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記者﹕您的《犬儒病》寫作開始於98年，距今已有七年時間。在這段時期內，中國國內知識界犬儒病這種傾向是否有所變化﹖如果是加深的話，是否會有物極必反的轉機﹖
胡平﹕當然是不斷地加深，原因就是共產黨的專制﹔只要專制制度還在繼續，它就不斷地降低人的道德水平。兩個月前在美國國會一個圓桌會議上，我在談中國知識份子狀況時也談到這一點。我們不能說現在胡錦濤比江怎麼樣，但他們都是對知識界壓制的。同樣一種壓制，它持續時間越長，效果就越惡劣。哪怕那種壓力是沒有變化的，一百斤擔子壓在肩膀上，擱一天和擱兩天完全是不一樣的，擱的時間長就使人吃不住了。它必然是不斷地向下沉的狀況，應該說是繼續的惡化。
有時候會有物極必反是受別的原因刺激造成的，像文化革命就是個物極必反的過程。到了76年周的去世，大家都上街了，包括造反派、高幹子弟、老幹部、「牛鬼蛇神」都跑去悼念周，所有人都找到一個共同點了。而原來這些人之間是彼此你整我，我整你很帶勁的。這個過程是當局不斷迫害的結果，越迫害越製造出更多的牛鬼蛇神，使所有人醒悟到毛病原來在這裡。
從更久遠看，例如50年代初期毛的第一場文字獄，是批判胡風的。胡風當時就意識到這是文字獄的開始，他講了這麼一句話﹕「自批判胡風，中國文壇將進入中世紀。」胡風本人是左派，當時是支持共產黨的，僅是因為觀點不同就被打成反革命。儘管他意識到這是政治迫害的開始，但當時大多數人都跑去「打群架」，互相之間你爭我鬥。知識界的頭面人物，老老少少都參加了。到了文化革命前夕，周揚，這位擅長整人的文藝界沙皇，就想起了胡風這句話，因為這個時候他也是自身難保了。就是類似這麼個過程。
現在的情況使人看到一種向上升的趨勢，這從很多受迫害的人，包括異議人士、法輪功人士等身上可以看到。像法輪功本來就只想煉自己的功，和共產黨所做所為完全無關，那麼中共這種打壓就給自己製造出一個新的敵人。這些人顯然對他們的信仰，對維護他們的基本權利不可能抱犬儒主義的態度。另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基本權利受到中共侵犯的人，如下崗的、失業的、拆遷的等等，他們都會意識到正是由於六四那場鎮壓使人民沒有了公開發言的機會，貪官污吏就變得橫行無忌，平民百姓就受到了更多剝奪。這幾年維權運動的興起，也使人看到這個積極的趨勢。
反過來看消極方面，一方面現在共產黨整人中更注意用分化瓦解等隱蔽辦法代替大規模看得見的整肅，另一方面很多中國人在長期運動挨整的經驗中一個個學得很乖巧，變得像驚弓之鳥，人們對政治普遍冷漠、迴避，這就是犬儒主義的表現。當人出於恐懼離開了禁區，就沒有了危險，不感到恐懼了，同時這也使人對任何事不抱嚴肅態度。
專制制度只要存在一天就在降低人的道德水平，不光在降低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也在降低全世界的道德水平。六四殺人時全世界都很憤慨，後來這個政權居然又站住了，那別的國家和他打交道只好把調子放低，那些民主國家在立場上只好做軟化。只要有這麼一個邪惡政權存在，人們不去積極改變它，要和它共處，就得降低你自身的道德標準。這不僅是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也是全世界面臨的問題。
最近美國《新聞週刊》、《時代》雜誌等媒體把中國問題擺得很重，認為中國要崛起。相當一批西方人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崛起是對人類自由的一種威脅，只是把這看作一個很大的商機。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中國順著這個路發展下去就會和國際接軌，睜眼不顧一些明顯的事實，如趙紫陽那樣的人可以把他軟禁至死，像蔣彥永這種國際聞名的抗煞英雄都可以一直被剝奪人身自由，對法輪功的鎮壓一直持續到今天，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對網絡的控制在不斷加強。西方的這些人，包括政客、商人，倒不是喜歡這個專制，而是他們自身的道德水平在降低，就越來越覺得那些事情不是那麼惡劣了。這樣對整個社會都在起腐蝕作用。
就像我在今年六四紀念會上講過﹕與北韓不一樣，中國是個大國，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北韓再這樣或那樣壞對整個人類不會有很大威脅。但是，假定中國不但今天，而且在今後十幾、二十年內都是一黨專制，同時在這一、二十年間中國其他方面有一定的發展，那就將對人類的和平和自由構成非常的威脅。等到那時意識到這點已經是來不及了。
固然，很多人認為中國和美國在實力、國民生產總值等方面還是不能比的，但一個專制社會調動其資源的能力要遠遠超過民主社會。對一個民主社會來說，明明有十分力，她只能用五分，就像美國當年越戰為甚麼會失敗。現在美國如果對伊拉克恐怖份子也採用共產黨的做法肯定會馬上消滅他們，但不可能那麼做，不是沒有那個力量，而是他們有一些自由原則的約束，自己要限制自己的手腳。一個民主社會再發達、再強有力，可動用的力量也打折扣。反過來一個專制政權可動用的力量可非常強。儘管中國十年、二十年之內實力的增長是有限的，但就是這種有限的增長足以造成對全世界的威脅。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致力於推進中國的民主化和政治改革，人類將面臨很大的問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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