起前幾天我到廣州會見一位朋友。這位朋友有句話，我想送給大家，那就是：走出孤獨。“走出孤獨”這四個字，現在已經被印在了一件T桖杉上，在廣州有很多人都已經穿上了這樣一件衣服。我希望今天的中國人，在這樣一個“末世心態”被佔據的時代，在一個政黨的統治可能漸漸進入一個複雜多變的尾聲的時代，在人們情緒比較浮躁、處境比較糟糕、心靈神經都比較緊張的時代，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要感受到這個世界還有愛，還有“關懷”兩個字，還有足夠的信心去面對將來可能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危險、矛盾和困境。我希望大家能夠走出孤獨，銀波與大家同行，這是我的目的，更是我的誓言。
黃：好，我們謝謝銀波今天為我們主講的這一集《民工的錢與命》。今天的節目，由於節目時間的關係就進行到這裏了。祝福大家週末愉快，我是黃絹，我們下週末同一時間空中再會，拜拜。
注：本文系《大紀元》首寄[首發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